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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潜伏与斗争题材的新突破

(2019-10-22 17:57:12)
标签:

王维仁

文艺评论

冬声

长篇小说

杨靖宇

分类: 杂谈万物

潜伏与斗争题材的新突破

——评任东升长篇小说《炼狱1929——杨靖宇在抚顺

王维仁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反映抗战生活与斗争的文艺作品可谓举不胜数,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我们知道,真正的抗战时间是从1931年到1945年,历经了14年的艰苦岁月。这期间,中华儿女不甘屈辱,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谱写出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而杨靖宇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应该说,反映和歌颂杨靖宇的文学作品不算少,但大多以杨靖宇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与侵略者顽强斗争为主,表现他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博大胸襟,率领抗联将士英勇杀敌、艰苦鏖战,最后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和革命生涯。而任东升创作的长篇小说《炼狱1929——杨靖宇在抚顺,却以抗战前夜的1929年为主线,透过杨靖宇担任抚顺特支书记,组织煤矿工人起来反抗日本人剥削和欺压等事件,集中反映这个历史阶段的英雄风采……

我觉得,东升的长篇小说《炼狱1929——杨靖宇在抚顺有如下几个可圈可点的地方:

一、潜伏与斗争题材的新突破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炼狱1929——杨靖宇在抚顺是一个可喜的突破!这个突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是题材上的选择,让人耳目一新;二是“炼狱”主题的确立,凸显了潜伏与斗争的革命过程,使青年杨靖宇的形象高大丰满起来;三是既丰富了抚顺革命史,又填补了文学史上的一块空白。

作者杨靖宇在抚顺”这个主体入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区别于以往题材、以往思维的宏大空间。小说以1929年8月为时代背景,着重描述杨靖宇接受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指示,担任抚顺特支书记后组织、领导矿工们开展斗争,一直到8月30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过程,再现了杨靖宇在抚顺进行“潜伏”与“斗争”的历史画面。杨靖宇在抚顺短短的一个月的斗争生活,却被作者创作成长达27万字、情节跌宕、人物栩栩如生的小说,其间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和作者熟悉矿山生活,掌握杨靖宇在抚顺的斗争资料,以及熟稔抚顺的历史资料,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创作这部小说的基础。再有,就是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巧布情节,运筹帷幄,最终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潜伏”英雄杨靖宇。

二、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虚构相结合

大家知道,杨靖宇中国的抗战英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原名叫马尚德,曾用化名“张贯一”在抚顺矿山领导矿工进行革命斗争,因为被叛徒王振祥和内奸(也是叛徒)范青出卖而被捕入狱,最后被判刑一年六个月。

东升创作的这部小说,严格遵循了这段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姓名上都保持了原样,包括叛徒、内奸以及日本警察署头目等“反角”人物,也是如此,使这些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原则上不走样”。同时,为了烘托人物、推动故事情节,又大胆发挥想象,设计了一些人物和事件作为衬托,通过共产党员由在文、大把头“郑大喇叭”等人物的塑造,和“戏子”柳金枝拔剑自刎、叛徒王振祥最后被日本人打黑枪惨死等故事情节,使这些虚构的成分与真实的人物和事件糅合在一个“大面盆”里,进而发酵成偌大的面团,让人感觉丰满且有滋有味,完成了小说的艺术再现。

三、地方民俗和不同语言的巧妙运用

在这方面,我不必多说了,因为大家看了这部小说就能看到和感受到了。其一是把东北民俗(也是抚顺民俗),以及方言、土语,透过人物对白和环境描写而展现出来,表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其二是采用了大量的日语(包括翻译成的汉语),来表现日本人的特性,展示其不同于国人的明显症候,进而突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魅力。由这些可以看出,作者独具匠心,下了大工夫和大气力,使特定环境下的人物有了归属感,形成了作品的鲜明特色。

四、叙事手段与描写方式的多元组合

在长篇小说《炼狱1929——杨靖宇在抚顺中,作者巧妙运用影视镜头的切换手法,不断“切换”事件和人物、场景,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矛盾冲突,穿连起整个故事的脉络,借以完成塑造人物、展示情节的艺术过程,为读者绘制出青年杨靖宇等共产党人带领煤矿工人英勇斗争、不屈不挠、追求光明的历史画卷。

小说创作中,作者在描写方法上大胆运用,不仅采用了白描、重笔、特写、反衬等艺术手法来勾勒和绘制人物形象、景物环境,而且运用了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手法来刻画人物,烘托事件,推动情节发展,让真实的人物化作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变得立体而丰满起来,最终完成了对英雄杨靖宇的艺术塑造。

总体而言,长篇小说《炼狱1929——杨靖宇在抚顺是成功的,是可喜可贺的。我们应该为抚顺本土作家写出了杨靖宇在抚顺的故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最后,感觉这部小说中还有以下几个值得商榷之处,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1、名字的用法。一是“杨靖宇”名字的用法:据史料记载,杨靖宇,本来就是一个化名,是马尚德在1932年以后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组建东北革命武装而使用的名字,因为一直陪伴他的抗日生涯,以致最后替代了原名。而此部小说中就用了“杨靖宇”的名字,似乎有些不妥。二是“张贯一”这个名字,是马尚德在1928年担任河南省委特派员时,在信阳、洛阳、开封等地工作中就启用了这个化名,而不是到东北后才起的。

2、小说的结尾。以杨靖宇“被捕”收尾,似乎有些仓促,且显得单薄,分量不够。因为杨靖宇被捕后,沉着机智,运用斗争策略,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叛徒王振祥的告密和对质,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让敌人无计可施。而且,后来在法庭上义正辞严,揭露和痛斥日本强盗残害中国人民、践踏中国法律的可耻行径……虽然最终仍被扣上罪犯的帽子,投进监狱,但这些事件本身就很有意义,更应该成为“炼狱”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3、关于情节安排。小说中,内奸范青最后“出走”,叛徒王振祥被日本人“暗杀”。这两处情节安排是否妥当?因为真实情况是:历史上的“叛徒、内奸”范青,是个复杂的人物,解放后一直生活在抚顺,1987年的时候还生活在七道街呢。而叛徒王振祥,在杨靖宇被捕后还配合日本人去审讯室与杨靖宇对证,“揭发”杨靖宇是中共党员。但小说里的他,却在杨靖宇被捕后,被日本人暗杀了。怎么巧妙地处理这两个“反面人物”的结局,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4、一些政治口号和说法的准确性。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语言情境,也有特定的表述方式。在小说中,街市上出现了:“打倒小日本”“中华民族解放万岁”“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等等政治意味明显的“抗日标语”。还有,杨靖宇在写给满洲省委的信中也提到:“联众抗日,为争取自由,求得最终的解放而战。”这样的“抗日”提法是否合适?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抗日”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出现的。史料记载,中国共产党最早公开提出“抗日”主张是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正式出现了“抗日”的提法。中国全面抗战,则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而小说背景是1929年的抚顺,虽有日本人开设的炭矿和警察署存在,但还不是明目张胆的“侵略”,故应该没有“抗日”只说。

以上几点,只是自己对这部小说的粗浅看法,不足为“评”,有不妥之处,还望作者海涵。

应该说的是,杨靖宇作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英雄,其抗日事迹已广为传扬,而要作为文学形象存在,则免不了被人“吹毛求疵”,写作的难度是很大的。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表述形式,容许虚构(或者说本身就是虚构的),它不可能照搬生活。它的所谓“真实”,也是艺术的“真实”,只要再现了“生活的真实”,也就达到或实现了创作的目的。而长篇小说《炼狱1929——杨靖宇在抚顺》,就很好地完成了这一点,“真实”地塑造了青年杨靖宇的艺术形象。

 

(本文根据2015年11月21日任东升长篇小说《炼狱1929——杨靖宇在抚顺》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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