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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2006-10-20 13:25:06)

 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2030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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