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盘纳姆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托洛茨基 

亲爱的同志：

据人家报告我说，你对我那篇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已发生反响，你已经表示不愿和我讨论辩证法，你表示将来只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你又讽刺地补充一句话说：“我久已不谈论宗教了。”我有一次曾经听见麦克思·依士特曼发过这同样的议论。

把逻辑和宗教等量齐观，合乎逻辑吗？

照我的了解，你的话含有的意思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法属于宗教界。这种主张表示什么意思呢？辩证法，让我再提一提吧，是进化的逻辑。正好比工厂中的机器间供给工具于一切部门一样，逻辑也是人类知识各方面所不可或缺的。假如你并不是一般的将逻辑视为一种宗教的偏见（抱憾得很，我得说，反对派的自相矛盾的文章愈来愈倾向于这种可怜的思想），那么你接受的到底是那一种逻辑呢？我晓得有两个逻辑的体系是值得注意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形式逻辑）和黑格尔的逻辑（辩证法）。亚里士多德派的逻辑拿不变的客体和现象做它的出发点，现代的科学思想则从其发生，变化及分解来研究一切现象。难道你认为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近代物理学，化学等）的进步，一点也没办法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方式吗？换句话说，难道你认为在一个凡物皆变化的世界里，只有三段论法仍旧不变和永存吗？圣约翰福音书以这句话开始：“太初有道”，即是说起始就有理性或道（表现于道中之理，即三段论法）。在圣约翰看来，三段论法是上帝的文学假名之一。假如你认为三段论法是不变的，即，既没有发生，也没有发展，那么，这就是说在你看来，它就是天启的产物，但假如你承认我们的思想的逻辑形式，是在我们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的，那么请你不嫌麻烦，告诉我们，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到底是谁把后来的逻辑进展加以分析和体系化。如果你一天没有分清楚这一点，我只好冒昧地认定：把逻辑（辩证法）和宗教等量齐观，暴露你对人类思想的基本问题之极端无知和浅薄。

革命家不应反宗教么？

我们姑且承认你那种狂妄之至的讽刺是正确的吧。但这也没有把事情弄得于你有利。我希望这一点你会同意的，宗教把注意力从实际的引到虚妄的知识，从改良生活的斗争引到来世报应的虚伪希望。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无论谁如果不去作反宗教的斗争，就不配称作革命家。那么你根据什么来辩解你的拒绝反对辩证法，假如你认定它是各种宗教之一呢？

你说，你久已停止考虑宗教问题了。但你停止只是为你自己。除你之外，还有别人。他们的数目很多。我们革命家从来不“停止”考虑宗教问题，因为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从宗教的影响中解放我们自己，同时也解放群众。假如辩证法是一种宗教，人们又怎能放弃在自己党内作反对这种鸦片的斗争呢？

或者你的意思是说，宗教在政治上无关重要吧？一个信仰宗教的人能够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吗？你大概不敢作这样轻率的断语吧。自然，我们对一个落后工人的宗教偏见，采取极慎重的态度。假如他愿意为我们的政纲而斗争，我们可以容许他做一个党员；但同时，我党却应以唯物论及无神论的精神不懈的教育他。你如同意这一点，你又怎么能够拒绝作反对某一“宗教”的斗争呢？据我所知，这一“宗教”却是你的党中致力于理论问题的大多数党员所坚持的。你显然已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最重要一面了。

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中，有不少是个人已和宗教绝缘的，但他们的无神论只是供他们自己私人的消遣；他们自己保持这种思想，但在大庭广座中他们却往往主张人民最好有一个宗教，你对你自己的党能够怀着这种观点么？这一点能够说明你之拒绝和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么？假如你当真如此，那么在你轻蔑辩证法之余，已表示你蔑视了党了。

请你不要反驳说，我只根据你在私人谈话中讲出的一句话，又说，你并没有想到公开反对辩证法唯物论。这不是真话。你上述那句传布迅速的话，只是一个例证。每逢有机会的时候，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你总是宣布你对那构成我党政纲的理论基础的学说，采取否定的态度。党内每一个人都已熟知这件事了。在你和夏克曼合作，发表于党的理论机关报上的“退却中之知识分子”一文中，已绝对证实你拒绝辩证法唯物论。难道党没有权利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吗？难道你当真以为在第四国际内，一位理论机关报的编辑能够自限于简单的声明：“我断然排拒辩证法唯物论”──仿佛这是一个请抽一根香烟的问题：“谢谢你，我不抽烟”吗？一个正确的哲学理论，即，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的问题对一个革命政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正如一间良好的机器厂对生产具有决定意义一样。借过去遗留的物质和智慧的方法尚能够维护旧社会。但如果不首先把当代的方法加以批判的分析就能够推翻这个旧社会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假如党连其思想的基础都已弄错了，那么你的起码义务便是指出一个正确的道路出来。否则你的行为便不可避免要被人解释为一个文人学士对一个无产阶级组织所采的傲慢态度，而这个组织却毕竟是无法领悟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的哩。还能够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么？

有教训意义的例子

无论任何人，只要他熟知工人政党内各派斗争的历史，他便知道凡脱逃到机会主义阵营去的，甚至脱逃到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去的，往往以排斥辩证法开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弱之点，同时因为工人们鉴别哲学方面的不同较之鉴别政治方面的不同困难得多，他们又把这一事实加以利用。一切经验的证据都在说明这一久已昭著的事实。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看轻这一事实是不许可的，这一事实就是所有伟大和超卓的革命家──首要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佛兰兹·梅林格──通通都站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基础上。你能够认为他们通通都不能够区别科学和宗教吗？在你这方面不是太过于骄矜自大了吗，盘纳姆同志？伯恩斯坦，考茨基和佛兰兹·梅林格的例子最富于教训意义。伯恩斯坦绝对排斥辩证法，称之为“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考茨基对辩证法问题保持冷漠的态度，略有点像夏克曼同志。梅林格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孜孜不倦的宣传家和辩护者，他几十年留心一切哲学和文学的革新，不懈的暴露唯心论，新康德主义，功利主义，各式各样神秘主义等的反动内容。这三个人的政治命运是尽人皆知的。伯恩斯坦以一个沾沾自喜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终其一生，考茨基由一个中间派变为一个庸俗的机会主义者。至于梅林格呢，他至死还是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

在俄国，三个极著名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史特卢维，布尔加科夫，和培尔第埃夫均以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开始，以走入反动阵营及正教教会终。在美国，依士特曼，雪尼·胡克及他们的朋友们利用反对辩证法来掩盖他们从无产阶级的同路人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诸如此类的例子也可以从其它国家引出许多。普列汉诺夫的例子表面上似乎是一个例外，实际只证明这法则。普列汉诺夫是一个非凡的辩证法唯物论宣传家，但他一生都从没有机会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他的思想脱离了实践。1905年的革命以及往后的世界大战把他抛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阵营中，且迫使他在实际上放弃辩证法唯物论。在世界大战中，普列汉诺夫在国际关系方面公然以康德的无上命令的主角身份出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普列汉诺夫的例子只证明单单辩证法唯物论尚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革命家而已。

夏克曼反过来争辩说：李卜克内西留下一本反对辩证法唯物论的遗著，这本遗著是他在狱中写就的。在狱中，有许多古怪思想侵入一个人的心里，因为无法与他人交往，所以这些古怪思想是不能遏止的。没有一个人把李卜克内西认作一个理论家，他本人更其如此，但李卜克内西却成了世界工人运动的英雄主义的象征。假如美国的辩证法反对者有任何人于战争中表现同样的自我牺牲及独立于爱国主义之外，我们就尊之为革命家。但并不因此就解决辩证法的方法问题。

假如李卜克内西在享受自由时，他本人的最后结论究竟会怎样，这是很难说的。无论如何，他在发表著作之前，他无疑要拿给他的更有学历的朋友，即，佛兰兹·梅林格和罗莎·卢森堡看的。他很可能早已听从他们的忠告把这卷稿子丢到火中了。我们姑且承认他竟不顾那些理论上超过他的人们的忠告，决心发表他的著作。梅林格，卢森堡，列宁及其他人当然不会为这一件事提议把他开除出党；相反的，假如有谁做出这种蠢笨的提议，他们一定要坚决反对。不过同时他们决不会和他成立一个哲学的联盟，反而还会坚决的和他的理论上的错误划清界限。

我们知道，夏克曼同志的行为却完全相反。“你们将看到，”他说──而且这还是教导青年哩！──“普列汉诺夫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个出类拔萃的理论家，但他却以一个机会主义者下场；李卜克内西是一个出色的革命家，但他却怀疑辩证法唯物论。”这种论调归根到底无非是说，辩证法唯物论对一个革命家是毫无用处的。夏克曼勉强从历史中割出李卜克内西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例子，把他去年那篇文章的思想加强和“加深”了，这一思想就是，政治不依靠方法，盖方法由于天赐的不一贯性，是与政治无关的。夏克曼想靠错误地说明两个“例外”来推翻整个法则。假如一个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论调是如此，那么一个反对者还会说出什么来呢？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至此就走到它的完全取消了；尤有甚者，走到一切理论和一切方法的取消了。

你提出什么来代替

辩证法唯物论当然不是一种永恒的和不变的哲学。如果这样想法，就与辩证法的精神相矛盾了。科学思想更进步的发展将无疑的产生一种更深刻的学理，而辩证法唯物论将只充作构成的材料加入这一学理中。但我们却没有丝毫根据，希望这一哲学的革命在没落的资产阶级政制之下来完成，即使不提这个事实：马克思并非每年或每十年产生一个的。目前无产阶级生死存亡的任务并不是重新来说明这个世界，而是把它从头到尾改造。我们可以期待在下一个时代中，将产生一些行动的伟大革命家，但产生一个马克思则难之又难。人类将来只有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才感觉到有重新检讨过去的理论遗产的需要，而且将来无疑的不仅在经济方面，即在智力的创造方面也远超过我们。苏联波拿巴官僚统治之所以犯下罪恶，不仅因为它在生活的各方面造成一种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还因为它把该国的智力活动贬入格别乌的无管束的蠢材们的深渊中。

但我们姑且承认，无产阶级竟如是侥幸，出乎我们意想之外，在目前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家或一群新的优秀理论家，他们将超过马克思主义，而且特别是使逻辑超出唯物辩证法。不消说，一切前进的工人都要向这些新教师学习，而老人们也一定要重新教育他们自己。但此刻这还是未来的音乐。或者我弄错了吧？或者你要叫我注意那些为无产阶级用来代替了辩证法唯物论体系的著作吧？如果你手头真的有这些著作，你就不会拒绝举行反对辩证法鸦片的斗争了。可惜一种也没有。你一面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一面却又不拿出任何足以替代它的东西。

你试想像一个票友式的年轻医生，他向一个用外科小刀的外科医生大发议论说，近代解剖学，神经学等通通都是不中用的，它们中还有许多地方不清楚和不完全，只有“保守的官僚们”才能够根据这些假科学来开刀施手术云云。我相信这位外科医生一定请他的不负责任的同僚离开那间手术室。盘纳姆同志啊，我们也不能示弱于那些嘲弄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的廉价讽刺的。相反的，既然这个问题已在派别斗争的过程中清楚的提出来，我们便要回头向我党的所有党员，尤其是青年们说：当心资产阶级的怀疑论侵入你们的队伍中。紧记着，社会主义直到如今尚没有找到较之马克思主义更高的科学表现，千万不要忘记，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唯物论。你们埋头于认真的研究吧！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佛兰兹·梅林格吧。这对于你们，比之研究那些论加农的保守主义的有成见的，无益的并且有点滑稽的论文，更是百倍的重要了。让目前的讨论至少产生这一个积极的结果，即，青年们设法把一个认真的革命斗争理论基础嵌入他们心坎中吧！

虚伪的政治“实际主义”

但，在你的情形，问题却不限于辩证法。在你的决议案里说及你现在不提出苏联性质问题来让党决定，这表明你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法理上，那么，就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来。只有婴孩才不懂得这一点。这个提案还有另一个更荒谬和有害的意义。它表示你把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开。而在我们看来，则问题的症结正这一点上。假如不利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就能够给一个国家下一个正确的定义；假如不把这国家加以阶级的分析就能够正确的决定政治，那么，问题就发生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用处呢？

反对派的领袖们虽然在苏联的阶级性质上意见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却一致同意，即，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必须标上“帝国主义”的臭名，而苏联也不能受“无条件”的拥护。（非常丰富的政纲！）当敌对的“派系”在大会上直截了当的提出苏维埃国家性质的问题（何等罪过啊！）时，你们已经事先赞成……不一致，即分投票。英国“国民”政府的大臣们已开了这一先例，他们就“赞成不一致”，即，分别投票，但英皇陛下的大臣们却有这样的好处，即，他们非常明白他们的国家性质，因而不妨在次要的问题上不一致。反对派的领袖们处境太不利了。他们竟容许自己在基本问题上尽量不同，为的是好在次要的问题上团结一致。假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原则的政治，那么我就不懂得无原则的结合有何意义了。

你似乎分明认为拒绝讨论辩证法唯物论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而牢牢捉着“具体的”问题，你就尽了一个实际主义政治家的本分了。这种自欺皆由于你没有十分熟习过去50年间工人运动内部党派斗争的历史之故。在每一次原则的冲突中，没有一个例外，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让党完全看清理论与政纲的基本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具体的”问题才找到其适切的位置和配比。在另一方面，各种各式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在原则的争论方面已遭受几次失败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老是拿“具体的”行情性的估计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分析，而这些估计，他们却照例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压力之下形成的。这种脚色的分担已通过几十年的党派斗争保持下来。请准许我向你保证一句吧，反对派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它在理论上赞成修正派的传统，在政治上则赞成机会主义的传统。

上世纪临末之时，伯恩斯坦在英国受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与功利主义──哲学中之最拙劣者──的影响，但他的修正义的尝试，却受了无情的排拒。因此，德国的机会主义者突然从哲学及社会学方面撤退。他们在会议上，在报纸上不断叱骂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呆子”，因为他们以一般的原则的考虑来代替“具体的政治问题”。读一读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纪录吧──你将眼见如法国人所说的le mort saisit le Vif（死者抓住活者），而惊奇不语了！

《火星报》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尽的伟大作用。《火星报》一开始就反对工人运动的所谓“经济主义”及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经济派”的主要见解就是认为《火星报》漂浮于理论方面，而他们“经济派”则提议领导具体的工人运动。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见解如下，《火星报》要创立一所辩证法唯物论的学校，而我们则要推翻沙皇的专制政体。我们一定得说，民粹派的恐怖主义者是非常认真地实践他们的话的：他们亲手拿着炸弹，牺牲他们的生命。我们和他们讨论：“在某种情形之下，炸弹是一个极好的东西，但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我们自己的思想。”在全部历史中最伟大的革命并不是由那一个拿着炸弹出发的党，而是由那一个拿着辩证法唯物论出发的党来领导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

当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尚同属一个党的党员时，大会前期及大会本身老是发生关于议事日程的猛烈斗争。列宁常常提议把沙皇皇朝的性质，革命的阶级性质，我们所经历的革命阶段等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之首位。马尔托夫和但，这两个孟什维克的领袖总是反对：我们不是一个社会学俱乐部而是一个政党，我们必须意见一致的不是在沙皇经济的阶级性质上，而是在“具体的政治任务上”。我是凭记忆援引这一点，但我不会有弄错之虞，因为这些争论在多年中再三复演且已有了固定不移的性质。我可以附带说一句，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少过错。但我从那个时候以来已学了一点东西。

列宁总是向那些醉心于“具体政治问题”的人解释说，我们的政治并不是行情性的，而是具有原则性质的；策略是隶属于战略的；在我们看来每一个政治运动的第一宗重要事就是引导工人由特别问题走上一般的问题，并把近代社会的性质及其基本力量的性质教给他们。孟什维克派常常就感觉得急需在他们的不稳定的结合中，借逃避的方法，来掩饰原则上的分歧，而列宁则相反，直截了当的提出原则问题。目下反对派反对哲学和社会学而赞成“具体政治问题”的论调，就是但的论调的过时的背诵。没有一句新话！可惜夏克曼只当马克思主义的有原则的政治已成陈旧不堪的档案时才来尊重它。

盘纳姆同志啊，由你的嘴来请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到“具体的政治问题”，特别失礼和不相宜，因为不是我而是你提出苏联性质问题，正因为你提出来这个问题才迫使我提出决定国家的阶级性质的方法问题来。不错，你已撤回你的提案。但这种派别斗争的手段没有一点客观的意义，你是从你的社会学的前提得出你的政治结论的，虽然你现在已暂时把这一前提收入你的手提箱子里。夏克曼则没有任何社会学的前提也得出同样的政治结论：他在迁就你。阿本则设法为他的“组织的”结合从隐匿了的前提及缺乏前提之间取利。你以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处理问题；夏克曼及阿本则充当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谁更坏，这是不容易断定的。

目前讨论的辩证法

当我们碰到这个外交阵线掩盖了我们反对者的隐匿的前提，与缺乏前提时，我们“保守派”自然回答：只有你们清楚说出你们用为出发点的阶级前提是什么时，讨论“具体问题”才能有效果。我们并不勉强自限于讨论你们在这次争论中人工选定的那些题目。假如某人提议，我们把苏联舰队入侵瑞士，或布伦克斯（纽约犹太区──译者）一个妖巫的尾巴的长度，当作“具体”问题来讨论，那么我想我得事先提出这几个问题来，如：瑞士有海岸吗；到底有没有妖巫呢？

每一次认为的争论，都由特殊的，甚至偶然的问题发展到一般的和基本的问题。某一次争论的直接原因和动机，在大多数场合只有象征的兴味。具有真正政治意义的只是那些在争论发展中发生的问题。某些知识分子，急于控告“官僚的保守主义”，和表现他们的“机动精神”，在他们看来，关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国家性质，集中主义的问题的提出，好像是“勉强的”，争论好像己走入一个“错误”方向去了。但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争论有其自己的客观逻辑，这一逻辑并不与个人和集团的主观逻辑相符合。争论的辩证的性质就是因为它的客观过程乃由敌对倾向的活生的冲突，而不是由一个预定的逻辑计划来决定。争论的物质的基础就在于它之反映不同阶级的压力。这样，目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争论就与整个历史进程一样，按照辩证法唯物论的法则而发展──不管你应允与否。盘纳姆同志，这些法则是逃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