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必须立即改变。众所周知，教育是减缓社会贫富分化的最有效的手段。象卡内基等最为信奉市场经济的人，也认为要通过捐助把自己在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财富回归社会，而一个最重要的回归点就是教育。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教育已经成为在尊重市场经济原则的条件下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的主要渠道。大学一般都通过各种渠道向贫困生倾斜。象弗吉尼亚大学这种一流的州立学校，除了特别设置奖学金外，还主动派招生人员到农村，说服农民子弟来读书。
而上面的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不是缓解贫富分化的工具，而且在加剧着贫富的分化。目前中国的大部分大学都是国立的，是靠纳税人的钱养活。但是，这样的大学却不给纳税人提供均等的教育服务。中国明明有一大半人口在农村，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却仅占20%左右，这当然就是让公共资源向比较富裕的城市人口倾斜。
在目前的体制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国家名令各大学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农村学生的比例必须在55%以上。达不到这一指标，国家将按比例扣除大学的教育拨款。这样，城乡高考的录取就有了两条不同的线，保证了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这样的政策，首先一个好处是创造了教育公平。一般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未来的收入要比没有接受高等学校的人高许多。当高等教育由国家资助后，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道德困境：国家固然应该支持高等教育，但是，国家凭什么通过税收和教育拨款等方式，把比较穷困的阶层的资源转移到了比较富裕的阶层手中，使他们获得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很难避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趋势。所以，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Jerome Karabel不久前干脆提出，要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谁有资格上大学。因为现在美国的考试制度，已经给了富裕阶层太多优势，甚至有百万美元大造常青藤的敲门砖之说，即富裕家庭不惜工本送孩子上各种班，请各种家教、顾问，使自己的子弟在大学申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尽管美国大学纷纷在提供奖学金之外给弱势学生降低分数，还是有些“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感觉，富家子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是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大危机之一。
中国的情况则严重得多。中国城乡的贫富分化，早已经被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给扩大了。甚至有主流经济学家提出基尼系数要城乡分开算。这一主张的荒唐性且按下不论，此论至少透露了城乡差距之大已经不象是一个社会了。然而，中国改革的大趋势，是城乡交流、融合的日益加深。弥合城乡之间的鸿沟，是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要弥合这一鸿沟，最有效的方式是从下一代开始，从教育开始。
第二，这一政策的实施，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实际的好处。中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使大量农民变成城市的产业大军；一是企业的升级，即从劳动力密集型、廉价型的经济，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经济过渡。对应这两大挑战的关键，就是把大量的农民工在短时间内训练成高技术工人甚至专家。过去二十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大失职，就是完全忘记了这一使命。农民工进城后不仅得不到任何教育上的帮助，反而在子女就业等问题上班受尽歧视。这就造成了发源于农村的中国流动人口的教育和技能的低下，使他们无法成为企业升级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学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则多少弥补了这一重大的失误，使一部分农村人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大学教育、适应城市的生活，进而成为更有创造力的劳动力大军。
俗话说，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中国目前处于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出生率出生率高，城市人口老化。为二十年后的中国提供劳动力的，主要现在的农村人口。不在这些人口身上投资，未来就不要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回报。所以，目前中国大学在招生问题上，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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