近日，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杨恒明的一封“退学声明”，引起了轩然大波。该院教务办公室老师表示，尚未接到他的退学申请。杨恒明也表示，期待事情还有回旋余地。（新京报 2月25日）

引发杨恒明“退学”的是他所称的“苦力科研”，他在声明中称，“如果这样毫无意义的苦力劳动也好意思号称‘科研’，本人的确没有参加也不可能参加。”实验室的工作“就是把工程文件修改修改格式从一个软件流到另一个软件，这种工作对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的硕士研究生，几近于一种侮辱。”

这才是击中公众神经之处。近年来，有关研究生被导师作为“打工仔”被盘剥、被迫做一些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事，不时被曝光，杨恒明以此次提出“退学”，必然博得公众的同情。

而事实上，这也是他用以和导师“沟通”，希望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杨恒明在发出第一封声明后，态度有了转变，而是表示，“大家都能下台、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当然是最好的，对自己最好的是顺利毕业，对学校，希望把其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得到纠正，以利于学校发展，这样大家都会满意，但这决定权在学校和导师手里，我只能看情况予以回应。”

在笔者看来，退学本身就应该作为一种学生监督、评价学校的正常方式。如果学生对学校、教师的教学不满，完全可以提出退学，以此让学校、教师感受到压力，由此重视教育，改变原来的培养方式。

对此，很多人可能会说，退学不是会让学生受损吗?有多少学生敢拿自己的青春开玩笑？在当前的学籍管理制度下，确实如此，退学被认为是一件大事。退学之后，一名学生很难转学到其他学校读书，如果要在读大学、研究生，必须重新参加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而且此前修读的学分也得不到承认。而正是这种僵化的学籍管理制度，造成学校并不重视学生的权益，我国不少高校并不重视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人才培养质量下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苦力科研”问题，也早被舆论质疑，可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变。

要让学校重视学生的权益，提高办学质量，必须赋予受教育者选择权。这包括升学时的选择权——一名学生可以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求学过程中的选择权——学生可以在求学过程中自由申请转学。当学生有充分的选择权，学校就会感受到被选择的压力，一些老大难的教育教学问题，也才会得到校方重视，从而加以解决。

美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领先全球，就实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甚至新生留校率——求学一年之后有多少学生选择继续在本校读书——还是评价一所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这样的办学机制，真正让“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得到落实。学校如不重视学生权益，就会很快被学生抛弃。

我国有必要引进这样的制度，基于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实行高校的全权自主招生和全新的学籍管理，当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退学，退学之后可申请进入另一所学校，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也就得以建立，只有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我国的大学才有望成长为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