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对网络暴力可能产生的影响

被称为首例“网络暴力”案件的北京市民王菲诉大旗网和北飞的候鸟网站名誉侵权一案，今天由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两被告构成侵权，应停止侵权，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在一审判决的同时，朝阳区法院还向工信部发出司法建议书，对本案所暴露的“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问题的治理提出了建议。

案件的起因源于今年早些时候王菲的妻子姜岩跳楼自杀，大旗网不惜版面，以《从24楼跳下自杀的MM最后的日记》为题进行专题报道，将王菲姓名、照片、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个人身份信息全部曝光；北飞的候鸟网站紧随其后，发表明显含有侮辱、诽谤言词的文章，对此事进行评论，其中也包括天涯网站的虚拟社区。

按照上述网站的说法，姜岩之死完全是由丈夫王菲婚外情造成的。于是，网友们怒不可遏，更有人怀着“替天行道”的中国传统江湖精神，发起“人肉搜索”行动，将王菲和他们认定的“第三者”的个人信息昭告天下，个别愤青根据网上披露的地址找到王菲父母的住处，在门口书写“无良王家，逼死贤妻”等侮辱性语言。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乒坛名将邓亚萍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的遭遇。在竞技体育领域，邓亚萍获得的成就举世公认，按照我们一直以来将国际比赛与“为国争光”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判断，邓亚萍这样的名将为国家争得的荣誉，没有几个运动员能够与她一比高低。退役后，她拖家带口，一边忙于工作，一边读书，不仅攻下了英语，而且一路攻进世界顶级高等学府之一的剑桥大学，最终拿到了博士学位，其间的艰辛外人恐难以体会。

但是，几大门户网站在报道这起新闻时，很多人对邓亚萍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不是报以掌声，而是各种尖酸刻薄的冷嘲热讽，包括一些下流的言词，甚至有无聊之徒“合理想象”她与萨马兰奇的关系，并且以中国式的“潜规则”作为判断标准，怀疑她的博士学位也是托关系搞来的。

王菲遭遇“人肉搜索”与邓亚萍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网上被漫骂，虽然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但就其性质而言并无二致，都是网络暴力。如果说姜岩自杀的背景与丈夫外遇有关，使得网友们获得了儒教文化所张扬的惩恶扬善的表面正当性，那么，对邓亚萍施以网络暴力则没有任何合理性依据的支持，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病态、畸形的社会心理的宣泄。

早在今年8月底，即有全国人大表常委会委员建议，通过已经启动的刑法第七修正案的程序，将“人肉搜索”列入刑事犯罪范畴，引起巨大争议。王菲案件发生后，朝阳区法院利用他们的高级法官联席会议机制，组织54名高级法官专案研讨了“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问题，其中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价值取向。

其实，高级法官们讨论的问题，在号称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美国，学界围绕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的立法本意以及社会现实，始终争论不休。而发生于1960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美国的言论自由定下了一个基调。当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整版的政治广告《关注他们高涨的呼声》，抨击种族隔离严重的美国南部地方当局迫害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镇压黑人平权运动的暴行，被当地负责公共事务的官员沙利文告上法庭，一直闹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以纽约时报大获全胜而告终。

借助此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刻阐释。判决书强调：“我们以这样一个全国深刻认同的原则为背景来考虑本案：关于公共问题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的、活跃和充分开放的，包括激烈的、尖刻的、有时是令人不快的、针对政府和官员的严厉抨击。”这项里程碑式的判决，使得美国的媒体由此获得了几乎不受限制的批评政府和公共官员的权利。重要的是，该案的判决将言论自由与公共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清晰地标定出来，所有的媒体都遵循这样一个规则：对政府和官员以及公众人物的批评无拘无束；当报道涉及普通百姓时，则非常克制，绝不会暴露个人隐私。

上述案例表明，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保护并不是一个矛盾体，二者并行不悖。但是，“网络暴力”第一案中惨遭“人肉搜索”的对象只是普通公民，虽然他因为妻子跳楼自杀、婚外情等背景而卷入了“有限争议公共事件”，公众有权利知道与此事相关的信息，但这个信息应当是经过调查核实，并且不包含当事人合法的个人隐私权的信息。公众据此所发出的评论无论多么尖刻，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用“文革”时期的思维，认为只要某个人具有法律或者道德层面的过错，就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手段，发动全民公开讨伐，包括利用互联网这种虚拟的空间，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

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阳区法院对所谓“网络暴力”第一案的判决，无需对其可能带来的后果过度担忧，恰恰是那些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更让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