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下来，我要记写的是进入我的世界的父亲。前面已经说到，我出生的时机似乎不那么对头，这时候，事业上的父亲已经夕阳西渐了，家境也每况愈下。与此同时，我却似乎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得到一些他们所没有的东西。由于世事变故，父亲从一个事业上求进取的老板，一下子转向家庭，成了一个非常关爱子女的父亲。我其实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根本原因，也不知道在事业与慈父二者之间，到底是不是这样一种矛盾联系。但我在家中曾经得到父亲过多的宠爱，是家中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事实。过早的印象已经是一段空白，幼时，留在我最初记忆里的父亲，个子极高，似乎在店堂里，父亲很深地弯下身子，牵着我的手，而我则攀着他两条长长的腿，像爬树一样往上爬，我始终爬不上去。这时，父亲就哈哈哈地笑，笑得浑身在抖动。

我是父亲的第十个子女，一个整数记录。在父亲心情好的时候，我曾是他的自豪，当别人问起我是他第几个小孩时，他会故作寻常地说，他呀，老十。通常，问他的人就很惊讶，说，你有十个？这时父亲的脸上就会掠过一道得意的光。我出生四年后，弟弟十一子问世了，父亲除了用得意的神色回答他人，每每又添上一句：下面还有个十一子。好比根深叶茂生命之树的最后一根枝条，弟弟十一子的出世，最终结束了父亲在家族某一枝脉中繁衍生命的使命。

父亲当年有多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依我今天对生活的理解，他似乎应当难有心情好的时候。光从经济负担的角度，一个人挣钱而十来口人吊着要吃饭，其难处可想而知。父亲那时的薪水也就三十来块钱吧，把它们分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应当是多少，显然不是一个复杂的计算题。而从48 年以来，他又接连添了四张嗷嗷待哺的小嘴，那就是我们家的八子、九子、十子、十一子四个小孩。我想象每添一个小孩时父亲的表情，除了天性的父爱与喜悦，剩下的大约是一种无可奈何罢。

父亲显然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垮。没有被压垮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父亲乐观与韧性。父亲不像一些生活型的人，常有着经济的忧虑。从这一角度，父亲也许属于那种大而化之的性格。另一方面，在经济承受能力方面，父亲还有着一些潜力。比如，自我记事的时候起，印象里，家里经常会变买一些家具和首饰，比如红木的八仙桌、柏木雕花橱柜、以及一些不常穿的皮衣袄袍和玉器钻戒一类的小手饰。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户人家败落的“穷归穷，三担铜”了。变买家中物事一类事情，大都由母亲出面来料理，更多时候，父亲都有不在现场理由，也每每不在现场。父亲为什么要避开这样的现场？他是不是也隐在后面拿些大主意呢？如今想想，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想不通父亲为什么从来就没有想到变卖一些房产？从经济的角度，那不是比淘家里的小物事要抵事得多。

父亲从来没有去打房屋的主意，不仅没有变卖房产，相反，在大运河拓宽拆迁故宅时，他还增加投入许多资金，在新辟的通湖路上建了三进新房屋。父亲对新房屋的地理位置、建筑设置颇为得意，他曾经说过，前街后河，街是新街，河是老河，两个天井连同后河边，刚好三个院子。这是父亲为三个女儿砌置的房产。父亲当时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比如男女平等。父亲虽然没有多少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却又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平等，因为他为儿子们每一房都置下了产业，却没有置女儿的房产，故宅拆迁时，他觉得他终于有机会弥补上这一遗憾了。当时，拆迁人家不少，像父亲这样有房子住，并且有着许多自己眼下住不到的房产的人家，没有一户像父亲这样做的。通湖路新房子的建成，刚好赶上58年大跃进的年代，是共产风刮得最烈的时候。应当说，父亲这时候的“男女平等”新思想，显然导致一个重大决策失误。那拆下来的故宅的建筑材料与增添许多资金建成的属于我三个姐姐们的房屋，不仅姐姐们谁都没有住上，父亲一家谁也没有用上，一天也没有。那房屋属于父亲的只有基建工地餐风饮露的忙碌和操心。后来，当日子越过越艰难的时候，父亲曾经为此后悔过，父亲说，当初拆迁建房，不应当再增加投入，应当多少米做多少饭。父亲其实并没有后悔到点子上，他只是认识到不应当增资扩建，而没有认识到那个时代，共产风愈演愈烈，根本就不是搞个人建设的时候。父亲的失误，使得他不仅把故宅的房产全抛了，还把家中仅有一点老底也淘空了。最终，等于竭尽所能，做了一件谁也不领情的公益事业。

起初，父亲与我们一家，还看不到后来的结果，因为这些房屋开始都还是以租赁形式租给一些机关单位和居民居住，可以收取房租贴补家用。后来的“房改”（与今天的房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也就是房产改造，禁止私人收取房租，改为私房公管，父亲所有的房产，在门楣上都钉了一个“公管”的方牌，公管后，房主只能按季度去房产管理部门领取极有限的房产定息，再后来，房产定息也取消了，那些房产也就算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的全过程。这时的父亲，也实际上实现了他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因为，这时候，他的那些庞大的房产已经全部归于国有，女儿们得不到的，儿子们也一样地得不到。

在父亲的内心世界，大约也只是到这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他的全部辉煌终于离他远去。

这个时候，刚好是我记事的年代。这个时候的父亲似乎并不颓唐，也没有丧失信心。在我记事的时候，父亲给我印象仍然是一个乐观的对子女投注很多爱的称职的父亲。后来，我曾经不止一次设想父亲当年的处境，也试图想象父亲当年的心理感受。一次次设想过后，我不得不对父亲毅力与韧性，由衷地钦佩。

父亲毅力之强是非常罕见的。不仅我们做子女的一个个自叹不如，父辈的亲戚朋友们提起来，也没有不佩服的。从大盛到大衰，一转眼的功夫。人常说，顺风好行船，逆风难带舵。在父亲身上，却很难看出大起大落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父亲依旧黎明即起。虽然在合作商店工作，无须起这么早。父亲依旧清晨时分练他的书法，下班以后或与人下棋，或沏一杯茶对我们说些古书、讲一些唐诗宋词。与年轻时候相比，他除了呆在家里时间多了，许多生活规律一无变化。比如他每天清晨练书法，就几十年不间断。作为一个书法家，每天做功课也许是必须的、可能做到的，而对于父亲这样一个从事商业的业主和后来的商店营业员来说，似乎就不是必须的，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说起父亲的黎明即起，就想起父亲的规则来。父亲从来都贯彻“黎明即起”的格言，他对待早起的方法，是一起身就下床，穿戴衣物全是床下的事。父亲说，大凡人，都有懒惰的本性，早上留恋热被窝，尤其是冬天。父亲年轻时候曾为自己订了一个规则：不管多累多欠睡眠，黎明即起。身子倦得动不了时，他就数口令，他拉长声音，数“一、二——”，这时，不管是谁应答一声“三！”他马上就从床上蹦起来，下床穿衣服，其速度迅捷得完全可以与出操的军人媲美。父亲不是军人，也没有从军以及相关的经历。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几个小弟兄，很小的时候，最喜欢接他数的数字，每当他拉长声音数到二时，床上会抢出许多响应的“三！”随着众多的“三”的应答，父亲应声跃下床，在床下极麻利的穿好他的衣着。这一习惯，多少年也没有改变，直到我离开家庭走上社会。

对父亲而言，书法与下棋都是余事，业余爱好而已。然而，父亲的余事，竟也在高邮城内出类拔萃，令行家里手们不得不叹服。拿书法来说，小时候，常见到有人来找父亲写毛笔字，我们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即便是现在，父亲也算不上什么名头很大的书法家，然而，在高邮，恁是什么书法家都不得不佩服他，都尊他一声张老。县城人民公园重修人民英雄纪念碑，拟将碑铭由原先的毛体改换成书家的字，向许多书法家征集书法作品，最后在众多应征作品中选取父亲书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碑铭。由此看来，父亲的书法不仅很有功力，品位也不低。不久前，我回故里，还特意去公园看那花岗岩做成的七个一米见方的大字，它们嵌在碑的正面，与碑石一样雄浑、巍峨地立在那里。汪曾祺1982年第一次返回故里，距离他离开家乡已经42年了，汪不认识我父亲，但他在他亲友家见到我父亲的笔墨，竟非常欣赏，特地请了人，去父亲门上索求父亲的条幅。汪老自己的书法就不错，是行家，他的眼力大约不会差到那里去。

与小时即开始练书法不同，父亲的下棋属于“后学”。那时，小城的象棋高手有县中高冠常和县师范的张远庸，他们称雄小城棋坛许多年，直到我父亲步入棋坛。我曾经跟着父亲去过高老和张老家，去看他们下棋。高冠常是县中的数学老师，张远庸是师范的语文教师，在小城都算是有学养的人，他们下的棋是书生棋，比较注重理论。父亲的棋则理论、实战并重，棋风刚柔并济，且算度精深，极具韧性，渐渐便后来居上。看得出高、张二老并不怎么佩服父亲的棋，却也不得不甘拜下风。父亲经常代表本县参加过省、市一些比赛。我看过父亲参加1960年江苏省象棋比赛时的合影照片，这照片至今还妥善保存在家中。后来，我曾在另一位当年参赛的棋友家中，也看到过同样的照片。在这张老照片中，我很容易就找到了父亲，父亲那年刚好50岁，但照片上的模样好像还不显老。后来，少年的我在下棋有了一些成绩时，人们在提到我时，常常会说，噢，他是张某人家的公子，将门虎子。

显然，父亲在棋艺上面的提高，得益于他事业上辉煌的消失。这有点像一个过早地解甲归田的征夫，父亲把他本应用到事业上的一份力气用到枰场上，难怪像高老、张老这样一些人，难以抵御父亲的搏技，因为父亲的每一招中，都挟带另一股力。这是我许多年以后，才明白的道理，父亲其实是在棋盘上，在一个虚拟空间，实现自我。

父亲的另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是希望造就子女们，继承父“业”，尤其对我期望甚高。当我6岁时跟在父亲后面学棋，并且在棋上面稍稍显露出一点点才情的时候，父亲几乎难以抑制他的喜出望外。从那时起，父亲总喜欢把我带在他的身边，喜欢别人当他的面夸我神童，有时，甚至并不是别人在称许，而只是父亲自身在营造出一种对我的称许。这就使得少年的我很不好意思。我记得有一年县里举行一场成人棋赛，父亲一定要让才7岁的我参加比赛，而抽签的结果，偏偏第一轮便父子相逢。由于父亲是当时县城里的高手，又因为我是他儿子，才那么个小不点儿，我们这局棋旁就围了很多人在看热闹。也许是那盘棋我发挥得特别好，也许是父亲暗中手下留情，这盘后来竟下成和棋。我记得父亲当时很激动，他为我能跟他下成和棋而自豪，父亲对一旁的观棋的熟人说，是他自己下和的，是他自己下和的。父亲的意思，这棋并不是他手下留情让我的。只不过他越这么说，越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

父亲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出色的棋手，在我身上所下的那番力气，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父亲每天早上练完书法，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教棋，这时候，往往天还黑洞洞的。应当说，对于少年的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当我眼睛糊着眼屎，睁不开眼也不想睁开眼的时候，父亲已经跟我讲开《桔中秘》、《梅花谱》这些古象棋谱和广东扬官麟主编的《中国象棋谱》。常常是我朦朦胧胧似乎又睡着的时候，父亲猛地一敲棋子，又把我从梦里拽出来。轮到父亲去商店里值宿的日子，父亲那时的轮值时间好像是一个月。为了不让我中断功课，每天晚饭后，我就得背着书包跟父亲去商店里住，早上依旧是四五点钟被拎起来，听父亲讲棋谱，到天大亮以后，在父亲商店附近的食堂里喝一碗稀粥，直接从那里去上学。三九四伏，晴雨雪天，日日如此。我也不知道那些日子，我在父亲慑迫下到底读了多少棋谱，反正父亲的一箱子棋书，让我从头到尾读了个遍。对于才几岁的我来说，这样的晨课确实是一桩辛苦事，可父亲他苦不苦呢？许多年后，我已经忘了小时候那种辛苦的滋味。当我也做了父亲，当我为自己儿子成长做一些事情时，这才觉得，我跟我父亲相比，差得实在太远了。我由此更觉父亲当年为我所付出的那番辛劳，实在不是常人父母所能做到的。

遗憾的是，我后来并没有在下棋方面有很大的出息。11岁那年我曾经获得扬州专区十县二市的少年象棋冠军，这可以说是父亲和我在下棋方面的最大的收获。父亲当时的目标是把我送进省专业棋队，据说他还与扬州的著名棋手当时扬州地区的象棋教练扬兆宏先生商讨过此事，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父亲的梦想。由于下棋也是一种旧文化，棋类竞赛被停止。省专业棋队也解散了，当时江苏省的著名棋手戴荣光、周顺发等人全部下放到南京钢铁厂，当了炼钢工人。父亲对我在棋方面的期望，终于化为泡影。我在下棋方面的没出息，虽然不完全是自身的原因，回想起父亲的辛劳与殷切希望，我总觉得我辜负父亲太多。

四

因为下棋的缘故，我跟在父亲身边的时间要比其他姊妹们多得多。父亲对我的影响其实不完全是棋，尽管他主观上是希望培养我成为一个出色的棋手。父亲还喜欢吟诗作对一类的文人雅事，在小城他有这样一些朋友，比如有名的孙岫峨老先生和李蔚亭老先生，他们都比父亲年长，我记得孙老蓄了一把长长的胡须，纯白而无一丝杂色，大约有七八十高龄，前胸依旧挺得笔直，很有一副仙风道骨的气韵，孙老写一笔极扎实秀拔的小揩，我家里曾经有过他的字，可惜文革时一把火烧了。李老是个板聋，跟他对话必须借助笔，李老书房里通常都放一块小黑板和几动粉笔头，你得把你要说的话写在小黑板上。我记得小时候对这种对话方式很感兴趣。这种对话方式，到也真有点往来无白丁的意味。我如同父亲的尾巴跟在他身后，出入这样一些场合，到也不知不觉地接触到一些旧文学的常识，比如诗的平仄、格律与诗韵，还能记下一些旧诗与杂乱无意的知识。

这些，是不是对我后来喜爱上文学并且最终从事文化工作，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也说不清楚。因为，到了文革期间，这些大都属于“四旧”的范畴，都是些“大破”而非“大立”的对象。这时，再回过头来想一下，竟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父亲所有喜好的东西几乎都与“旧”字相关。

除了诗词，父亲还喜欢道情。从读书人角度，道情其实也可以算是诗的一种形式。只不过，父亲喜欢的不止是阅读欣赏，甚或创作。父亲还喜欢道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唱。小时候，在街边常常可以看到夹了渔鼓简板，唱着道情、沿街乞讨的流浪汉。父亲竟然会喜欢这样一种形式，这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父亲会唱很多道情。夏夜，在门前纳凉的时候，父亲除了跟我们讲《东周列国志》、《镜花缘》一类旧书，兴致来时，有时会唱好多道情段子，甚至接连几天所唱的段子都不重复。父亲唱道情时，两手会模仿渔鼓简板，在门板上敲出带花点的节奏。父亲唱的那些道情中，有郑板桥等人高雅清隽的段子，有一些带有很多隐逸世外的情调，像“终南山／是俺家／腊月天／四季花／茅檐草舍无冬夏”；还有一些劝世的段子，像“高高山上一对鹅／一阵狂风吹下了河／河里的鱼虾它不吃／口口声声念弥陀／……畜生还有修行的念／人不修行到几何？”其它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这样言情的段子，很少听他唱，现在想起来，大约是怕对我们一帮小孩有不好影响罢。

道情作为一门行于江湖的艺术，还有一些有趣的行规，比如，当你学成100个道情段子时，就必须“开喉”。仿佛一种仪式，“开喉”就是你得模拟那些行街乞讨者，也夹了渔鼓简板，沿街边的店铺人家“乞讨”一回。据说，父亲曾经在北市口的街面上举行过这样的仪式。那一天，身为张立興北货栈老板的父亲，穿起竹布衫，夹了渔鼓简板，从德泰昌洋货店，到竹西楼茶馆，走了四五家店面。父亲一本正经地在他经过的店面前唱几段道情，而后，像那些真正的江湖中人，用简板夹起店家递过来的几板铜板，“咚”的一声丢进倒过来的渔鼓桶中。父亲的身后，簇了许多街坊邻居和一些小孩，跟着一家家走过去看热闹。因为都是熟人，好多人跟着起哄，要父亲再来一段，再来一段，哄得那段街面上像进香、迎会一样的嚣闹。

问父亲为什么要学唱道情？父亲似乎没有说出什么让人信服的理由。在父亲看来，道情有雅的成分，它像诗歌，可以言志，可以抒情、是赏析的对象，只不过道情比诗歌有更直接的讽刺劝世内容。道情的俗，首先在于它可以作为一种不俗的谋生手段。父亲开始学唱道情的时候，正处于事业辉煌的峰颠，按理说，他似乎没有必要考虑谋生的问题，特别是用唱道情这样的方式去谋生。我不知父亲为什么会这么想，在这样一些不显眼处，流露出父亲心中似乎有一种无名的忧患与稍稍的悒郁。

父亲还能涂几笔丹青，临过一些《芥子园画传》之类的法书，不过他这方面的资质实在平平得很，他自知这一点，从来不把自己这两笔拿出来，免得贻笑大方。在他曾经经济阔绰的时候，倒是买过不少名家的字画，可惜，文革的一把火，把它们烧得干干净净。解放后，父亲虽然从一个家境颇好的业主，变成一个普通的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公民，依旧能如此这般地伴有琴棋书画诗，即便是拮据的生活，也显得生动多姿。

假如生活仍能这么平静地持续下去，父亲那辈人，其实完全可以适应新社会的生活，只是，人们不要彻底摧毁他们那辈人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构架，对于父亲而言，没有他们所熟悉的渲染着民族传统的文化氛围，他便会像一个抽去内在物的空架，从一个丰富多彩的活人变成一个扁平体，甚至成了一个文化植物人。那年头，当年轻的我们响应着“破旧立新”的口号，向所有旧文化宣战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做的其实是从精神上戕杀父亲和他那一代人。我们的所作所为，无疑大逆不道，是一种欺天灭祖的行为。事实上，6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它对人们的最大伤害，正在于此。它是双刃剑，同时重创了父辈和我们自身。许多年以后，当许多人讨论文化重构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人人都知道重构是何其艰难的事。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以非此即彼的思维，对立地看待文化的新与旧，而是把文化视作一种传承，是一环扣一环的链，或者是可以不断进行文化因子勾兑融合的过程。人们还是深深感到那场大破坏给人们所造成的伤害，那是些更深层面的伤害，绝不像一些表面创伤，短时间即可以愈合、复原。

就让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过程，从我的叙述中略去吧。叙说它，将会占用一个很长的篇幅，并且，还将影响我整个叙述情态。父亲在这场大革命之始即成为一个历史、现行的“双料反革命”，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受了许多磨难，以至他的子女们也受了很多牵连。然而，对于父亲，这些都不是致命的。对父亲和与父亲生活在同一种文化背景那代人而言，致命的是文化窒息。严格意义上说，父亲生命的亮色，已经在那场狂飚黯灭。

父亲对书法与弈棋的始终的兴趣，支持着父亲在人生道෯上又走了相当长一截路程。父亲终于老了。

到了父亲的晚年，历史却转回去了，从文化到经济，许多当年被否定的内容，纷纷得以“复辟” 。年迈的父亲也被请进了市政协，并参与诗书画界一些社会活动。父亲好像一个涸水多年的鱼，虽然有点醒过来的意思，已经不再有当年的活力。

五

真正感觉到父亲老了的时候，我已经在另一座城市生活了许多年。不能够伺奉在老人的左右，应当是现代人一大遗憾。所以，逢时过节回家看望父母，便成了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们，惟一能做的也是惟一能聊表孝心的行为。相对于父母当年对待子女的那番苦心，今天我们能做的和所做的这些，实在太微不足道。

父亲衰病时，承我单位领导的照顾，我虽然频频回家探视，却无法阻止大去的阴影，正向父亲一步步拢近。每回去一趟，父亲似乎又衰老一成，伤心之余，更直观地体验一次生命的悲凉与无奈。

在医院的急救室里，我曾经亲身体验了父亲的一次死亡。凌晨三时左右，输氧挂液的父亲，对我和守在他身边的大姐、二姐说，不要抓住我的手，我嫌烫，嫌烫。说着，脸色开始红涨，一会儿就变成紫色。值班医生连忙赶来抢救，父亲的呼吸停止，心脏不再跳动。强心剂，人工呼吸，经过大约十分钟的抢救，父亲的脸色渐渐回缓过来，心脏又恢复了跳动。父亲竟奇迹般的挣扎着又活过来。渐渐恢复的父亲问，香港回归还能不能见到？

父亲最后的心愿是97回归后去一趟香港。他不是政治家，去一趟香港在他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他只能像一个观光客或者旅游团成员一样，自费去那里走一走。他对这点看得比较重，他常常对自己也对别人说，看我身体的样子，香港应当去得成吧。他念叨这个话题时，97年还很遥远，随着97日渐逼近，父亲已经不支……

最后一次，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父亲又不行了。当即往回赶。车到了家门口时，大约是晚间10点钟刚敲过一会儿。扑进家门时，父亲才咽气。父亲刚换好衣服躺在那里。我把手伸进父亲长长衣袖，握住他的手。父亲的手暖和和地，比刚从外面进来的我的手还要暖和，很久很久，已经去了的父亲，依旧用他的余温，焐着我带着外面寒气的手。

一屋子的悲声。亲属们后来围上来，告诉我父亲临终时种种举止。晚上七八点钟时候，父亲头脑还很清楚，精气神也不错，说了很多话，也不止一次问起我们正在往家中赶的子女们。九点多钟的时候，父亲忽然就失语了。他们告诉我，在父亲咽气前，对围着他的亲人打了一个手势，父亲将两根食指叠成一个“十”字，睁着昏花的眼睛，环视四周。众人一时猜不出他的意思，围着问他，父亲已经咽了气。有人瞥见壁上的钟，10点刚过去一会。后来，他们对我说，父亲去的时候心里很明白，他说他10点钟离去。其实，我已经明白父亲他最后想说的话了，他是在问我呢，父亲是在问：十子呢？十子在哪里呢？我跪在父亲的身边，握着父亲温热的手，父亲的正在一点点析离的灵魂，你能知道我正牵着你的手吗？正像幼时你常常牵着我的手一样。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想父亲临去弥留那一瞬里的牵念。想起来，就有一股大悲哀搅动在胸中，身为人子，我一生承负父亲的爱实在太沉太沉。

我的记忆里，曾经有过一场罕见的大雪。我和父亲去车站去接从扬州过来的外地棋友。那似乎是我这一生从未遇到过的大雪。父亲撑了一柄黑布伞，顶着风雪，走在前面，我跟在父亲的身后，亦步亦趋。父亲的略带前倾的身影，本身就是一柄硕大无朋的伞，庇护着我。雪地上，父亲长长的脚印旁，嵌着我的歪歪扭扭的足迹，那鹅毛大雪，在我们的身边飞扬。许多年以后，我见到了当年去接的棋友们，他们对我说，有一年春节，我们去你们那儿比赛，下着大雪，是你和你父亲冒着大雪到车站来接我们的。其实，又有谁能比我更记得这场大雪！父亲的顶着风雪撑着黑布伞的姿势，始终在我的记忆里，庇护着我走过生命的一程又一程。

先考张公也愚，享年八十七岁。

生于公元一九一零年庚戌相七月初十子时庆生。

亡于公元一九九六年丙子相十月二十日亥时寿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