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韦韦/文
一
很久以来，我都随身保存着那张摄于1986年的历史照片。一个6岁的小男孩头戴明显大了一号的飞行帽，一身铛亮铛亮的咖啡色仿空军儿童茄克；右手掌心向前，平举过发梢，分不清是解放军、少先队还是基督徙的敬礼；小家伙抿着嘴，撑大一双小眼睛，演戏一样地凝视前方，对面的照像机是必须誓死捍卫的阵地。
这副不着边际的严肃神情，让早已泛黄的老照片显得多少有些滑稽。但我从不在乎这些。读中学的时候，我还不下百次地将它示之众人，以证明我现在的这幅尊容并非生来如此，它也曾有过英姿飒爽的光辉年月。
“这一身是我老爸买的，”我总不忘骄傲地补充，“单说夹克，可是正宗的军用革！”当然，这只是个引子，随后便进入痛说革命家史的时间。如果听众不介意，我甚至能从爷爷如何如何在渡江战役中英勇牺牲，老爸又如何如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小还没毕业（相当现在的小学）就考取西安空军学院，说到为响应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百万大裁军的号召而光荣退伍，以及（更为重要的是）我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然，我会适当地隐去一些并非重要的事实以节约听众的时间。比如我爸只是一位战斗机仪表维修师等诸如此类的细节，对方一旦问起是不是飞行员时我也不置可否。总体说来，这一点并不算圆满的小小遗憾并未打消我讲故事的热情。
我常常想，之所以对老爸的故事津津乐道，大概是它让我沾了战争的边，这道神秘的光环让我与众不同。我不得不承认，我成长在这种参与历史（即使是间接地）的感觉中，以至于当我唱起《大头皮鞋》，也觉得比别人豪迈了许多。
从小到大，周围的很多人给我一个印象，他们严重低估了父亲的影响。谈起与老爸的关系，他们往往以“很少跟他谈什么心”、甚至“上了初中以后就没怎么说过话”诸如此类，一语带过。其中尤以男性为甚。
对我来说，老爸却是个十足的战斗英雄，虽然他只在1979年２月底（也就是我出生的前一年）以空军地勤补给队排长的身份参加了对越反击战，而在飞机离前线不到两百公里的地方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整个飞行连队原路折回。于是，这次跨越西南三省的往返飞行，便糊里糊涂地成为老爸唯一的一次战斗经历。
老妈事后对我说，86年我爸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开玩笑似地给过她一封信，“是去前线之前写的遗书，连队领导的要求，每个人都写了。”
老妈说，她接过那封破了角的信，看也没看就给撕了。
“要是我，就存起来。至少，看看爸爸怎么说的也好哇。当时，一点都不好奇？”我问。
“那次你爸要是真的上了前线，”老妈背对着我，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说，“八成就没你喽。”
后来，在大学读中国现代史的参考书《共和国之战》，才晓得老妈说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在正式开战后的短短两个星期内，我军共损失两万多士兵，平均每天阵亡两三千人。书上说，这样的代价，在现代战争中，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就我所知的，老爸所在的空军第5军13师27团便有不少战友没能回来，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人的死：一个是１营2连的飞行员，在空袭时中弹，由于高度不够，降落伞未能打开；另一个是3营的一位副连长，在小型机场检查歼八机前舱设备时，不小心碰到飞行员弹射座椅，就那么凭空弹出十几米，落下来砸在坚硬的跑道上，挣扎了几下就断了气。多少值得安慰的是，两人先后被授予二等和三等功，当然他们本人并未拿到勋章。
总之，在1980年4月1日凌晨六点，一个男婴顺利地脱离母体。在医生割断那根脐带后，外婆得以看到我的全部的祼体。“只有猫那么大，只有猫那么大！”在未来遥遥无期的日子里，外婆无数次地向我比划。四斤八两！这是我在这个新鲜世界上留下的第一个数据。
初三时上生理卫生课，讲一个人的诞生。“那是一场战争！”同时兼着历史课的马脸老师讲得很生动，“幸运的是，你们赢了。”以后，我发现，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名为《小蝌蚪找妈妈》的国产动画片有着更深刻的科学命题：当我们还是小蝌蚪的时候，我们跑得比别人快，还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我对马脸老师的话深信不疑，唯一让我困惑的只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同时，是否也赢得了幸运？
但不算怎么说，作为一名合格的空降兵，我坐在弹射座椅上，凭空落在那个小城为数不多的一个被官方认可的产房里。半个月后，老爸寄来一封信，信上说“昨天，跟连队战友通报了毛毛出生的事，大家可高兴了，晚上喝了点汾酒，冯连长也来了，我说让连长给孩子取个名，他想了一夜。”从那以后，我便有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包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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