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公关》，方刚著，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研究卖性给女人的男人，群众出版社2012年出版。即日起开始在博客连载部分内容。

第二章，研究方法

第１节　为什么选择质性研究和田野调查(qualitative research）

本研究之所以不使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因为事出无奈，同时也因为，质性研究对本研究而言是最好的选择。

不选择定量研究，主要理由为下面四点：

1. 本研究要考察的性少数人群的生活，游走于法律的边缘，高度隐秘。他们对“外来人”均将持警惕与防范心态。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接受问卷调查的方式，更不可如实在地纸上写下自己的真实经历与感受，所以，本研究无法使用问卷调查；

2. 本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无法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即无法进行符合定量调查要求的抽样、选择符合要求的调查对象；

3. 本研究目的不仅为“了解”事实，更是寻求“理解”男性气概实践中潜在的运行规则，这些都是无法转化为定量的问卷调查的。定量的问卷调查侧重于测量，而质性研究则侧重于理解，这是由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特性决定的。

与定量调查相比，质性研究对本研究而言是理想选择。

质性研究的目的是就某一个研究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注重对研究对象（特别是他们的内在经验）获得比较深入细致的解释性理解，因此样本一般比较小，采取的是“目的性抽样”的原则，即抽取那些能够为本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或事。这又称为理论性抽样，即按照研究设计的理论指导进行抽样。本研究选择男性性工作者为研究对象，就是具有清楚目的性的抽样。　　

质性研究的成效不取决于样本多少，而取决于样本是否合适，即是否能够代表本文化的完整的个案。质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样本本身，通过对这一特定对象（通常是比较小的样本）的深入研究而获得比较深刻的理解（陈向明，２０００2000：105１０５）。这些，均与本研究通过对男性性工作者的考察来分析男性气概在实践中建构的初衷是一致的。

　　本研究在具体调查方法上，采用的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田野调查的后期也伴随一些社会学的半结构式深入访谈。之所以采取田野调查方法，是因为研究对象过于隐秘、他们的真实状况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会被外界误解，圈内人与圈外人的观点可能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单纯靠访谈法是无法深入了解和理解这一人群的，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此提供了方便。

　　人类学又有全参与观察与半参与观察之分，笔者自我定位属于半参与观察，虽然没有参与性交易的具体过程，但与性工作者在夜总会这样一个田野中共同工作，近距离接触，打消了彼此之间的隔亥。

而且，质性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密切关系，研究者应该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进行研究（Owens,1982）。所有这些均决定了本研究主要采取田野调查法。

　　第３节　二，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

２００６2006年4４月至5５月，笔者在深圳市的ＦＨFH夜总会，以“客房营销员”的身分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林哥，是我进入ＦＨFH夜总会进行田野调查的“引路人”。在2005２００５年年底，我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进行男性性工作者研究，寻求信息帮助”的启示，林哥是较早与我联系的人。我们通过网络即时聊天工具QQＱＱ的交流，建立了信任。林哥利用他在深圳的各种资源，帮助我寻找可以进入考察的田野。在经历许多次碰壁之后，终于获得了ＦＨFH夜总会客房营销部经理申哥的许可，同意我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在他的部门里工作两个月。申哥，便是我进入所考察的田野的“看门人”。

对“看门人”申哥，我从一开始便说明真实身份与意图，说明自己要进行男性性工作者的调查，同时保证在使用信息的时候不透露任何可能使读者识别出当事人身份的内容，而且明确表示希望论文正式出版前可以请申哥先读一遍，一来更正对田野与行业的误读，二来也对不该透露的信息进行把关。当然，对于申哥的支持给以足够的物质回报，也是我们合作的重要前提。得到了申哥的支持，事情便顺利起来了。

到深圳之初，我便同申哥深入讨论了我该以何种身份进入田野、是否公开研究意图等问题。考虑这些问题，既是为了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也考虑到了研究的伦理规则。申哥深知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如何既能够很好地完成我的考察，又能够保证我个人的安全，不伤及各方面的利益。在申哥的建议下，我最后决定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方刚”这一真实身份和与真实姓名进入了田野，申哥又对外讲我是一位铁哥们儿的铁哥们儿。事实上，正如引路人林哥所说，在深圳没有人关心别人的事，我进入夜总会后没有任何人问及我的身份，所有人都只认为我是一个“来赚钱的”。

　　我曾想象“博士生”这一身份仍然可能令一些田野人员感到阶层距离，不利于沟通。我很快发现自己多虑了，在那样一个夜总会中，甚至在深圳这样一个城市，是否有钱才是判断一个人阶层的唯一标准。夜总会中人刚听说我是“博士生”的时候，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敬佩，但当看到我也一样和他们打工，特别是当听到我说“学历高有什么用，还不如你们有钱”的时候，便完全释然，毫不觉得我有什么地方优越于他们了。甚至，有的人还对我表示同情，说“读书有什么用”之类的话。

　　我曾设想，如果被问及自己为什么来夜总会，便说是研究深圳的娱乐生活。但我很快就发现，根本就不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所有人都自然地认为，我是因为经济困难，来打工赚钱贴补学费的。

　　这，就是深圳的地区符号，更是夜总会这种田野中普遍的思维方式。也正因为这样的思维，我得以在田野中生活了两个月。其间也有多次风险，许多尴尬，但在“看门人”申哥的帮助下，总体而言顺利平安。

考虑以何种身份进入田野时，研究伦理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隐瞒真实目的无疑有助于我获得真实性信息，但是这一隐瞒，是否算对田野中其它人的欺骗呢。这，其实是学术研究中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二难论题。笔者所做的只能是：我时刻警惕着，无论是调查阶段，还是论文写作阶段，均不让自己的行为对田野及田野中成员构成伤害。我将田野中人士视为我的“信息提供者”，我努力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同时，本研究中将删除一切有可能使别人识别出这家夜总会及其中工作人员的私人信息。虽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研究受损，但这可以成为对伦理规则的最大尊重，所以我不得不有所放弃。

我离开深圳后，还一直与几位信息提供者保持着私人联系。我曾在北京帮过他们一些忙，我希望这可以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

在进入田野一个月之后，我渐渐对一些相处较好的信息提供者透露我准备写一篇关于他们的论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人表示担忧，甚至有人表示明确的支持，并且接受了我的深入访谈。我想，这是因为交往中对我建立了信任。

所以，我的田野调查又可以分作两部分工作：１，参与观察和；２深入访谈。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观察到的，与访谈到的，同等重要。本研究分析中，以引用信息提供者的谈话为主，但这些谈话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从正式的访谈中获得的，绝大多数是在参与观察中听来的，或聊天聊来的。参与观察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对田野及行业情况耳熟能详，可以对聊天及深入访谈获得的材料进行辩伪。有了参与观察的经验，笔者对信息提供者任何回避或掩饰的说辞都高度敏感，能够立即意识到。

　　笔者以客房销售员的身份，完全是夜场中的“自己人”，信息提供者无需防备我。同田野中各种人的广泛接触，可以将得到的不同信息进行相互验正、辨伪，同时，长期在一起工作，也使得即使是无意的“说慌”也很容易被发现，这些均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如果单纯用访谈法的话，一些问题绝对不会想到，也不会问到。但在参与观察时都遇到了，成为重要的研究信息。参与观察时的聊天又并非漫无目的的闲聊，进入田野两个星期之后，我已经有意识地在聊天中梳理信息提供者的生命史了，这便将访谈法也运用到田野调查中。田野调查后期的深入访谈更使得信息变得全面。

　　笔者作为田野一员，生活在田野符号中，对信息提供者的经验做到了感同身受。进入田野之始，笔者对于聊天时研究对象所说的一些“弦外之音”反应麻木，而两个星期之后，则已经能够立即听出他们的话中话了。较长时间的相处，也使得笔者得以观察到一些信息提供者经历的变化，了解他们与田野及田野中其他人的互动。而这些都是单纯的访谈法、问卷法等绝对无法获得的。

当我无法与田野中人士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如抽烟、喝酒、吸毒、偶发性性行为）时，我的参与观察程度受到一定影响，也影响了我与部分信息提供者建议更亲密的关系。但我也努力通过其它方式建立亲密关系来消解这一负面影响，比如在谈话中和信息提供者找到共同点（如在性的价值观上），建立亲近感，也包括在经济上让他们觉得我“够哥们儿”。同时我也几乎对田野中日常接触的每个人都认真地解释过我回避这些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比如我不抽烟和喝酒，是因为我１９19岁时一次醉酒之后患了痔疮，痛苦很长时间，即使在手术之后只要抽一支烟也会立即便血，饮酒也便血，再加上对健康的全面考虑，便早早地戒了烟酒；对于吸毒，完全是因为恐惧，幸好在ＦＨFH夜总会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恐惧吸毒；对于回避偶发性性行为（主要是和田野中的女孩子），我的解释是如果戴安全套我就会“完全不行了”，而如果不戴安全套又非常害怕艾滋病和性病，这一解释在我的信息提供者当中获得了普遍的接受。他们中许多人还会认为，已然将近四十岁的我不像他们那样渴望做爱。田野中还有人会替我做出另外的解释：“书虫，酸！”或“读书读呆了”。让我欣慰的是，我的这些解释都是事实，我没有欺骗他们。

虽然笔者已经努力去获得“真实”、“全面”的信息了，但还是要说明，在质性研究者看来，被研究者没有一个唯一的、固定不变的“真相”，研究者也无法穷尽被研究者的“真相”。很多研究者都认识到，研究永远不可能客观，自己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人”。“质的研究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量的研究所谓的‘客观现实’的‘真实性’本身，而且被研究者所看到的‘真实’、他们看事物的角度和方式以及研究关系对理解这一‘真实’所发挥的作用。”（陈向明，２０００2000：３８９389）

　　　　　第５节　三，研究者个人背景的反省

质性研究非常看重研究者个人背景对研究的影响，研究者的个人经历、经验、理念、知识结构等均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研究。

质性研究者承认自己的研究承载着个人的价值倾向，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对研究现象的一种理解和解释而已。因此，他们不必受到事先设定的“科学规范”的严格约束，在建构新的研究结果的同时也在建构着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陈向明，２０００2000：８8）。研究者的个人生活和工作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个人的经历和看法不仅影响到个人从事研究的方式，而且也可能成为对研究本身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经验性知识（陈向明，２０００2000：９０90）。

研究者的自我意识不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对象世界，而且可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的表现，而且是一种意义的给予；而在这个意义的给予中，研究者本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者也是一个行动者，是组成实地的一个部分；研究者本人的工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结果的性质（Cicourel,1964:30）。

这些均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认真反省自己，了解自己在建构研究结果的过程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正因为此，笔者在田野调查阶段，在资料分析与写作阶段，一直在观察与思考我的角色、个人身份、思想倾向、我与信息提供者的关系等所有这些因素对研究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察与思考并不意味着要排除或否认这些影响，而只意味着要重视这些影响。

笔者认识到，曾经的记者经历使我对隐秘的人群与生活方式充满好奇，高难度调查的挑战是促使我选定男性性工作者这一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便在田野调查中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对“隐秘”的兴趣而忽视社会学的整体观。

笔者在学社会学之前具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背景，这使得此研究在微观互动层次上的分析较重，虽然笔者也一再留意论述这种微观层次的互动是如何受社会宏观性别秩序的宏观影响的。

　　笔者个人的人生经历，使得我对支配性男性气概的实践有一种深刻的反感与抵制，这一倾向无疑也影响到此研究中的分析。

此项研究之前，笔者便受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影响较多，在分析阶段，我便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先入为主地解读获得的信息。但是，我的研究结果是否仍然受到了我已经有的这些学术背景的影响呢？这仍然是值得留意和检讨的。

事实上，异性恋的、生理男性的、支持性革命的、正读博士学位的……这些身份均影响着我的田野调查、研究与写作。质性研究者认为，不可能存在绝对客观的学术研究，所以我们只是尽可能地客观，并且分析哪些因素阻碍我们不够客观，如何阻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