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节甚为有趣。热闹固然可看，门道也是大有可观。譬如宝玉时而要述古，时而又说述古不如编新，投投是道，述古编新都有理。政老便说，你说述古，老先生们便引古人，怎么又不对了呢？难道他们说的不是古人？

    述古与编新，是文家历来争论的大事。诗歌的源头自然无古可述，如今能找到的中国最早的诗歌，“侯人兮猗”固然横空出世，《易》之卦爻辞所载歌谣亦应属创制。而《诗》三百篇就有述古的迹象，很多诗句都能从时代更早的《易》找到渊源。例如《易·渐》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诗·豳风》则有“鸿飞遵陆，公归不复。”而《诗》三百之丰富体式，也可轻易于《易》中找到更早的踪迹。当然《诗》作为当时的“新”被后世所遵所述，其例更不胜枚举。

    述古更多地是继承，编新则是创制或发展，二者原本就是文艺创作的两种主要方式，述古与编新之为历来文家所重，情理之中。一味述古，保守有余而终将导致极度形式化倾向；一味编新，难免根基不稳，难以为继。因而总体来看，二者之间存在动态平衡。但对于一个时间点上的一个写作者，仿若被贾政唤入大观园的贾宝玉，总是要去选择：述古还是编新。

    述古的好处，可以借前人高妙文思使自己的表达多一层蕴藉，诗中用典故便是一例，依前人所制词牌填词又是一例。用典故是在内容上述古，填词则是在形式上遵古。前者可以因所用典故的含义获得别一层意境，后者可以因词牌格律而实现文字的音律之美。

    编新的妙处，另起炉灶，另出新意，摹写一时之新，犹如清新之风，是文艺创作永恒的活力所在。若不在形式上求新，翻来覆去只是那几个样板戏，且不说欣赏者审美疲劳，创作者自己也该疲劳了。若没有内容的编新，永远都说着古老的事物，恐怕除了极致遵古者，没人会买账了。这原是最朴素的道理。

    然而述古与编新总在褒贬之中。比如用典，就有“无典不成诗”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不用典故含蓄一下就直接将事体原本道出，是不雅驯的。但效仿李商隐用典的一干宋初馆阁诗人，因其流于僻涩而被时人讽为西昆体。宋诗以含蓄清淡、平易晓畅为潮流，对于过分用典便比较排斥。不用典，便需要多用时下言语描述时下事物。于是宋诗的平易，又引发另一种批评，那就是认为许多诗作“浅俗”或不是诗而是“白话押韵文”。述古编新之间，当真纠缠。

    宋代词家无不用典，而用典与用典之间，却也有褒贬。褒贬在于用典是否无痕迹，是否用得活。看似关乎如何述古，细推究却关乎如何以编新的手法述古。于是述古编新之间，又关联紧密。

    王国维云，用典美则美矣，于今人却有隔。这个“隔”就是说不能一下子看明白，有如雾里看花。雾里看花固然很美，可总要拨开云雾见真容，那雾里的姿态一回味才觉得美，总是在雾里看，也就没意思了。

    宋词家何以人人用典而习以为常，深究起来，他们原本就是一伙儿的，是在同一个知识共同体之中的，于是用典通常并不必特别说明，文人间都看得懂。而西昆体被讥笑，因为他们小圈子自己玩得挺开心，别人却早就改弦更张了。大观园里贾宝玉发言，探春上来便要问出自何典；黛玉教香菱学诗，就不讲典故了。这大概也是需要考虑是否在知识共同体的缘故。

    于是今天读古诗词，不免要花费许多精力看底下一大堆注脚，以了解典故的含义。于是今天写古诗词，若用了古人的典故，不免要加许多注脚，免得自己一番妙思别人竟然看不见，或者因为别人看不懂竟然起了反作用。除非，所用典故是众所周知的。钱锺书《宋诗选注》对用典颇多妙论，喜欢述古者读了必定要跳起来。不过他也说，近人有些诗见诸报端，倒是不用典，却寡淡无味。

    一“比如”，就不免刹不住话头。读了许多关于用典的议论，不过是想看看前人如何看待这述古与编新而已。至于我自己，除却有时用些古人熟语，一贯倾向于编新且大抵写眼前事心中想，口语俗语运用估计永远难望及李清照项背，自是免不了浅俗寡淡。然则，于今人无隔，不也是应该追求的目标么？用前人之体之辞之意，文字玩得再精微，若无法与同在一片天空下的人心会，也是枉然。

    看那贾宝玉，一会儿述古一会儿编新，滔滔然一大篇由头，不过是贴切两个字。述古编新，全由心生，灵感来哪个便是哪个，也是勉强不得的。

（北京植物园，去往黄叶村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