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会被别人当成媒体专家来咨询。人家客气点儿，还会加上“资深”二字，然后拿出自己所做的媒体，或者正在酝酿的创刊方案，征求我的意见。我便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专家表情说，我感觉毛病有两处，一是蓝图不够清晰，二是贯彻不够坚决。
其实，这两句话不用翻看那些样本或者文案，就可以脱口而出，因为这几乎是所有媒体的通病。
所谓蓝图不够清晰，是因为许多媒体往往并不是真正出于市场需求才予以操作，它们往往是因人设事或因钱设局。因为老板有兴趣做一份媒体，因为老板有笔待烧的钱，因为要为一个不好打发的干部安排一个位置，才做起这份媒体。纯粹站在市场角度，我们几乎看不出这份媒体有什么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必要。
还有一种可能，则是编辑理念和办刊思路的大量拷贝和高度重复。在这个行业，人员的流动性非常频繁。我曾经开玩笑说，名片公司要为媒体从业人员专门设计一种名片盒，根本不用一百张起印，三十张就够了。因为这些名片不等发完，这哥们可能就已经换了工作。报刊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创刊号、改刊号、增刊号，往往就是这些在其他地方混不下去或分赃不均的人轮流坐庄，再在我这样说着千篇一律的办刊理念的所谓资深媒体专家的策划下产生的。
作为一个精神产品，其智慧含量和原创性都高度缺失。我们经常说，任何媒体都应该有两部“宪法”，一部是出版流程，所有工作都应该严格按照流程时间来管理；另一部是编辑方针，所有主题策划都应该围绕着本刊的编辑方针实施。遗憾的是，往往第二部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就存在诸多语焉不详的模糊地带，或根本没有触及的空白地带，并且频频“修宪”，屡屡“升级”，使整体的编辑方针呈现严重的摇摆不定。即使有了清晰的蓝图，往往又会在贯彻的过程中出现摇摆。媒体是一个需要决策者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和决断的行业，问题是，许多决策者往往不能果断地说出“不”字，对不符合本刊“宪法”的内容予以拒绝。
就像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爱情一样，许多媒体在没有更多选择、没有更多回旋余地的初创阶段，能够把自己的办刊思路体现得很清爽，而一旦成熟起来，品牌和影响力建立起来之后，就会出现诸多芜杂的因素，对原本清晰的蓝图给予稀释、扭曲和颠覆。
就拿《读库》来说，我也许会设立一条标准，即不要余秋雨老师这样的人来写稿子。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条纪律可能很容易执行，因为你没有那么高的稿费，也没有那么大的面子，人家余秋雨老师可能根本不会为你写稿子。问题是，当你有可能约来余秋雨老师的稿子的时候，或余秋雨老师主动把稿件送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对余秋雨老师坚决地说一句“抱歉，只能割爱”？
其实，这两句话不用翻看那些样本或者文案，就可以脱口而出，因为这几乎是所有媒体的通病。
所谓蓝图不够清晰，是因为许多媒体往往并不是真正出于市场需求才予以操作，它们往往是因人设事或因钱设局。因为老板有兴趣做一份媒体，因为老板有笔待烧的钱，因为要为一个不好打发的干部安排一个位置，才做起这份媒体。纯粹站在市场角度，我们几乎看不出这份媒体有什么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必要。
还有一种可能，则是编辑理念和办刊思路的大量拷贝和高度重复。在这个行业，人员的流动性非常频繁。我曾经开玩笑说，名片公司要为媒体从业人员专门设计一种名片盒，根本不用一百张起印，三十张就够了。因为这些名片不等发完，这哥们可能就已经换了工作。报刊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创刊号、改刊号、增刊号，往往就是这些在其他地方混不下去或分赃不均的人轮流坐庄，再在我这样说着千篇一律的办刊理念的所谓资深媒体专家的策划下产生的。
作为一个精神产品，其智慧含量和原创性都高度缺失。我们经常说，任何媒体都应该有两部“宪法”，一部是出版流程，所有工作都应该严格按照流程时间来管理；另一部是编辑方针，所有主题策划都应该围绕着本刊的编辑方针实施。遗憾的是，往往第二部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就存在诸多语焉不详的模糊地带，或根本没有触及的空白地带，并且频频“修宪”，屡屡“升级”，使整体的编辑方针呈现严重的摇摆不定。即使有了清晰的蓝图，往往又会在贯彻的过程中出现摇摆。媒体是一个需要决策者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和决断的行业，问题是，许多决策者往往不能果断地说出“不”字，对不符合本刊“宪法”的内容予以拒绝。
就像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爱情一样，许多媒体在没有更多选择、没有更多回旋余地的初创阶段，能够把自己的办刊思路体现得很清爽，而一旦成熟起来，品牌和影响力建立起来之后，就会出现诸多芜杂的因素，对原本清晰的蓝图给予稀释、扭曲和颠覆。
就拿《读库》来说，我也许会设立一条标准，即不要余秋雨老师这样的人来写稿子。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条纪律可能很容易执行，因为你没有那么高的稿费，也没有那么大的面子，人家余秋雨老师可能根本不会为你写稿子。问题是，当你有可能约来余秋雨老师的稿子的时候，或余秋雨老师主动把稿件送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对余秋雨老师坚决地说一句“抱歉，只能割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