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研究员不久前因谈论“多边恋”受到网民的围攻和谩骂。她接受北京“青年周末”的采访时，眼圈微红地诉：“好心被当成驴肝肺，恩将仇报。我呢，是为你们在争夺空间，呼吁宪法要保护一个公民的性自由。然后你们来骂我。我在为谁争权利呢？我在为你们争权利呢！”

读这段话，让人想起了鲁迅小说“药”最后的人血馒头：一个为拯救百姓而牺牲的烈士，其鲜血竟被他要拯救的人象宝贝一样拿来作成人血馒头治病。这多少反映了鲁迅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

这种为别人争自由的道德优越感，来自两个传统。一是法国启蒙主义。其基本理念是：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理性”，就垄断了对世界的解释权，就有了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来指导社会，教化人心的权威。一切传统的习俗都必须根据这种“理性”来进行重估和改造。这一启蒙主义，和中国本土的传统（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一拍即合。所以，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强烈的救世主心态，觉得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一心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自己的利益的愚夫愚妇们谋利益。无独有偶，类似的情怀在美国“新政”以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也非常流行。他们相信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把大量资源从老百姓手中收上来，在他们这些有知识的人的指导下重新分配，建立一个“伟大社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时，自由派还主宰着美国的主流文化。女权运动，性革命等等也开花结果。因此，在那个时代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综合了五四启蒙精神和美国自由派意识形态。李银河的性观念也多少是这样的知识传统的产物。

然而，这一传统却自有其陷阱。

有媒体说李银河“憧憬多边恋”，这也许不实。但她引用福柯的话，称婚姻和家庭使我们拥有的人际关系类型“少得可怜”。而“人性是无限丰富的”。多边恋，周末夫妻等等的出现，反映了“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根据这样的语言，说她“提倡”多边恋恐怕并不是太离谱。她唯一提到的多边恋的副作用，就是得性病的机会增多。可惜，公众的愤怒，并不是因为传染病的问题。她在这里未面避重就轻。

更重要的是，李银河承认自己喜欢一夫一妻，觉得“三个人以上的性爱关系”和“一夜情”“都太闹腾了。”既然自己觉得这样“闹腾”，为什么用如此玫瑰色的语言来讲述多边恋呢？自己受不了，别人作就是有创造力吗？

显然，她在讨论多边恋时，回避了自己不作的原因。她更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感情需要双方的信任和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多边恋所获得的满足，与其带来的精神消耗，心理创伤相比，恐怕得不偿失。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人类选择了婚姻的原因。

我不是一个道学家，能够宽容多边恋。有人喜欢这样的活法，有人在没有找到满意的伴侣之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消磨。但是，如果有人在我女儿的学校里讲“婚姻家庭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单一得可怜，多边恋和周末夫妻体现了探索无限丰富的人际关系的创造力”的话，我马上会到法院对学校提出起诉。我相信，不管是我所在的美国自由派最盛的波士顿地区的家长，还是中国的家长，都不会容忍别人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李银河所提倡的多边恋的价值，和她自己的生活经验乃至所遵从的习俗相冲突。她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自己不作的事情。这种双重标准，是自由派的一个老问题。他们自以为用“理性”给别人照亮了一条路，但自己却不走。比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麻省的自由派法官下令黑白混校，讲起来道理一大堆。一些白人中产阶级的孩子，被强行送进了教育水准甚低，犯罪率甚高的黑人学校。而法官自己却把孩子送到了私立学校。这样的虚伪，至今还是自由派的污点。

其实，既然李银河受不了多边恋，为什么不多讲一讲自己喜欢的一夫一妻的好处？就算多边恋有许多好处，难道不是那些身体力行的人更有发言权吗？如今的媒体，能够让一个木子美炒得冒烟起火。这些多边恋的人，难道真需要一个圈外人来给自己代言吗？

李银河在这里掉进了启蒙的陷阱。她秉承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观念更新”为使命，无视习俗和传统伦理的价值；生怕自己的“理性”不彻底，和旧道德的决裂不坚决，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其实，当时许多李银河这一代的大学生，正是打着“观念更新”的启蒙爱情观，婚姻观，在从农村突然考进大学后，把插队时认识的农村妻子心安理得地甩掉。李银河大概也没有估计到，她所提倡的新观念，同样可能会象四分之一世纪之前那样，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提供包装。

我希望李银河能够走出这种启蒙的陷阱，不要执迷于在道德上的社会工程，回到自己的经验和所遵守的习俗上来。这也是英国启蒙主义的精神：传统的价值和习惯，是人类累积的智慧，蕴涵着许多我们的“理性”意识不到的意义，需要不断总结和发挥，绝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的知识所能替代的。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单一的人际关系未必可怜，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筑在人类几千年的经验所达成的共识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