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的聪明，就像绳子一样，两股劲儿。苏东坡的聪明就两股劲儿：写文章，他满腹锦绣，但对官场上的那一套，好像就差远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对新法提出批评，把王安石给得罪了，弄得脑袋好悬没掉下来。等到了司马光执政的时候，尽废新法，他又提出反对意见，结果，又引起司马光的不满。苏东坡在新旧两党之间的这种两面不讨好，原因或许很复杂，但不管怎么说，弄成这样的结果，从自身因素讲，苏东坡多少有些“咎由自取”。这话怎么讲呢？
封建社会的官场，宗派、党羽、山头等等，俨然一种无形的隔离区，把游戏其中的人们分成团团伙伙。这种“团伙”，过去称之为“朋党”，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圈子”，一个圈子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要想置身其外，其结果必然被边缘化，也就是说，上面没人支持你，下面没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也就注定你干不成大事。如果你左右摇摆，那就更了不得了，你会被所有的人瞧不起，不但这个圈子会抛弃你，其他的圈子也不见得会容你。
很显然，这种利益共同体的潜规则，突出的一点是：干什么倒在其次，关键是怎么干、为谁干。王安石和司马光是两个圈子的人，称得上政治上的死对头，可他们都排斥苏东坡，是因为苏东坡提出了甲乙丙丁那么几条意见吗？简单地看，好像是。然而，那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王安石和司马光不是那么肤浅的人，他们排斥苏东坡，在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就有大志，敢说话。他曾这样表示“言必当世之过”，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一定要“以道对君，不可则止”。他曾对哲宗皇帝这样说道，自己绝不“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杭州招还乞郡状》）。他给朋友李择的信中这样说道：“仆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驱为之”（《与李公择书》）。也就是说，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的事，不怕豁出老命。正是基于这种理想的激励，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和弟弟苏辙温习应试科目，每顿饭只有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戏称为“日享三白”。日子虽然过的很苦，但精神头挺足。
然而，大志固然美好，实现它却要有个过程，实现这个过程固然离不开才气，但重要的还是靠能力。这个能力无疑包含着能办事、会办事，把好事办成、办好的措施和方法。中国自古及今，很多文人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命运多舛，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才气，实在是因为他们缺少这种能力，不会把自己的“理想”经营好，落到位。突出的表现就是，总认为自己很高明，一副舍我其谁的救世主派头，结果，落得个“孤家寡人”，像堂吉诃德式的到处碰壁。
客观地讲，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新法也罢，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苏东坡批评的没错，反对的有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直言的品行可圈可点；他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是，他的这种“苟利于国，无不可言”的政治追求靠什么去实现呢？仅仅慷慨陈词，激扬文字吗？慷慨陈词，激扬文字做起来其实并不难，或者说做到这一点，有一点良知和勇气就够了，难的是把你的想法让人接受了，那才叫厉害。苏东坡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者说他做的还很不到位，他的身上同样也有很多文人的那种“毛病”，我们不必为贤者讳。
不过，和很多文人不同的是，苏东坡对自己身上的这种“毛病”，认识的似乎很清醒。有一次，苏东坡吃完饭，在院子里一面散步一面用手摸着肚子，问旁边的婢女：“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个婢女答道：“都是文章。” 苏东坡不以为然。另一婢女说：“满腹都是机械（巧智）。” 苏东坡也认为不对。苏东坡最得意的婢女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苏东坡捧腹大笑（《舌华录·慧语第一》）。苏东坡为什么大笑呢？因为苏东坡很满意朝云的回答。看来，两面不讨好的苏东坡，看起来是一个糊涂人，其实，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上，他一点儿都不含糊。
公元1077年7月，黄河在澶渊决口，洪水涌到徐州城下，富裕大户争相逃出城去避水。时任徐州太守的苏东坡当机立断，当众表示：“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宋史·苏轼列传》），立即派人把那些逃走的富裕户赶进城来。这一有利的措施稳定了民心，在苏东坡的率领下，全城上下共斗洪水，三次把就要被淹没的徐州城抢救出来。徐州城保住了，但是，在那些富裕大户的心里，对苏东坡怨恨的种子也开始埋下了。在世俗的眼里，权势和财富往往是孪生的姊妹，可苏东坡偏就没把这些当回事儿。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另一个和苏东坡截然相反的人物曹振镛，此人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恩遇益隆、身名俱泰，他的门生问他做官的“诀窍”时，他答道：“此亦无他，唯多磕头，少说话而已。”应当说，曹振镛的为官之道，在封建时代的官场具有极大的普遍性，算不上很高明，像曹振镛那样做官，苏东坡也会，而且要做起来可能比曹振镛还要厚黑，只不过他不想那么做、不屑那么做，这是他为人为官的道德底线。苏东坡之所以成为苏东坡，就因为这个底线，而这一点，也恰恰是苏东坡两面不讨好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