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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画报》285期《春宴》访谈

(2011-09-10 10: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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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城市画报》285期《春宴》访谈

2011年8月,安妮宝贝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春宴》出版。与5年前的《莲花》相比,30万字的《春宴》以近两倍的篇幅构筑了更为复杂的纸上世界。

“花下的宴席,人与人之间的相聚,嬉戏,彼此欢好愉悦,再怎样恋恋不舍,也是会变幻和结束。”关于“春宴”一词的涵义,安妮如是说。

《莲花》倾向于洁净、明亮,《春宴》则是对“黑暗”与“无明”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看,写作十年之后,安妮的写作主题重新指向“颓废”。但这种“颓废”与2000年《告别薇安》中呈现出的“颓废”并不相同。只有识别这种差异,才能理解作者所言:“以前我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界定,但这次,我觉得一些过于年轻的读者,没有谈过一次恋爱的读者,不阅读它(《春宴》)也可以。”

从《莲花》至《春宴》的5年间,安妮出版的小说仅有中篇《月棠记》、《月》,短篇《表演》、《长亭》。两篇短篇分别刊发于我刊2010年2月刊及2011年2月刊,读过《春宴》之后,发现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对此次长篇写作的演练。

生活状态、写作状态的变化体现在作品中,《春宴》的主题及结构都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倘若与旧作对照,16万字的《莲花》相对完满,自成一体,但是30万字的《春宴》却暗示了更多可能性,反像是一部长戏刚刚拉开序幕。

2011年3月,安妮主编和出版文学杂志《大方》。8月,出版十年文集。写作十年,作品被大量阅读的同时也引起诸多评议。

“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写作者,也不觉得自己重要,但我认为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生命中最凝聚的最好的能量应该用来写作。”

2011年6月底,围绕《春宴》一书,安妮宝贝接受我们的专访。以上话语出现在此次访谈中,它所体现的写作态度可算是对外界种种声音的最好回应。

 

 出发的时间已到。它们将属于阅读者。

——《安妮宝贝长篇专访 暗涌,自决,内省。单纯。》(2006)

 

写作本身,和一座老城的湮灭,具备相同的属性:拥有被时间反复埋葬真相不明的过去。

——《春宴 歧照。书信和写作》(2011)

 

城市画报:“春宴”这个意象,在书中只有一处明确提及,就是信得跟她母亲和琴药一起去赏花,“一场春日宴席接近尾声。布毯叠满层层花瓣。有无知觉的死,才有这般肆行尽兴的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词来做书名?

 

安妮宝贝:这个书名代表妄想和欲望的集中,以及注定的终结。这跟赏一次花事是同种属性。真实的花开得再美,再盛大,最终要沦落。花下的宴席,人与人之间的相聚,嬉戏,彼此欢好愉悦,再怎样恋恋不舍,也是会变幻和结束。这种苦痛,这种注定的失望,该如何面对。坦然接受这结果,及时行乐,秉烛夜游,或者说在此以上再度超离……这里面有种种选择和态度。我不去分辨论断它们好或不好,只管叙述和表达。提出共同的疑问。

 

城市画报:《春宴》一共12章,第一章与第十二章的部分出现了与其他章节不同的叙述者“我”,她在整个叙事中承担怎样的任务?

 

安妮宝贝:“我”在小说当中是个带有沦落之心的写作者,在经历停滞阶段之后,来到一座带有废弃感的古都,准备开始写作新书。这样她的生命开始遭遇另外两个人,书中人物庆长,以及给她写信的读者信得。“我”虽然只是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出现,但在结构上有稳定平衡的作用,而且是整个叙事的生发和终结者。“我”也要说出一些重要的话,这些话貌似和故事没有关系,但却是这些故事发生的根源所在。

所以,如果故事本身是一幕戏剧,“我”是那个拉开丝绒帷幕的人。

起先,我对《春宴》的结构框定也许更为庞大。小说提纲定的是3条线,还有一条“我”的故事。但后来砍掉它,只剩下庆长和信得两条线,因为两条线本身的内容写得足够多,字数很多,再写下去这个小说就太厚。这些超出预想之外。因此把“我”承载的那条线,包括一些古代内容,留到以后的书里也无妨。

现在庆长和信得的故事,貌似一个常见的不伦之恋以及另一个内心边缘的个体生活经历的互相混合,但超出这些故事本身,表达的东西其实很多,只是这些表达是隐藏的,碎裂的,繁杂的,晦涩的。读者阅读这本书,应该能够在内容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点,会根据自身经历、性情、思考或感受,一一寻找对应。并且这种寻找对应可以在不为人知的状态下进行。

我想这会是一种特别感受,如同收到一封别人写来的信,离你的心很近,但你不会让他人得知。《春宴》这种开放性的气质,将带来与以往不同的感受。

 

城市画报:为什么“庆长”的部分会超出原先预计的篇幅?

 

安妮宝贝:她集中了我想要表达的小说理念,生命历史所负载的创伤和阴影,与外界环境的对峙、冲突及抗争。事实上她这段崎岖恋情的最原始驱动,应是这股来自内心的黑暗而深沉的力量。我们没有找到可依傍的坚固可信的东西,信仰、政治、社会结构、生活状态或者家庭结构,它们的现状会暴露出缺失。人之所以不具备安全感,因为他没有得到提供,没有通道发现和寻找,甚至可能没有自觉。事物无常,现实若缺乏理性公允,即便搭乘一段火车,也有可能命丧途中。如果你没有信仰,没有社会信用和保障,家庭容易破碎,父母承载他们各自的内心问题,你自己则被挤入边缘地带,没有交际,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没有成形的价值观,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该往什么方向走……这些处境对个体来说都是严酷。使人这般孤立易碎。因此,妄想是无所不在的,妄想需要得到真实填补,不管是物质,安全感,还是情感,都渴切得到满足。而离我们生命最近的存在,第一个直觉,无疑是情感,一个肉体和心灵的伴侣。

所以,对庆长而言,她与自己的关系,她与时代的关系,她与清池的关系,是互相对应的,它们纠葛融化不可分离。只有这样去理解,你才会明白她为何在一段情爱关系里这般执着、受损、沦落,简直不可理喻。而这同时又是她的生命自我探索和超离的过程。

 

城市画报:庆长最后遇到了“宋”,这个结局代表着什么?

 

安妮宝贝:我提供了一个假设:如果彼此真正去理解对方的内心组成,接纳黑暗与创痛而不是警惕、后退,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也许可以承担起感情的不长久和不确定。可以承担起不完美的自身和对方。我给宋的身份是一个心理医生,这代表他可能具备这种能力。

当不同个体以这种方式尝试贴近,帮助对方清洗历史,建立信念,这种给予即便是单方,也有可能提供新的走向,获得活力和未来。这种理性的关系会带来希望。

 

城市画报:这些都是在小说写作之初就设置好的吗?

 

安妮宝贝:写这个故事我先做了框架,人物,各自性格和状态,情节走向,都有事先设定。清池和FIONA是社会主流人物,他们以名利或主流价值观作为生活支撑,因为忙碌或其他,只能选择生活表面形式化的存在作为生命主要目的。他们很少心灵困惑,时间太满,被各种事务和现实欲望占满,因此也很少感知到痛苦。同时他们会吸引与他们不同的人,比如庆长被清池吸引,为什么被他吸引,因为清池身上显露平衡合理的一面,面对现实强有力的一面。即便它们也许是假相。

信得和庆长属于边缘角色,这类角色在社会上不占主流位置,不轻易被人发现和关注,因为他们不会被重视。但他们心灵活动力非常强,个体存在感亦鲜明,事实上是危险的存在。他们可能会有两种极端归宿,试图超越自我,或试图终结自我。他们对自我认知和寻求有着明显的异于前一类人的强烈和敏感。也可以说这类人是作为宇宙能量进出平衡的通道。他们维护一种精神秩序,让世间不在机械及规则中沦陷于钝感及僵硬。

 

 他又非常需要沟通和理解。这是一个小小的坚硬的内核,隐藏在血肉深处。它是黑暗的。

——《安妮宝贝长篇专访 暗涌,自决,内省。单纯。》(2006)

 

我一直想知道,情感与性,背叛与归属,放纵与安全,禁锢和逃离,这种种共存之中哪些更趋近爱的本质。

——《春宴 信得。看不见的存在》(2011)

 

城市画报:小说中地名和人名的重复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安妮宝贝:我不想让这个小说显得太现实,倾向跟现实脱节的内容或气质。因此觉得背景不重要,只是让角色呈现各自活着的状态。背景如同一块单纯黑布,让展示出不同颜色的人,纯粹以生命的质地出现。因此也不想去管20年前的老挝是不是跟现在的老挝有什么区别,特意忽略了这些。包括他们的名字。这些标签在这本书中不是很重要。

 

城市画报:使用同一个名字的人物,他(她)们相互之间有呼应吗?

 

安妮宝贝:这个让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猜测也好。

 

城市画报:你在序言中写到:“它代表的是一条于黑暗中穿行过的道路,黑暗本身是它的内容。”。描述这种黑暗的意义何在?

 

安妮宝贝:《春宴》所写并非简单的男女之情或性欲。它们也许是来自于任何一个个体都会经历的,内心深处一股黑暗而深沉的力量。这种力量牵涉到个体的自身土壤,即他的生长所经历的匮乏和对抗,也涉及到外部土壤,即时代和大环境所带来的困境和冲突。书中那些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微小生命故事,只是一个载体。故事背后,是这些力量的幻化和表现。

《春宴》的内容和形式容易给人误解,因为呈现了庞大而膨胀的欲念和妄想。这些欲念和妄想,在行进中开始纷纷落空,碎裂。美丽的肥皂泡最后一个一个全部被击碎。它有点类似 “地狱变”的绘画,逐一呈现受难的形式。小说把妄想和欲念所带给人的幻觉及苦痛,逐渐呈现,这个过程令人不适,但其目的是趋向清洁和超离的。人在深渊低处,一定会仰头看望高处。这是必然的过程。

以前我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界定,但这次,我觉得一些过于年轻的读者,没有谈过一次恋爱的读者,不阅读它也可以。人若没有经历过一些世事,未曾被内心的力量困扰,袭击,并且曾与之对抗,就无法具备经验去洞穿心的幽微复杂。他只能逐渐学习去理解和容纳自己,以及理解和容纳他人。

《春宴》是写给一些经历复杂的人看的。这些人可能是它的读者。它不是在讲述浪漫青春爱情,它是属于成年人的冲突。

人的欲念和妄想,隔岸观火是不可能熄灭它的。如同书中之人,他们被粉碎之后,重新去洞穿它。这是重要的事情,是真正与自己的生命产生关系的事情。你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穿过一条道路,又试图通向哪里,这是永久命题。

这些命题可以用一生去表达,探索,因为它们难以得到结论,也无法轻易被解决。宗教在试图解决,但它们解决了多少呢。对文学创作来说,我认为其力量根本无法抵达或越过宗教。文学本身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它的功能只是表达。这个观念,我跟一些人是不同的。很多人高估文学的功能,觉得它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时代问题。我觉得人若无法解决心灵问题,就无法解决一切问题。

 

城市画报:你说这本小说,“目前写过作品中篇幅最长。它并非一个流畅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阅读类似照镜。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而我们从中读到一些似乎是有意隐藏的观点。

 

安妮宝贝:写作者应该心里清楚自己要写什么,以及在写作中如何去表现和余留这些表达。他期待读者自己发现,把它们牵扯出来。所以,写作故事,最好只管叙述,并尽可能隐藏,而不轻易给予评断。小说不可呈现一个作者的结论,他只能让书中人物去呈现各自的价值和理念。或者说,其实一切事物并无明确的对错是非,消除二元对立是让内心更为开放和空旷的一个基础。

事物也许分美或不美,但很难轻易界定它对或不对,对或不对是在特定或封闭界限里的标准,而且出于自身参照,受到处境和历史的局限,它们是在变化中的。美或不美,是一种存在,如同大自然,它是不变的,它以不变对应万变。

让书中人物自生自灭,任其在时间里流动,走向最终归宿或没有归宿,这是小说的一个表现。

   

也许站在悬崖边缘与它对峙,就是平衡。

——《安妮宝贝长篇专访 暗涌,自决,内省。单纯。》(2006)

 

但现在,在城市里很少能够见到燕子。他甚至怀疑这种鸟类是否已绝迹,或者只在他的记忆里出现过。也许他遗失了生命中最为真实的一个时段,现在堕入的,却是一场漫长无期充满虚妄的梦境。

——《春宴 庆长 秉烛夜游》(2011)

 

城市画报:阅读《春宴》,会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就是作者好像是有意识要在宗教框架中构建整个故事。

 

安妮宝贝:我有宗教情结,把宗教书籍当作哲学书阅读。我对宗教有兴趣,因为它们首先是一种思想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确高过所有世俗结构,它们跟人类内心直接相关。《春宴》呈现了一些宗教情结,比如它的一小部分句子引用来自《圣经》,而其整体的发展趋向,或者说书中人物的最终走向,又合乎佛教理论。人在欲念和妄想中沦落,被它覆盖,驱动,沉溺,碎裂。到了最后,你能否把这个旧的破损的躯壳扔掉,你有没有这种力量。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指引一个单纯的走向。

我并不认为普通常人,能够轻易获得力量走出妄想。或者说成为一个没有欲望的人。这显然有其难度,也许是对人的生命的持续考验。但人与自己内心达成的洞悉,原谅,清洗,拔除,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提升的内心力量,是可积累的。有些彼岸我们可以抵达。

好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都是脏的,只要沾着人,就沾到了脏。说出这样的话,前提一定已洞悉和原谅了自己的脏,以及他人的脏。这个脏不是简单的肮脏或污脏,可能连贬义也不应该存在,否则又是二元对立。我觉得这个脏,代表的是人的欲望、杂念和幻觉,以及这些侵染带给自己和他人的困扰损伤。这些存在受到个体独特的生长和历史的各种累积的影响,也受到时代影响。它如同一个枷锁,牢牢套在人的身心之上,影响到你与自己,与他人,与外界的各种关系。

这个枷锁如何脱离,或者说一个旧的自我,如何摆脱。这是宗教的命题。这也是《春宴》的某种宗教情结。

 

城市画报:“通过小说探讨、展现某种宗教情结”,这也是在写作之初就设定好的吗?

 

安妮宝贝:是有设定。《春宴》的故事所涉及的恋情类型以及边缘生活,在国外文学创作里也许观念更为自由,因为他们尊重人的个体存在性。但在国内,有时人的观念容易形成狭窄单一或者简单粗暴的价值观,而且大家喜欢下是与非的论断,缺少对人性幽微的容纳和理解。这些题材也是有禁忌的。而事实是,在现存社会处境中,这是一股隐藏其下的暗流,它的动荡并且汹涌。

我当时为了写作这个题材,上了一段时间论坛,想看到一些实际素材和细节。平时我不上任何论坛,但写《春宴》时,我在这个平台上试图了解一些他人的故事,也许写作的人都需要别人给他们讲故事。在《春宴》当中写到种种情感的关系和状态,光是不同的婚姻关系,大概就有七八种类型。这些类型有些看起来危险,激烈,荒诞或冷漠,但它们都是真实存在,只是被埋藏在台面之下,不会轻易被摆到台面上来讲。大家不会觉得把这些事情放到台面上来讲是一件合适的事情,因为这里涉及到人性缺陷。

所以,人会选择在论坛上匿名的同时,暴露所有内在真实。他们讲述各自的情绪、状态,整个事情的走向,详尽坦白。当时我看的直观是“脏”,但这种“脏”是我刚才提到过的并非那种贬义的肮脏,而是这种真实。你看到人的本性脆弱而有漏洞,被自身和外界套上枷锁,沉沦在无明的苦海上下起伏,有卑微和挣扎,有愤怒和悲伤,得不到归宿,惟独没有洞悉和原谅。

我想人可能无法轻易意识到,感情最终需要的是洞悉和原谅,而不是指责自己和他人。无明和匮乏,导致人无法爱自己,也不能够去爱对方。所以,我们总是无法相爱。

在这些故事里,人被迫面对自身的不完整和损伤。我写庆长的部分,写到这种不完整和损伤,最终的表达是,你的存在无法自外界得到满足和认同。感情是变幻不定的因缘聚散,它是不可靠的东西。如果试图在一具脆弱多变的肉身上得到永久恒定的证明,这是妄想。爱人的血肉会腐朽,在同样卑微的人身上试图得到光源,绝无可能。我们的爱,只能建立于自身的省思和完善,只能出发自给予和成全。

 

城市画报:书中出现了多种婚姻关系,并由书中人物给出了相应的观点。譬如庆长与定山结婚时,定山说:结婚是一个结盟方式。探讨这些不同质地的婚姻,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安妮宝贝:《春宴》里各种婚姻关系复杂,但所有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它们其实都不怪异。只是每种关系的组成是带来痛苦和动荡还是带来安定和生长,这里面有区分。这种区分涉及到生命的改造。你需要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自身平衡清洁,才可能让一段关系不痛苦。

书中这些不同婚姻里的人,说过不同的话,做出过各种选择,并且有自己的信念,读者可以一一对号入座。所以《春宴》的故事具备一种开放,它可以容纳下不同的感受和经历。

 

简单地终结或逃避掉一件事情,尚不算勇气。

——《安妮宝贝长篇专访 暗涌,自决,内省。单纯。》(2006

 

她的生命企求一种倒退。或者说,她在试验一种逃逸方式,代价是她们漂泊不定从无归属的生活以及与社会和人群的隔离。

——《春宴 信得。月山梅枝》(2011

 

城市画报:庆长27岁时遇到清池,信得13岁在临远见到琴药。对书中人物的年龄设定,有什么特别考虑吗?

 

安妮宝贝:我主要考虑了信得跟“我”之间的对应。信得的年龄反复调了几次,因为跟她的养母,跟琴药,还有“我”,要对应上。而各个人物的年龄设定也是有考虑的,这个跟他们的心性身份经历都是要有对应。

 

城市画报:在最后一章,有这样一句话“贫乏时代已来临”。这里的“贫乏”是指什么?

 

安妮宝贝:所谓“贫乏时代”,我在书中有大段章节,以及在前面的问题回答中,都有提及。如果人只能依靠自我的生命实践、生命教育去达成调整和完善,很难从外部吸收到强有力的支持和供应,这就是匮乏的状态。这种状态会让我们混乱,失落。当然也许我们依然可以自我实践和教育,但是很吃力,有时则被迫逆反时代的潮流而行。你会显得落伍,不合时宜,以及可能被洪大的主流抛弃和无视。你有意志试图拒绝被吞噬,但要面临的困难是,孤立肉身会漂泊和无处立足。你需要付出更多力气,更强的决心。

 

城市画报:在这种状态下,信得的养母是采取了逃避的方式。

 

安妮宝贝:对,是一种自我隔离。但我没有评断这种方式正确与否。

 

城市画报: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个小说是“虚”、“实”相对的。比如庆长与信得;北京、上海与歧照、临远。从故事性上说,也有某种“寓言”与“现实性”相对应的感觉。另一方面信得这个人物也是很容易引起争论的人物,比如她对琴药的情感,她的婚姻状态等等。

 

安妮宝贝:是这样,你的感觉很准确。信得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出现,我没有像描写庆长那样具体和细节。她是精神化的存在,没有生活细节的描述,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性存在,包括琴药的部分。

这个男子具备独特的属性,比如对情感的彻底接受和不认同——接受所有美的情感,甚至带有放纵和沉溺的意味,但从不认为情感是一个真实可靠的东西。他的生活方式随心所欲,对世俗没有占有之心,不愿意有固定工作,做各种体力劳动,哪里都不去,觉得自己的心就可以是整个世界。不愿意跟世俗为伍。身上具备一种大自然般的美感。他看起来是一个身份卑微,没有什么现实资源的人,但心灵强大,内在生命丰富。所以他对信得来说是一种美的象征。她靠近这个人,就是在靠近自由、美,靠近宇宙的秩序而不是人世的规则。这是一种象征。

年少的信得仰望他,崇拜他,但是靠近他的方式又很怪异,她把对方当作一面湖,纵身跳入融为一体,而不是保持距离。这是她后来跟所有人产生联系的一种方式。是她的处事理念。

后来她遭受幻灭,琴药在贞谅这件事上所做的逃避把他拉到凡人境地。人性无法不存在漏洞,只要是人,就有缺漏。信得童年时代建立起某种幻觉——身边的两个大人都很美,自由自在,但是背后并不完全如此。这是她的不安全感和困惑所在。即便在书中结局,信得也没有找到道路。

如果生命轮回是一部巨大机器在不停转动,信得被卡在其中要搅动很长时间。她是破碎不成形的,如同失去的故乡春梅。这个隐喻代表我们在人世很难找到精神的故乡。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始终有疏离和坚硬的本质。

——《安妮宝贝长篇专访 暗涌,自决,内省。单纯。》(2006

 

她说,很久之后,我觉得这过程更接近两人以肉身作为祭奠的仪式,倾诉爱悦恋慕,从容不迫递进。所有物质世界与现世规则被置于边缘,他们遁入生命幽暗的中心,以血肉试探作出赞美。

——《春宴 信得。清远山》(2011

 

城市画报:《莲花》中几乎没有一处明确的性描写。但是在《春宴》中,对“性”、“身体”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安妮宝贝:《莲花》没有写,但《春宴》有必要写。性这部分内容,对写作者来说,它不应该是某种噱头或讨好,它有其适当和有力的位置。性是人生命的存在依据,是最强烈的能量表达,也是衬托出生命困惑和冲突的单纯背景。它代表人所能感受到的最高处的欢愉和无明。它跟死亡接近。战争,政治,经济,文化娱乐,诸如此类,最终是一些形式化的表面的东西,它们可以填塞我们,但也可以与我们的内里无关。跟我们真实发生关系的是各自生命的感受和历程,包括情感,性,寻求,回归,种种。只有它们才能让我们感知到内心深沉的悲哀和空虚所在。所以如果你要写关于个体存在的题材,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城市画报:《春宴》里面对“性”的描写还是以一种“唯美”的方式去描述。

 

安妮宝贝:我想这是一个妥协,妥协于对文字某种美感和洁癖的偏执。本来这样的主题,性是应该写得直接而自然的,哪怕带着一些“脏”。但我发现没有突破掉自己的偏执。《春宴》触及到生活沉重而隐藏的部分,但以前我的作品大多保持唯美基调和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因此会试图抽离现实,不写太实际具象的生活,《莲花》也是唯美的理想主义方式在写作。但《春宴》跟它们不同。它无法故意撇清、回避一些黑暗的可能引起反感的内容,它无法回避人身上的“脏”。换言之,如果我的某一本书是跟《春宴》不同的主题,未必就需要写到性。也可以做到完全不涉及。

 

城市画报:对“性”的描述是写作进行到一个阶段无法回避的话题吗?张爱玲早期作品中好像没有直接写过性。

 

安妮宝贝:张爱玲在晚期的《小团圆》里有些涉及。这也是她的小说中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不是因为性,而是整个小说展露出来的心境。她很多小说我都感觉一般,认为没有她的散文写得好。但《小团圆》很好,因为她在文字中进入一种不怕与之融为一体的境地。也许因为那时候她老了。

 

城市画报:有的作者会通过一部作品来对自己做阶段性梳理,或者解决某个写作技巧方面的问题。《春宴》对你来说,是否具有这种意义?

 

安妮宝贝:写作《春宴》具备梳理的意义。我通过它,总结和表达了对时代,对创作,对情感,对人性的一些看法,我不认为有些想法是对的或是值得宣扬的,事实上我想它只是呈现人的共同困惑和探索所在。我们如何与自身,他人,外界相处,如何去对待,观察和反省这些关系,以及如何找到最终的支撑。这是《春宴》尝试表达的。

 

我经常觉得人不能选择写作及如何写作,只有写作才能来选择从事它的人以及他从事的方式。

——《安妮宝贝长篇专访 暗涌,自决,内省。单纯。》(2006)

 

书写,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跟清晨起床,穿上球鞋去花园跑步,看见露水中盛开着的紫色牵牛花,以及一夜雨水之后从泥土爬到地面密密麻麻的蚯蚓,是一样的属性。花朵盛开,昆虫呼吸,人对内心的表达,同属一体。

——《春宴 歧照。孤岛》(2011)

 

城市画报:今年还要推出十年文集,回头看这些文字,你有怎样的感触?

 

安妮宝贝:十年前写《告别薇安》,我对写作的态度完全是业余的,有一个想法或者意象,一夜之间写完,也没有修改。这般随心所欲,漫不经心。十年间,我成为一个职业写作者,这意味着必须对创作方法有所建立,并且这是一个逐渐累积经验、技巧和直觉的过程。如果有想法要表达,应该筹备和计划手里的东西,尝试把一大堆零散木条尽可能搭建成一个坚固的平衡的宫殿,这是经过理性过滤和整理的表达。有序的、有想法地建立一个工作,而不是想写什么就随便写。随性也许也能写出好读的作品,但不具备力量长时间久立。

比如《告别薇安》《八月未央》这样的旧作,十年后我会觉得自己难以接受,但像《莲花》或者《春宴》,我觉得十年后依然可以回头读它。这就是工作方式的不同所造成的。也跟阅历和心智的变化有关。

现在回头看过去所有作品,觉得它们都不算是写得完整和成熟的作品。也许只是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是对生命的梳理,把一些疑惑和想探讨的问题写出来。现在随着年月增加,越到后面观点越不明确,越能容纳,因为看到的东西更复杂,更广阔,更幽微,不觉得对人和事能够轻易下断论。

同样是一种颓废气质,早期的《告别薇安》显得年少轻狂,虽然它也独特,但那时候你不可能经历更多事情,会有刻意夸大或刻意屏蔽的倾向,这种表达是偏执的,也是单向的。《春宴》也是颓废,但它像一个污泥层层叠叠的泥塘,它蕴藏着各种可能性,包容了幽微。这些变化,我觉得是往前推进的。能够继续扩展容量。

“美感”和“洁癖”是以往写作中很重要的特点,也一直在延续,也包括一些人提出的对某些意象和情绪的反复坚持。看了十年的读者,更加会有这种感受。我想这可能属于写作者的个人癖好,倒并不觉得它是一种缺点需要改正。如果要想出新的东西,可以想出很多,但的确这只是出于个人选择。这也是一种文体的风格组成部分。

十年来,我的文体也一直在被模仿,或者说已被模仿得泛滥成灾,导致很多人产生反感,再回头质疑到它的建立者身上。但我觉得这些现象会慢慢沉淀和过滤。对于作品,其独特性生发自它的精神内核,只属于个体,只能来源于个体性存在。字词或风格可以被大量模仿,内核的表达只有一种。它是无法被替代的。

目前为止,写作已经历过各种困惑或困顿的阶段,可以做到坦然面对自身状态,包括面对外界的争议和评断。作品肯定有不完善之处,需要去反省和检视,即便我是个固执的写作者,这种反省之心也是时时涌起的。同时,作为一个畅销书写作者,作品被大量阅读议论,必须面对来自不同人的各种心态。

有些人可能都不知道你在写些什么就在轻下断论,有些人从不想试图去真正了解你,有些人还会出于其他目的散布指责和诽谤。即便总是会有人试图贬低或损伤他人的工作,我们应该做的,不过是学会对抗和承担这些浪潮,坚定心念,做好自己的事情,径直往前走。你知道自己在怎样工作。读者一起共同成长了十年,有旧人离开,也有新人加入。对于我来说,始终都只有一个任务,以写作为表达,保持真诚和力量,用小我持续探索大我。

 

城市画报: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怎么样?

 

安妮宝贝:写完《春宴》以后状态感觉很稳定,有一种好的创作心境。在准备新的长篇小说,明年计划出一本摄影散文的合集,拍了很多照片,也积累了很多日记和心得,可以做成一个比较优美的形式。再把新的长篇写起来。

 

城市画报:阅读如何对你的写作产生影响?

 

安妮宝贝:现在很少看小说,虽然自己是写小说的。很难找到喜欢的小说,很挑剔,如果不是从内心热爱的小说,看它们无疑是浪费时间。读的比较多的是宗教理论。看过宗教理论的一些书籍之后,很容易对故事类的书失去兴趣。因为宗教理论跟内心发生最直接的关系,吸收过强烈的能量,就很难满足于其他小说或杂谈之类的隔靴搔痒。还有一些古代笔记、文论,以及工艺、天文、地理、植物等非常具体的专业门类的书籍,客观而干净的理论,涉及到细节和观察,这些书我喜欢,读了很多。并且真正觉得阅读里有一种乐趣,让人沉醉。这些书对我自身是有影响的,同时也对我写作中的观念、立意会产生影响。

 

城市画报:自己的短篇小说写作可能会是什么走向?

 

安妮宝贝:现在短篇小说写得不多,因为短篇小说其实最注重故事形式。大概就是给城画写过两个,题材也是被限定好的。我更喜欢长篇这个形式,因为它能承载下很多观点。如果以后想认真写些其他类型的短篇,会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写一些超现实的传奇类的东西,另一种是纯粹走向内心和意念。我本身不热衷过于现实或概念性的写作。

 

我们并不是总有时间做很多浪费和后悔的事情。

——《安妮宝贝长篇专访 暗涌,自决,内省。单纯。》(2006)

 

生命本身有局限所在,除非有一种行动带我们脱离狭窄视野,追赶无限。如果没有超越,存在将是一件寂寞并且快速的事情。

——《春宴 庆长。白鸟》(2011)

 

城市画报:年龄增长会有紧迫感吗?有种说法是,长篇小说是体力活,年纪大了写起来会比较吃力。

 

安妮宝贝:我很少想起年龄。有时会感觉到身心在逐渐沉重,因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和感受,但这种沉重应该是为了趋向一种重新建立的轻盈。时间带来很多好处,它让人且行且远,渐渐清楚想要的和不想要的东西,帮人立定心意,使心恢复单纯专注。它带来的都是礼物。

有时我会有一种奇怪感受,觉得那颗心,依然是十三岁左右的一个少女的心。它仿佛是不会变的。总是保持着那时候的一种轻盈,敏感,充沛,细微。总是有一些默默的惆怅,默默的不完整的忧思。我珍惜一颗这样的心,不希望它走远。

对写作我也没有紧迫感。对写作没有目的,不觉得一定要写出多少作品,或写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前我会介意自己的小说是否在多年后看来显得幼小单薄,或者作品太流行,被当做商业化的畅销书作家看待。现在我没有这样的困惑了。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定的美,人在往前走,坦然接受生命各个阶段。而且作为一个畅销书作者,我觉得应该为这个状态觉得珍重惜福。这样的结果,它不可能被商业化设计,或被有目的地达到。它是珍贵的,它只能是一个自然的趋向和完成。

 

城市画报:你觉得作家的写作是不是应该承担某种责任?

 

安妮宝贝:我不是很喜欢责任这个词,因为它似乎暗示你是否必须要写一些形式上看起来光明励志的内容。我觉得能考验人的写作,最终只能跟人性相关,通到人性黑暗的最深处,这也是一个作者所面临的勇气和考验。如同我在《春宴》里写过的,“呈现自我存在,呈现出美、真实、脆弱、尊严,同时呈现出缺陷、卑微、破损、不完满……要发出声音,显示出危险性……它容忍和覆盖幽暗和光亮的各个层面。”某些写作方式会违背社会既定规则,打破人内心的禁忌和底线。但这种打破我认为是一种平等。

再说起责任,有人会说,你通常不喜欢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表言论,是否不关心社会,没有作家的使命感。我的确不喜欢转发新闻或踊跃发表各种时事评论,我是个创作者,有职业的方式和渠道去体现与外界的关系,保持对它的观察和记录,发出声音。作为个体,首要是完善和建立内在,拥有坚定的价值体系,以此对应外界和万物,而不被外界和万物冲击割裂。我们的行为和生活准则,不是由外界来框定或裁决的。这是一种应该被保留的内心自由。

 

城市画报:你的写作状态与生活状态的变化有关系吗,比如生下孩子?

 

安妮宝贝:我的写作和生活并非紧密相联,应该说它们是互相独立的。我很注重这个界限,写作中的我,和生活中的我,应该有所分离,所以并不喜欢走在街头被人认出,呼叫出笔名之类的事情,也不适应公众场合和读者打成一片。只要他们认识书中的那个“我”,就可以了,那个“我”,已经是最凝聚的一个自我。生活中的我有另外的表达渠道和存在渠道。我们的现实生活会有很多变化,带来各种感受和体验,也是幻化的形式。但写作如同一次通往心灵的旅途,它保持某种神秘和深邃的力量,可以持续到最终。

 

城市画报:后来为什么选择主编《大方》?大方目前要发行第二期了,你对这本杂志持什么样的态度?

 

安妮宝贝:做《大方》有适宜的时机和因缘,当初几个编委想法一致,想做一些洁净的有美感的厚重耐读的内容,与外界的喧嚣纷杂有所隔离。我们实际操作中有一些难度,但大家努力克服,做出理念中的一种阅读方式,是持久的宁静的有所得益的阅读。有人质疑这本杂志的发行量没有我的单行本销量高,差距悬殊,但我觉得对一本纯文艺文学性的杂志来说,它目前的状态已算不错。从其内容和气质来说,它本来该是多么小众,但它达到了一个畅销的合理标准。我对《大方》有一种淡淡喜悦的平常心,因为除了小说和作品之外,与读者还能建立起另一种内在审美和沟通的通道。《大方》的读者如果有所增加,那就说明我们所在建立和推荐的阅读方式在被逐渐推广。这就是它的意义。

 

城市画报:现在你还会问自己写作的意义吗?

 

安妮宝贝:在写作困顿的时候,会问。而动手在做的时候,大概就顾不上了。因为当下是不能怀疑的,它只能被实践。我现在认为写作是一种任务。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写作者,也不觉得自己重要,但我认为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生命中最凝聚的最好的能量应该用来写作,而不可能用这个能量做其他的事。我不想它被无意义地消耗。任何一条道路,既然起头,既然走上去,就应该有方向和归宿所在。

每个人来到这个地球,都有其自身的任务,怎样去发现它,完成它,是最重要的目标。能够写作是很荣幸的事情,因为写作是生命整理的方式,它让人获得心性的成长。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得到这种途径,可能最多写写日记,写写博客,三言两语。成为一个写作者,你可以花很多时间、精力来整理这些东西,并让不同的心灵以这个单纯而强烈的界面共存。

如同我在《春宴》中写到的,写作者的使命是要把人性的秘密与黑暗收集和流动起来,让这个紧缩中的世界达到平衡。这是写作者的任务。

文/陈蕾 图片/ 兀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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