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崖下的思念
                                                
    将军崖这个名字，不要说是名不见经传，就连那卷帙浩繁的地方文献、历代志乘以及大倍的地图上，也找不到它。可是，本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岩画委员会送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上，它的名字赫然在目。
这是因为，将军崖下有着一个举世瞩目的岩画点。
将军崖下的乡民世世代代陪伴着这幅画，而文化人先与这稀世之珍擦肩而过,继而，又共行过几个难以回避的误区
岩画发现之初，人们投向它的目光，充满了希异、怀疑或惊叹：有人说，那是附近磷矿工人的游戏之作；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先躯苏秉琦称它为 东方的天书 ；一位权威学者还声称它是岩画在汉族地域的唯一发现，1981年的《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许多报道和介绍也都依循着这个判断。
198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岩画分布图上，中国的版图内，竟是一片令人不解的空白。
显然，以整理人类文化遗产为己任的国际权威机构的学者和大员们还不知道中国的东南沿海保存着一个密集的涵盖丰富的岩画群体 
中国文化史的载述早已提出警示，中国人是最早记录和研究原始岩画的民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韩愈和九百多年前的宋人欧阳修都对福建的仙字潭岩画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二百多年前的《嘉庆新安县志》也就香港的石壁岩画作出了较为详细的陈述。    
1981年4月4日，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的拓片在国家文化局古文献研究室的会议厅展出，这座被称为 红楼 的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校舍曾经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讲堂。如今，一场关于史前艺术的重大课题又在这里展开激烈的论辩。
与会者中，有人热情而激越地称颂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说它是目前难以释读的一本远古人类的自述；有人却以为它是不是文物还值得研究；还有人说它的时代很不清楚：早，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晚，可以延续到先秦乃至两汉  现场采访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组的记者分别作出了口径不同的报道，虽然这些新闻稿都出自我一人之手。因为我必须综合会上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为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写出代表全体与会者的鉴定意见，又必须依据自己对这一原始岩画的认识另写出一篇署名文字，在《光明日报》的《史学》栏中发表，推断将军崖是原始社会的遗迹。
中国考古学界第一流的学者们面对着将军崖的拓片反思：我们过去大多喜欢把眼睛盯住中原，可是，被称为民族摇篮的中原大地竟然没有一处岩画，东海边上却出现了一大片新石器时代的石刻。这些议论不啻是一篇划时代的学术宣言：中国大陆在一个黄河文化摇篮之外，还有一个沿海文化起源地带。
这个沿海文化带正是太平洋文化圈上最大的一个弧，将军崖则是这条弧上最具阐释意义的切点。
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考古学兴起，许多学者发掘了大量的中州古文化遗址，成为长期以来过分强调 中华文化黄河中心论 以及 中原文化辐射作用 的学说依据，从而忽视了对沿海地区原始文化的关注。与之相反，中国古代的著述家历来重视沿海地区的上古文明。比如，司马迁记载五岳时以东岳为首；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中所说的九州，一半以上在沿海地区。
论辩从学术界影响了新闻界，也影响到管理机关。198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根据省文管会的意见，公布将军崖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时代用了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 约当于夏 。这块制作考究的保护碑在将军崖下昭示多年。
不久，将军崖岩画画面的岩石上出现了裂缝，据说因为它压着五千万吨高品位的磷矿。于是，一场原地保护和搬迁保存的论辩又激烈地开幕。还是在那座历史性的纪念建筑五四大街的红楼，我和磷矿的老矿长不期而遇，自然又是一场严肃的论辩。走出红楼时，我和这位教授级高工亲热地握手作别，并相视一笑： 我们都是为了事业  
是的，这些误区的跨越，这些论辩的深入，正映照着人们对将军崖岩画的强烈的责任感，是向史前先民的艺术创意倾诉着诚挚的爱恋。
我曾经有几个整天在将军崖下静坐，我抚摸着画面上的每一根线条，以为那是流淌着艺术源泉的血管脉络，我在寻觅着它的流向，寻觅着它流向东海、流向太平洋的脉络。
仰赖着将军崖岩画激发的灵感，我先后写出了《将军崖岩画遗迹的初步探索》、《将军崖岩画与原始农业》、《少昊之虚辨》、《少昊氏稽索》、《少昊文化与太平洋文化圈》、《少昊氏与朝、日民族》、《将军崖岩画与女娲的古史传说》  并由此推断日、韩民族是少昊氏东迁的分支。在中、韩两国尚未建交之际，带着这些论文走进韩国庆熙大学的教授会馆。
将军崖的文化激越，使我把目光从300平方米的连云港岩画投向拥有5000万幅岩画的太平洋原始艺术群。在对韩、日、俄、澳大利亚以及港、澳、台地区岩画的考察和考订的基础上求助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委会，作为国际岩委会的中国籍委员，我得到了切实的支持，以致能将将3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处岩画点图版置于我的视野之下。上海文化出版社迅速地表示了对我的研究课题的支持。
回忆那些辛劳的日日夜夜，我没有放弃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时光，包括平安夜、除夕和大年初一。朝夕晨昏，我面对着上万幅史前绘画和百万字卡片，有勤勉的投入，有苦苦的思索，有狂热和冲动，有赏悦和陶醉，也有颓唐和疲惫  当那些历经了千万年风雨的图案和符号，唱出了雄壮的历史语言和精妙的艺术旋律时，当那些牵挂着远古的线条与我的心弦共鸣时，我可能会乐不可支，忘乎所以，把我的迂腐甚至浅薄以及不应该再有的天真和脆弱暴露无遗。
值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太平洋岩画》获华东图书奖之际，我把她献给创刻将军崖岩画的原始艺术家们，献给为保护将军崖而不计功利的仁人、乡亲。                              
    我怀念将军崖的辉煌，我期盼将军崖文采飞扬！
                                    （〈〈太平洋岩画〉〉1997.12.）
                        太阳石与祭日大典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之前，今称云台山的羽山，一直泊于大海之中。所以，《山海经》说它 在海中 ；《水经注》称它在海州的 东北海中 。苏东坡赞它是海上仙山；吴承恩则依托它描述了一座迷离神奇的孙悟空的海上洞府。
羽山东麓，有一处俯临浩瀚的山峰，因山石峻峭，层峦叠嶂，人称东磊。
这就是被《尚书集解》的作者孔安国称作太阳升起之处的 嵎夷旸谷之地 。清代乾嘉学派的王良士指称它就是当年的羲和、羲仲举行祭日大典的圣地。
作为经学家，王良士立志要找到这处被古文经典反复赞咏的旸谷之地。他乘船泛海，在中国东部沿海搜寻了几十处海岛，得出的结论是：
 云台在海中，周二百里，为嵎夷无疑。东磊面东为谷，四时旭日所照，奇峰怪壑，异草仙花，必羲和所居之旸谷也。
我为王良士的敏捷所叹服，但我更为他的颇为轻率的推断而感到惊奇，因为他除了踏查和推测以外，并没有列出实物依据和审视当地先民的原始意识。这可能正是旸谷地成为一个千古之谜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东磊太阳石的发现，为这个千古之谜的揭开带来了契机。
太阳石在东磊北侧的渔湾山顶，海拔150米，因刻有醒目的直径大到25厘米的太阳图案，当地的乡民世世代代都称作太阳石。
对于太阳石这个名字，任何一位熟悉《尚书·尧典》以及《史记·五帝本纪》的人都会立刻想到羲仲的东方祭日。较之早年成书的《尚书》，司马迁的记录比较通俗，我们虽不能完全清楚其中的涵义，但有关东方日出，有关崇祀太阳、星云和鸟以及少昊先民从事农作的史事却一看便能明白。
 帝尧者，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孽尾。
太平洋岩画分布广泛，却极少有相关的上古文献作为印证和诠释。文字成熟很晚的大西洋、美洲自不必说，就是被地方志记录过的牡丹江岩画、华安岩画、香港岩画以及被近代汉学家吴京锡记述的朝鲜半岛南端的岩画，大多晚到18世纪以后。有两千年前的古籍可资比照的岩画堪称绝无仅有，这正是东磊太阳石特有的价值之一。
遥想当年尧帝，派人到一处僻在海隅的山谷去举行祭日大典并安排农艺耕作，决不是忽发奇想，盲目而为。羽山东磊地区的拜日礼仪，那些关于太阳形象的刻石记录，也足以使夏王朝的官员们眼花缭乱。
与炽热的太阳崇拜一样，少昊部落的农作技术在东方和中原皆有很高的知名度。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在分析九州风物时，对羽山的农业水利工程以及发展种植的条件皆备加赞誉。
所以，尧帝在命令部属到羽山祭日的同时，又要求他们定居在羽山，发展农作。在他看来，东方羽山农业的发达和作物的丰熟，是受之于太阳的 鸿恩 。
于是，这场在中华文化史上久负盛名的大典就在羽山东磊的太阳石举行。担任这一使命的羲和在完成大典之后，居然也成了少昊部落的成员。根据史籍所分析的少昊氏的世系，羲和是少昊孙颛顼的后代。《山海经》的《大荒南经》还明确地指述羲和是女性，她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壮举就是曾经生下了十个太阳。对此，民俗学家和古史传说的研究者有共同的解释，那就是，羲和氏又繁衍了十个崇拜太阳的部落，而他们都是少昊氏的后裔。
无论是参证古籍载述的史料，还是分析这场祭日大典的主祭人的背景，太阳石的凿刻皆早于那场著名的祭日史事。也就是说，先有羽山东磊地区相沿已久、盛行不衰的太阳崇拜，先有了反映日崇拜的太阳石岩画以及岩画作者所创造的农作文化，才会有祭日大典的举行，才会有夏王朝中心地域的先民东迁、定居并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的活动 
太阳石岩画促成了祭日大典，并且成为这场大典的祭坛，祭日大典又把太阳石的光华洒向九州方圆。（
                                       〈〈太平洋岩画〉〉1997.12.上海文化出版社）
                          岩画中的东方女神
太平洋岩画以人物为第一主题，大量的人面和人体在原始艺术之林中十分突出。
可是，在这些人物形象之中，能够明确其身份，甚至姓名，而又有史籍可堪印证的，实在是太少了。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一位有名有姓的大人物，而且是一位女人，一位东方的女神。
这位东方女神的名字叫女娲，别称女皇。在古史传说中，与她关系最密切的是伏羲氏，但与黄帝、炎帝、精卫、女娃、后羿也有着许多紧密的关联。《楚辞》、《淮南子》、《 抱朴子》、《风俗通》、《路史》、《太平御览》等史书皆描述了这位 能补天 、 能造人 的东方女神。
屈原的《天问》说： 女娲有体，孰能匠之？ 王逸对屈原的话作了注解，说女娲人首蛇身，古代绘画中几乎所有的女娲形象都是人首蛇身。屈原所说的女娲之身体，指的也就是她的蛇身。
屈原、王逸乃至汉画像石的作者所认识的女娲形象，根据是什么，来源是什么？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女娲图正是 女娲之体 的最早形象。
将军崖岩画上那体形最大的女娲，头饰繁丽，额前有着相对成菱形的复线三角纹装饰，显然是对原始部落中女首领的描摹 。她用各种精美的玉石、骨、角、蚌、牙等工艺制品穿成一串，扎在头上。这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识。女娲的头饰尤其非同一般，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娲有着最高的权威。她集首领、巫师于一身。古史传说中的炼石故事就源于她额前那光彩斑斓的装点，将军崖岩画上那些刻画头饰的图案与写在炎黄子孙心田上的那些能抵御洪水的 五色石 紧密相连。
所谓补天，实际上是治水，这就是所谓 下雨不停祭祀女娲 的缘由。将军崖岩画中的星象图和三个太阳图都与女娲的本事有关。所以《盘古篇》也说： 女娲补天，射十曰。
女娲的头饰有这么多的涵义，她的躯体也有着深邃的寓指
将军崖岩画上的女娲面像正中有一根线条通向大地，反映了她的用縆索造人，也映照了《山海经》所说的女娲之肠。在将军崖画面上，在这个石器时代的岩刻女娲像上，造人的草绳和肠子替代了女娲的躯体，也寓指了原始先民对土地的信赖关联。在屈原眼中，女娲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到了汉代画像石的作者手下，绳子和肠子又变成了蛇身。千百年来，许多学问家，《楚辞》的注释家，汉画像的研究家，都曾苦苦地思索，这位东方的女神，为什么会有个蛇一样的身体？将军崖岩画中的女娲像就是一个最形象的也是最有证力的答案。
将军崖岩画中的东方女神，连着太阳星象，连着大地禾苗，连着风雨，连着凤鸟  这一切都与农业部落的利益息息相关，包括她的治水壮举以及她的造人方法，都说明这位东方女神是大地的女儿。
将军崖岩画画面中的女娲像是这位东方女神在原始人类艺术中的唯一的身影。
                                 〈〈太平洋岩画〉〉1997.12.上海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