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个特色鲜明、功成名遂的书法家，若没有自己的书学思想是难以想象的，舍此也不可能成为大家。在长期不间断地临摹学习、创作实践以及研究鉴赏过程中，刘墉逐渐产生了自己的书学主张，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书学思想。刘墉熟稔中国书法发展史以及书法理论，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其书学思想相对客观理性，它们通过论书诗、题跋、自书心得等形式保存下来，成为清代书论中不可忽略的存在。

关键词：刘墉，书学思想，人品，帖学，艺道两进 

刘墉（1720-1804），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逄戈庄（今属高密）人，刘统勋长子，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苏学政、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陕西按察使、内阁学士、四库全书馆副总裁、湖南巡抚、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等职，谥号文清。由于所处社会时代、文化语境的关系，乾隆又是史上最自大的皇帝，加之和珅受宠弄权，几经宦海沉浮的刘墉在官场上前后期判若两人。与其在政治上被迫表现得平庸无为迥然不同，在书法艺术上刘墉不肯做凡夫俗子，他被推为有清一代成就最大的书法家，集“帖学之大成”。另外，刘墉还是一个书论家。据考，他曾经编过一部名为《书法菁华》的文集，收录了历代代表性的论书文字。全书包括“书法”、“体势”、“品评”、“论议”、“叙录”、“序记”、“笺启”、“歌诗”等八个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想见，除了是一个声名卓著的书法家以外，刘墉还具有作为一个熟谙中国书法发展史，理论修养和鉴赏能力较高的造诣深厚的书论家的素质。

刘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书法艺术，同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不人云亦云。是否根植于传统，有无个性化的创新，成为他评判书法优劣的主要标准。他主张向古人学习，但不迷信古人，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待之。即使是自己喜爱的书法家，他的反叛意识也比较强烈。与出身、地位、品德、学识等因素相比，他更看重艺术本身，以本体形式为核心，兼顾内在精神蕴含。从艺术功能论来说，尽管书法属于雕虫小技，“怡情”是其主要功用，然而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书法最接近于“道”。由“技道两进”到“艺道两进”再到“书道两进”，书法成为刘墉避祸保身的最佳选择和人生寄托，是其提高思想修为、探索精神世界的主要方式，以及垂范后世的终极期许。

一、开放包容，识人容人

刘墉兼工诗文，自恃洞察中国书法堂奥，《学书偶成三十首用元遗山论诗绝句韵》即是他有意识地写下的论书诗，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的书学观。论书诗之一云：“虫书鸟篆堕纷纭，千古形声费讨论。谁到昆仑峰顶看，直从星宿辨清浑。”开宗明义，刘墉居高望远，意欲对中国书法考镜源流，纵横对比，品藻鉴别，针对历史公案、当代论争提出看法，做出回应。作为书坛老手，熟谙中国书法发展史，明镜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书法现象，使得他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书法，承认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知性。

论书诗之二十二首云：“子美文穷被鬼欺，沧浪清泚濯缨宜。胸中礧磈毫端露，只有庐陵具眼知。”苏舜钦是北宋著名诗人，字子美，善草书，颇具书名，可惜年寿不永。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评价极高，说他“又喜行草书，皆可爱，故其虽短章醉墨，落笔争为人所传”。（《宋史·苏舜钦传》）通过引用欧阳修赏识苏舜钦这一史事，刘墉也在暗示自己有识人之才，容人之量。他喜欢结交文士，奖掖后进，发现人才，尤其对于善书者，出于艺术上的惺惺相惜，常常慕名寻访，竭力游扬。据《清稗类钞》记载，有一个叫庄然一的书法家，最初学董其昌，后来学晋代诸贤，曾在京师游历，“当时之善书巨公，如刘文清、钱唐梁山舟侍讲同书，无不交口赞扬之。”由此庄的书名日盛。最有名的例子是刘墉对邓石如的赏识和知遇之恩。邓石如出身寒门，学书勤苦，终有所成，来到北京之后，“欲以篆籀古法劘切时俗，公卿多非笑，惟刘文清公墉深器之”。作为书坛领袖以及位极人臣的刘墉亲自登门结识他，由此邓声名大振。后来邓石如成为碑学书家巨擘，被包世臣推为清代书法第一人，刘墉屈居其次。刘墉作为帖学大家，没有盲目地拒斥碑学，而是采取了十分包容的态度，可见他的眼光、学识和气度。相比之下，翁方纲就显得小家子气。由于邓石如进京时没有拜访这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引起了翁的不快，于是极力贬低邓石如。

二、书品为主，人品次之

刘墉之所以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是因为他站在纯艺术的角度审视书法，采取的是艺术的标准，而不是政治、道德、身份等其他非艺术的标准。甚至他对书法家的人品是不以为然的。论书诗之十七首云：“尚书书法本雄深，妙处能传内史心。休著诚悬称配飨，沸扬唐突五弦音。”他对颜真卿能传王羲之的心印表示赞赏，而柳公权不是正声雅音，不配与颜真卿并列。原因见论书诗之十八首：“露骨浮筋苦不休，缚来手腕作俘囚。要从笔谏求书诀，何异捐阶百尺楼。”此诗批评柳字“露骨浮筋”，缚手缚脚，“心正则笔正”的命题如同抽调楼梯的高楼，两者根本不通。抑柳扬颜反映了他的书风观。刘墉崇尚雍容浑厚，而对刚劲外露的风格不太欣赏，因此对柳公权极尽嘲讽。虽然有失偏颇，但他从艺术本体进行评价，而不是看外在因素，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有人说刘墉“认为人品不好的书品也不好”，是不确切的。论书诗之二十八云：“奉道君臣一体亲，虚皇符箓写元真。相公书翰君王画，谁识南朝大有人。”即使是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及权相蔡京、蔡卞兄弟，（一解为南唐后主李煜、徐铉）刘墉对他们的书法艺术也是认可的，突破了“字如其人”的人品决定论。论书诗之二十三云：“岂惟手拣龙团茗，更与殷勤谱荔枝。可惜端明名下士，蔡丁同入长公诗。”蔡襄书法师承古人，博采众长，端庄浑厚，淳淡婉美，正是刘墉心仪的风格。蔡襄曾著《荔枝谱》，制“龙凤团”茶，苏东坡写诗批评他不关心百姓疾苦，向上邀宠，将其与奸相丁谓并称，予以讽刺挖苦。刘墉附议苏轼，表示遗憾。尽管如此，他没有否定蔡襄的书法成就。

作为封建高级官吏、传统文人，刘墉并非不重视人品，对于贤臣忠良和节义之士，他是充满敬意的，如果人品书品俱佳，他会更为倾心。论书诗之十三云：“白发投荒听杜鹃，横流沧海永徽年。孤忠清泪知多少，染尽临池五色笺。”虞世南死后，褚遂良经魏征推荐给唐太宗，后来成为辅政大臣，由于反对立武则天为后，命运陡转，遭受迫害。刘墉钦慕其书法才华，敬重其忠烈气节，对其悲惨遭遇深感惋惜。

三、植根传统，创新求变

包世臣《艺舟双楫》记录了刘墉和翁方纲的一段趣闻：“乾嘉之间，都下言书推刘诸城、翁宛平两家。戈仙舟学士，宛平之婿，而诸城门人也，尝质诸城书诣于宛平，宛平曰：‘问汝师那一笔是古人？’学士以告诸城，诸城曰：‘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岳翁那一笔是自己？’”翁方纲和刘墉之间的互相嘲讽反映了两人所持的不同书观，一个尚古，一个求新。据此有人总结出一句歇后语：刘墉的书法——有创新。王铎说：“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刘墉何尝不师古尚古，只是他“师古而不泥古”，尚古而不惟古独尊。泥古的后果将会取消自己，丧失个性，成为书奴。坚守传统，力主创新，不仅是他的书法创作观，也是他书学审美的主要标准。在书论中，刘墉多从传统继承与是否能够创新两方面展开对历史上的书法家的评价。

论书诗之二云：“博雅中郎有古风，廓清摧陷亦豪雄。力追秦相残碑法，未遣销沉劫火中。”刘墉称赞蔡邕的篆隶书法“有古风”，直追秦代李斯。蔡邕曾受到董卓的重用，后因感叹董卓被诛而下狱。刘墉没有在意蔡邕这一污点，可为上述人品与书品的关系添一佐证。

论书诗之三云：“书到元常体最多，新声未变古谣歌。典型已觉中郎远，野鹜纷纷更如何。”此诗论钟繇书法以及当时书体演变纷杂的情况，既有今不如昔的感慨，又指出了创新潮流不可阻挡的事实。论书诗之五云：“内史风流已变新，更将遒媚绚真淳。颍川法嗣晨星在，衣钵传来有几人。”此诗论魏晋时期的书法嬗变，王羲之作为钟繇的衣钵传人，又对钟繇的书法进行变法革新，风格更加遒劲妍媚。这两首诗对于钟繇和王羲之并没有流露出顶礼膜拜的姿态，而是将他们放置到整个中国书法史中考察其艺术成就、存在价值，在书道传承过程中，注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之举。

论书诗之十九云：“子美轻将所好阿，古风洗尽奈渠何。试教酒肆悬来看，比较高贤胜几多。”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说：“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为了抬举李潮，杜甫搬出张旭作比，批评他的书法没有古法，徒有雄壮的外表。刘墉认为杜甫对张旭的挑剔是私心所致，并质问他：“张旭的书法洗尽古风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如果把张旭的书法挂在酒馆的墙壁上，与那些名家相比而言，不知道要高明多少。

论书诗之二十一云：“绝爱杨风草法奇，西台晚出尚追随。相门华组甘抛却，五代完人更首谁。”此诗论及五代书法家杨凝式和北宋初期书法家李建中。刘墉喜爱杨凝式书法的新奇，认为他是“完人”，连“尽善尽美”的书圣王羲之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

论书诗之二十五云：“江西诗格奇还正，海外文情壮亦悲。书似谢公能变俗，顿教纨扇换蒲葵。”刘墉认为黄庭坚的书法能够变古为今，雅俗共赏，为大众所普遍接受。论书诗之二十六云：“苏黄佳气本天真，姑射丰姿不惹尘。笔软墨丰皆入妙，无穷机轴出清新。”论书诗之二十七云：“晋代风流去不回，米颠笔挽一分来。褚虞习气销除尽，桃李丛中见岭梅。”刘墉对苏、黄、米的书法以气韵取胜，天真自然，烂漫多姿的风格极端推崇，佩服他们独特的用笔用墨之法，非常认同他们变革前人的做法。

四、书贵浑朴，反对奇巧

创新求变也要有限度、有法度。刘墉不喜欢炫奇弄巧，倾心于雄浑、朴厚、自然的书法风格。论书诗之九云：“裙幅摹来早擅场，瓣香分处到齐梁。秋蛇不辨常山势，俯首何曾解一昂。”此诗论及羊欣、萧子云的书法。对于萧子云春蚓秋蛇般的书法，苏东坡多次写诗讽刺之。刘墉附和。其《学书二首》之二云：“笔纵姿还敛，锋藏韵自华。折钗犹有股，老树更生花。腾跃尊龙象，蟠纡陋蚓蛇。子云嫌小技，虽好未堪誇。”刘墉喜欢的书法风格是，笔势纵横，精神内敛，气韵深藏，转折自然，苍劲而富有生机，有龙象腾跃之姿，而非春蚓秋蛇之疲软丑陋。

论书诗之十一云：“虞共欧阳本一途，妄分同异亦区区。率更主器差堪恨，抛却悬藜宝碔砆。”此诗论及虞世南和欧阳询的书法，认为二人渊源上同宗二王，差异不大，但是欧阳询的书法筋骨外露，内在韵致稍欠，虞世南则精神内守，筋骨内含，比欧阳询更优。

对草书的看法，很能代表他偏好淳朴自然书风的观点。论书诗之四云：“长史真书绝不传，纵横使转尽天然。要将伯仲分专博，一派终输纳百川。”此诗论张旭的草书，纵横使转，极尽天然。论书诗之二十云：“醉素书狂绝后前，蛇神牛鬼若为贤。市倡本自无颜色，涂抹青红亦可怜。”对怀素就不怎么客气了，斥其为蛇神牛鬼、涂抹青红的市倡，恶毒之极。但总体来看，刘墉对张旭、怀素的草书成就还是高度认可的，只是对造作弄巧的做法并不欣赏。他在《拟高启赠张宣草书歌》中云：“颠张已号东吴精，秃素更使神鬼惊。……丈夫事业要平坦，有足不向崎岖行。钟王虽远有遗则，肯以珷玞淆连城。”可见，他主张朴素自然浑厚的风格，宁拙勿巧，避免过分描头画角。

刘墉看重书法的内在精神蕴藏。刘墉尊王，主要是欣赏其书法的精神气质。《长夏摊书偶成十二首》中有云：“山阴内史本清真，屈指江东更几人。余事流传犹翰墨，当年洒落见精神。”“清真”、“精神”都是刘墉对王羲之书法特点的深层认识。论书诗之六云：“波靡玄谭失性情，神州遗恨郁难平。探衷独有兰亭客，王略关心壮气横。”魏晋时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玄学盛行，王羲之能够通过书法表达个人性情，标举自我真实的精神面貌。论书诗之七云：“咫尺波澜有大观，何须海陆与江潘。寥寥谢傅平生笔，数帖丰神学步难。”谢安是许多胸怀抱负的传统文人的楷模，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个性特点却很明显。米芾称：“山林妙寄，岩廊英举，不繇不羲，自发淡古。”谢安的书法风格符合刘墉的审美要求，在创作实践中多有取法。

五、崇尚帖学，轻视碑学

康有为说：“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菴。”又强调称刘墉“集帖学之成”。曾熙也说刘墉集“帖学之大成”。刘墉晚年所处的清代中期乾嘉之际，中国书法开始分野为帖学和碑学两个似乎南辕北辙的方向。而“纵观清代的书法发展过程，其大势基本是帖学逐渐衰落，碑派迅速崛起并取代帖学。”时风笼罩之下，刘墉的声誉受到不小影响，导致评价偏低。实际上，在帖学式微、碑学兴盛之重要时期，刘墉不会毫无察觉。当他在世时，前后与郑板桥、金农、阮元、翁方纲、邓石如、伊秉绶、包世臣等碑学先声、倡导碑学或具有碑学背景的书法家都有交集，有的还是深交至交，不为所动是难以想象的。当时金石学大盛，金石碑版、钟鼎彝器及其拓片印纸的鉴别收藏风气非常流行，文人雅士之间切磋交流、往来馈赠也很普遍。刘墉官居高位，书名最盛，人们争相攀接，得以获观不少实物碑帖，题跋亦很多，当不在翁方纲、王文治之下。这在他的诗文集中可窥得一二，曾写下《慈恩寺塔题名拓本》《阳明山人铜章歌》《善溪十六叔父寄惠司马温公神道碑摹本赋呈》《题或人岣嵝碑诗后》《李广铜印》《古钟》《古碑》等诗文。包世臣《艺舟双楫》云：“诸城刘文清相国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近世诸城相国，……虽复结构伤巧，较华亭逊其遒逸，而入锋洁净，时或过之。盖山东多北魏碑，能见六朝真相，此诸城之所以或过华亭也。”包世臣是著名的书法家兼理论家，清代碑学的一大推手，他与刘墉及其门人有交往，他的话比较可信。

刘墉的根底是帖学，崇尚的是二王书法传统，在开放包容的书学理念下，尽管也关注碑学，但不像包世臣那样鼓吹。刘墉不尊碑的原因是，他认为碑刻文字经过刀工刊刻，与书写相去甚远，加之自然洗礼、人为破坏，多有损伤漫漶，不能忠实反映本来面貌。他在《古碑》中说：“欹倾螭首破龟趺，古字摩挲半有无。为础又将伤大宅，生金休更饵贪夫。峄山火烈书同烬，岘首江清泪自枯。仁暴纵殊均不朽，雕镌一片果何须。”碑刻上的文字失去了书法价值，碑刻本身也没有什么用途了。《慈恩寺塔题名拓本》诗云：“金石文字古所重，好事集录成饕馋。荒林破塜掘神秘，往往荆玉混珉瑊。”他对访碑行为不太支持，更对鱼目混珠的现象不满。论书诗之十二云：“难将棱角取丰神，渤海癯仙自有真。枉捉许多犀象管，刀圭误却后来人。”欧阳询的书法主要通过碑拓形式保留下来，已与书迹原貌有所差异。当然，刘墉轻视碑学也与他不重视篆、隶书体以及考据学有关。

六、余事流传，书道两进

刘墉在《长夏摊书偶成十二首》曾说“余事流传犹翰墨”，自古以来，书法的地位只是作为“小道”“余事”“末技”存在着。不过刘墉也认识到，通过书法可以看出个人的精神风采，能让人青史留名。在《题淳化阁帖临本四首应皇六子教》之一中他说：“艺事惟书尤近道，温经余暇寄情怡。”书法的功能首先是怡情，这是古代文人的基本共识。另一方面，他认为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书法最接近于“道”。在《拟高启赠张宣草书歌》中，他提到“古云艺进道乃见”，在这里特指书法。

道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哲学概念，可以是社会、政治做人处事的最高原则和境界，也可以是正义的理想、事业，更是认识自然万物的真理和规律，常常成为人们毕生追求的终极精神目标。在这里，刘墉提出书法最接近道，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庄子说：“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从书法角度来说，由技法层面可以上升到“道”这一理想追求。到了苏轼，书法与道的关系概括作为“技道两进”：“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跋秦少游书》）“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已经有了“艺道两进”的雏形。到了清代，刘熙载明确提出“艺乃道之形”，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关系进行高度概括。刘墉的“艺事惟书尤近道”，在“艺道两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质是“书道两进”。

由于刘墉对苏轼非常推崇，对苏轼的诗文书法都进行过学习、研究，“艺道两进”的思想极大可能受到苏轼的启发。

不仅如此，刘墉的其他书法观念也有很多来自苏轼，比如对于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张旭等人的评价，就与苏轼相近，甚至与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语句相同。沿袭他人，诚然是不足，也可能英雄所见略同，如果处处都显得与众不同，就会走向反面。

另外，刘墉的论书文字比较散乱，除了《学书偶成三十首用元遗山论诗绝句韵》，其他很多都是在临书的时候有感而发，作为书法作品的一部分随手写在纸上，感性有余，理性不足，不成体系，显示了古代书论的通病。由于刘墉对自己的文字不是特别在意，不进行整理，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反映出来的书学思想并不一定全面、客观。

发表于《中国书法·书学》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