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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克鲁格曼(2008-10-13 22:16:03)

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据说是银行贷了太多钱给美国穷人,他们还不起钱,引起连锁反应。

 

但这种认识是线性的、技术性的。是不是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探寻这个问题。这是个有趣而特立独行的人物,从他十年前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到不久前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诺贝尔委员会把经济学奖授予他,怎么看都像是对今次全球金融危机乃至未来经济萧条的一个回应。

 

美国怎么了?但愿我们眼睛不要总盯着华尔街怎么了。华尔街上只是一些操作者或者操纵者,它背后应该有更深刻的原因:美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克鲁格曼的《美国怎么了》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比如给一个对比数据: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大公司主管与普通员工的薪资收入差距是40多倍;而到近年,这个差距则扩大到370倍。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听任贫富差距一路扩大下去,那它一定会出问题。

 

问题就在于,如果贫富差距到一定程度,低收入阶层实际上已经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美国次级贷危机,本质上就是低收入阶层没有这么大能力分享经济成长的好处,而贪婪的银行家们却硬把果实塞到他们手上。

 

那么,为什么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除了由美国的世界地位决定,是不是也因为贫富分化加速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遍病症?日本的大前研一在哀叹“M型社会”也就是中产阶级社会在日本的消失;中国就更不要说了,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早已经名列世界前茅。

 

当然你也可以找出充分理由,来证明金融危机与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至少有一点我想大家都不会否认,放任贫富分化一定会出问题。一个国家会出一个国家的问题,世界则会出世界问题。以前解决问题是靠战争;今天呢,金融危机哪怕经济萧条,总比战争好一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笃定就完全不会有战争。有人分析,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就有转移国内经济不景矛盾的考虑在里边。

 

当然,作为严谨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并没有这样联想。他只是指出,从里根开始的右派政策,已经对罗斯福新政反动得过了头。无限制鼓励自由竞争,放弃政府居间调节的责任――美国怎么了?美国已经变得超出像克鲁格曼这种自由知识分子的良知所能容忍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可能美国是该变天了,共和党主导近30年的自由放任政策,该让位给更接近富兰克林·罗斯福主义的民主党来试试了。当然克林顿也是民主党,但他实在是个异数。三五十年一个政治轮回,该把机会重新给民主党了吧。

 

凡事矫枉难免过正。当初罗斯福新政不下猛药,恐怕美国很难走出经济大萧条,同时也给美国造成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贫富差距缩小带来社会平等,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这也为日后打破种族歧视制造了心理基础。设想若是在里根主义的氛围里边,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恐怕根本不可能赢得社会广泛认同――这世界无非谁有本事谁出头,没本事你有啥资格谈你也有一个梦想?但另一方面,过分平等的机制又造成美国竞争力的不断下降,终于酿成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世界经济衰退。

 

里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上台,他要重新激发美国的竞争力,必须放任发挥每个人的自由竞争意愿,尽量减少政策限制,于是不断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正是在这种近似丛林法则的政策下,美国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繁荣,还有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收益的新技术革命,以互联网为代表。

 

由此可见,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最好的政策。无非你想要什么,你就往哪个方向去走;等到走不动了,出问题了,再走回头。这次金融危机,或许可以理解为共和党政策弊端的总爆发,但某种意义上它也只是矫枉过正的代价。

 

回到中国,我们仔细想想改革开放30年,不也是这样吗?从邓小平到朱镕基再到今天;甚至左派右派之间反复博弈,在每一个年代,能够占据当下话语主流的思想观念,都努力把自己包装成政治正确甚至唯一真理。但是,一旦形势变化,立刻显得似是而非。放任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潮前些年成为政治正确,而今天已经不怎么有人提了吧。

 

        今天的情形是,恐怕全世界都要为原教旨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分化买单了。当然,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只是在完成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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