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老子是一位理想主义大师，穷毕生之力探究天人之道，创立一种并非宗教的宗教，在返朴归真的自然中找寻人类心灵平等的天堂；那么庄子就是用他奔放不羁的智慧为这个目标找到了实现的方法，破除一切有形无形的枷锁，在万物中寻找归于一的道，让无限自由的精神超越一切阻滞与宇宙平等，与万物平等，在人类的心灵深处建立一个平等与超越统一的天国。站在相对的立场上，超越一切高不可攀、贵不可及的台阶和卑不可见、微不可视的桎梏，实现心灵的绝对宁静和自由，这既是其超越的表现形式，也是其追求的必然结局。

他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以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秋水》）庄子通过万物之道，找到它们的同一。个体追求最大限度的平等是超越一切，万物超越的终极是平等。而这种绝对的平等和超越在一定的时空域度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那只有通过绝对自由的精神去追寻吧。于是，他在《大宗师》里写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从而由此达到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从思想中泯除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差别界限，于是乎不知是“庄周化蝶”还是“蝶化庄周”，实现了彻底的平等与超越。

为了推行他的绝对平等观念，反对其他各家的言论，他说：“至仁，无亲”（《庄子·天运》）而“有亲，非仁也”（《庄子·大宗师》）以反对儒家承袭周礼的“亲亲”之说。因为“举贤，则民相轧”（《庄子·庚桑楚》），为确保社会的完全平等，避免人性中超越欲望引发的倾轧，所以要“不尚贤，不使能”（《庄子·天地》）。“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举贤而民自乱，任知则民相盗”；“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乎好知”；“爱民，则害民之始也”。为避免“见利而忘其真”（《庄子·田子方》），他还提出“不利货财”（《庄子·天地》）。由于天人皆归于“道”，他说“天人不相胜也”，来说明人与自然的平等。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全性保真”的境界、获得精神自由，抛弃超越的执着追求。首先，他认为对待生死寿夭，要齐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寿则多辱”。有了这样的认识，人就可以摆脱对于生命本体欲超越有限时空的专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痛苦。所以，生死寿夭不必多虑。其次，对待富贵贫贱，要齐贫富，“富则多事”，何必去追求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人们何必要费尽心机甚至扭曲人性去占有整个森林、整个河流呢？对待得失毁誉是非，也要齐是非。如果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就不会患得患失了；毁誉也要“两忘而化其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因此，庄子说：“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这样人就可以摆脱生命过程中各种超越的追求，不为外物所役，从而心与天地通。

综上所述，老子与庄子洞幽发微的思辩，切中人性中最本质的核心，通过相对主义的方法，实现心灵的完全自由，并由此达到完全的超越和平等，虽然只是脱离现实的玄想，可它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永恒幸福绝不亚于任何宗教。当人们遭遇挫折、失败、痛苦、忧伤疾病、灾难、死亡……谁来安抚人们痛苦的灵魂。对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来说，老庄哲学的作用超过任何一种宗教。正像冯友兰先生所说得那样，我们可以不是宗教的，但我们必然是哲学的。大至国家的“无为而治”，小到个人行为处事的“越礼法而任自然”，从汉高祖到唐太宗，再到陶潜、阮籍、稽康、苏轼之辈，无论是君临天下的九五之尊，还是旷达超逸的洒脱之士，无不深受其影响。甚至于鄙俗如阿Q之辈也有精神胜利法。当其沉陷于“我们祖上比你阔多了”的暇思之时，找到了生命本体精神上平等存在的支点，不也就找到无情世界的慰籍了吗？这诚如列宁所说的：“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毕竟，革命与暴力反抗不是每个时代和时期都可以存在的，在无边的苦难中挣扎的芸芸众生也只好从自身寻求精神解放的寄托，老庄哲学是人性的，所以是永恒的。

对阿Q之辈，虽然鲁迅先生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渺小而卑弱的人们总需要活下去的勇气，仅仅是要活着，正像一位美国诗人所写的那样：I am grass ,let me grow…(我是草，我要生长)。——简捷即是自然，历史由此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