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红剑一 回复日期:2009-06-20 14:38:06
【原创】闲言碎语:邓玉娇、地震及鸵鸟的故事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02420.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01a8e0100d9jr.html
世人瞩目的邓玉娇案,历时30余天尘埃初定。不出很多人所料,这样一件命案,仅仅经过两个多小时庭审,在对“受害人”邓贵大、黄德智的行为缺乏司法调查、质证定性,甚至没有传唤任何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就匆匆结案。像许多演变成公共事件的个案一样,围绕此案仍然存在的诸多质疑,看来也不会再得到“有关方面”的任何回应。如有些评论所说,此案成了一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此案一直有诸多的令人不解:这样一个“普通的”、“比治安案件还简单的”(巴东公安局长杨立勇语)刑事案,何以竟如此波诡云谲?“有关方面”有为何如此讳莫如深、拼命遮掩,为此再三更改案情通报、替代当事人解除律师委托、致关键证据离奇灭失,甚至公然殴打记者,下令撤离媒体,对外界制造封锁;甚至直到一审判决之后,已经恢复自由的邓玉娇,还要被她的那位没有血缘关系、当过法庭庭长的“爷爷”所代表,被变相剥夺面对媒体的权利。
点评邓玉娇“爷爷”的“出色”表演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01a8e0100d799.html)。为了替几个微末小吏遮盖案情细节,如此不惜大动干戈,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
认真想来,这一幕似曾相识:去年5.12地震后,学校的大量瞬间垮塌及其造成的惨重伤亡,其中的建筑质量和牵涉到的腐败问题,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强烈愤怒和质疑如火山爆发。“有关方面”也是一方面言之凿凿地表示一定“公正”彻查,一旦证实确有腐败“决不姑息”,另一方面动用公权力压制、封锁传媒和民间机构进行深入调查和报道;与此同时,某些“专家”不失时机地出面,
“论证”学校倒塌是因为“地震强度太大”,与建筑质量“没有关系”,对诸多媒体和秉持专业立场的机构在地震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收集的大量“豆腐渣”工程的一手证据和分析视而不见。
回到邓玉娇案,正如许多专业人士、媒体评论和公众所指出的,所谓的邓玉娇案有着一个前因:即邓贵大、黄德智可能涉嫌企图对邓玉娇实施强奸,邓玉娇的前任律师也就此正式提出了控告。“顺理成章的处理方式是,首先拘留或逮捕涉嫌强奸犯罪的黄德智,查清相关事实真相。如果预审结果表明,黄德智与邓贵大的确是因为试图强奸邓玉娇而遭遇反抗,那么检察院要提起的就应该是一起强奸案的公诉,而邓玉娇的行为究竟如何定性,则应有法院根据审理强奸案的结果加以确定。”(贺卫方:邓玉娇案会不会是一个假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01a8e0100d6kv.html)。如此明显的事件链条,无需受过专业训练,任何具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都能想到。而警方和司法当局却对这些质疑和控告书这样的法律文书置若罔闻,既不对邓、黄二人立案侦查,又不表示追究律师“编造案情”之责,跳过对邓贵大、黄德智行为的定性,直接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某些“专家”也荒诞不经地提出“公共场合不可能发生强奸”的理论。所有这一切,明显是为了洗脱邓、黄二人的强奸未遂之嫌。可是,仅仅这两个微末小吏,值得方方面面如此大费周章吗?
在中国,官员由腐败而糜烂而荒淫,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色情产业半公开的存在,也已是“人人皆知的秘密”。应该说,对官员的腐败,中国的普通公众虽然深恶痛绝,但还是有着足够的忍耐。之所以邓案这样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引发网络沸腾,不完全在于这一个案本身,而在于腐败官员的荒淫欲望已不再能通过公开半公开的色情服务得到满足、不再能与普通百姓“相安无事”,越来越多的腐败官员把良家妇女、甚至未成年少女当作泄欲的对象(湖北高莺莺案、林嘉祥猥亵少女案、贵州习水“嫖宿”少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局长“嫖宿”少女案等等),而法律却一再地对这些官员网开一面。反映出制度溃败所导致的官员腐败已经超越百姓所能容忍的极限(冼岩:邓玉娇案的实质是突破了社会心理承受的底线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01a8e0100d400.html),足以使每一个合法公民为自己或自己的女性亲属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她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对公众来说,官员的腐败糜烂已经从可耻发展到了可怕!这才是邓玉娇案引发如此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和焦虑的深层原因所在。
而在对震后学校垮塌的追问质疑中,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同样来自于公众对官员腐败所导致的可怕后果的切身忧虑和恐惧:如果不彻查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挖出其中的腐败根源,每一个孩子、每一位父母的子女,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这类事件的普遍象征意义,昭示着传统的社会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大面积溃烂。然而,也或许这正是“有关方面”不顾举世嚣嚣,而不惜代价予以遮盖、大事化小的原因所在。近来网上流传一篇巴东雄风宾馆保安揭邓玉娇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7e70100fd4v.html,也许揭露的远不仅是巴东一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很多地方官场的常态。如果属实,那么不仅本案中的邓贵大、黄德智将成为强奸犯罪嫌疑人,由他们又可能牵扯出更多涉嫌犯罪的官员;而比照此案,各地官场存在类似劣迹的官员都可能被追究刑责,使得官场人人自危,引发更大范围的官场“地震”,这或许是“有关方面”所担心的。其背后的思维逻辑或许是:对于单独的、尚未碰触到社会公共心理底线的腐败个案的查处,不足以对整个社会行政管理体系产生动摇,因此反而可能处理得透明一些;而对这类可能牵涉到较大面积官员涉案、又触及最敏感的社会神经的案件,则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方面要尽可能缩小打击面,避免因官员普遍自危而导致官僚体系运转失序,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满足公众的心理诉求,避免大范围的社会情绪失控而引发群体事件、甚至社会动荡。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思维逻辑有其合理性,在宪政体制远未健全的社会转型期,尽可能寻求社会妥协、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减小社会转型的成本,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应当是执政者和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共同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稳”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不得不说的是,社会妥协也有它的底线,它不能以侵犯公民生命和尊严为代价。
想起一个人人皆知的故事:鸵鸟在危险将要到来的时候,总是把头埋进沙堆,以为看不到就可以躲过危险。由此产生了一个著名词汇——“鸵鸟政策”。目前由官员频繁突破公民心理底线的恶性所反映出的社会行政管理体系溃烂,其背后也许提示着某些制度性的缺失,对此一味遮掩、封堵,或许是不恰当的。换一换“维稳”的思路和方式,建立一种官民之间真正能够实现相互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良性互动的机制,也许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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