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方愚

深圳从2000年开始遭遇一场风云突变。大批企业将总部从深圳迁出，转而投向发展迅速的上海等新崛起城市。谠缙诘挠呕菡策逐渐失去后，深圳总部经济也开始走下坡路。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日前在一次市委、市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上明确表示，深圳要做珠三角的CBD。这一定位实际为深圳的“总部经济”划定了“势力范围”。（4月20日，中华工商时报）

作为改革的窗口，深圳的经济发展为世人所瞩目，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经济一度低迷，同时由于国家给予深圳的优惠政策不断减缩，许多内外资企业开始将总部迁出深圳。前些时间，业界传言华为、中兴、招行等知名企业将把总部迁出深圳，虽然后来这些企业出面否认，但是依然掩盖不住深圳总部经济目前面临的瓶颈；不光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总部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已引起了各界关注。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总部经济的特征之一，便是企业高、中、低端功能部分的不断分享，在一个全方位外向型的经济格局中，总部经济必然会向外扩张、找寻新的腹地。问题是，如今我国许多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思路，仍然以政策优惠为最大的“诱饵”，恨不得将更多的跨国公司及内在著名企业的总部一口气全部拉过来——这些企业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落入了盲目追逐“凡勃伦效应”的不良风潮当中。

“凡勃伦效应”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当年注意到的一种现象，即消费者购买高价商品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购买商品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与享受，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看看我国许多城市近年来招商引资的姿态吧，动辙以“╳╳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入驻”为荣，仿佛哪个城市企业总部的数量越多，就越有面子，至于总部经济与城市承载能力与发展规划是否相匹配，，抑或含混晦涩，抑或避而不谈。

城市之间这种通过单泛的优惠性措施一味攀比与炫耀的“总部经济”的作法，显然是一叶障目式的狭隘思维。据悉，珠江三角洲一带竟有五个机场，这种重复性建设和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与攀比性的“总部经济”观不无关系。一些城市搞起来“拉客大赛”——你对投资企业的优惠多，我要比你更多，于是地价优惠、税收减免措施接踵而来。事实上，过度优惠其实等于过度歧视，本地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的话语权越来越受到排挤，总经经济不是加固了，而是人为性地种下子不稳定的“种子”。

如果要使总部经济真正“红火”起来，就应当首先抛弃非理性的政绩主义观和偏狭的城市经营思维。不能光盯着总部经济强劲的纳税效应、就业拉动效应、产业积聚效应和经济辐射效应带给自己的名利双收，而应当看到蛰伏在总部经济表层下面的隐患与阴霾。事实上，总部经济必须满足系列严格的条件，比如城市充分的外向性，本土企业平均规模应达到一个基本准线等，同时，它也是有边界性的，超过承载能力的盲目引进得不偿失，甚至使地区经济陷入困境。到时候从来只考虑利害权衡并且极富移动性的跨国公司总部可以“远走高飞”，而我们呢？

“总部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淡漠与偏执的经营思路都不可取，只注重眼前的“红火”而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的攀比陋习更应及早摒弃。笔者认为，一地最主要、最有潜力的经济主体仍是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当国外大企业总部纷至沓来选择中国的时候，联想却将总部转迁到了纽约，虽说与其收购IBM的PC业务有关，但不能再承受本土的高税收也是事实。“总部经济”使本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边缘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