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一轮猛烈而来的牛市以及随后的剧烈下跌其程度之深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从其本质而言，这一次市场的疯狂表现与从前的市场周期波动没有本质区别：大众的盲目，投资人的贪婪，在信誓旦旦的分析师的引导下，让市场从998点亢奋到6124，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暴涨了6倍。随后恶化的经济恐慌的情绪又将股指一年之内从山峰推下了谷底。从其他的角度来看，这一段时期的经济似乎有些特殊：高涨的经济，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人民币的升值，流动性的泛滥似乎在一夜之间涌现出来，上涨成了唯一的理由。

   但是恰在此时，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在人们的亢奋中悄然而至，当对经济的担忧成为主流时，人们仿佛才意识到巨大的利润已经变成惨重的亏损，所有的一切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轮回是如此的一致，这正应了一句话：历史从来都会重演。

   股票市场从其本质而言不可避免的具有投机性质，这一点并不会因中国和美国有什么不同。因为短期来看，在决定股价的因素中，人性的因素要比股票本身的因素更大。投机者的心理因素不仅对股价产生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价格的强烈影响，一般而言，投资者会随着价格的上涨越来越乐观，随着价格的下跌越来越悲观，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对其成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种人性的弱点，不仅是对于普通的大众，就是对于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价值投资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如果中国的市场是一个过度投机的市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在价值投资在中国没有了用武之地呢。恰恰相反：价值投资在中国大有可为。对价值投资人而言，他的收益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股票本身内在价值的不断增长；二是，股价偏离价值时，市场对他的修正。

   对于第一部分要求的内在价值的稳步增长的公司，在企业制度和法律体系相对滞后的中国，企业的整体素质虽然不如美国，但是对于走在时代前沿的资产优质，管理优秀的企业通过了这一关的考试，他们也有幸成为了价值投资的对象，另外，这些企业因为拥有14亿人口形成的不断膨胀的大市场，成长的空间上非常广阔，价值投资者在这一点上，中国一点不比美国差。

   对于第二部分股价要求的内在价值修正的前提是股价偏离了内在价值。在这一点上，在中国进行价值投资比美国更有优势：与中国企业整体素质不如美国相应，中国的投资者的整体素质更差一些。这一点的落后，恰恰成了在中国进行价值投资的最大优势。价值投资要求以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入企业的股份。在一个信息充分，很有效率的市场，价格基本上反映了股票的价值，投资者想通过以一定的折扣买入理想的投资标的机会很少。巴菲特的几笔大的交易中，大部分也是通过“合理的价格买入优质企业的股份”来完成的。

   与美国长期机构投资者占主导地位的投资结构不同，在中国投资的主体是散户，即便是基金机构它的总后台也是散户。这在习惯于听小道消息的中国，其主流的投机思想的指导下，得出的主流结论仍然是中国不适合做价值投资。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投机炒作成了市场的主流，这也为价格偏离价值提供了可能。从2001年的市场极度高估，到2005年的极度低估，在到2007年的高估，以及一年之后的暴跌，短短七年完成了两次的轮回，这也为价值投资者提供了绝佳的实践之地。这在高效率的美国市场，这样的频现的投资机会，和适当时刻的抛售机会是不可想象的。

   以茅台为例，2004年茅台的总利润为820,553,997，2007年茅台的利润为2,830,831,594， 3年增长了3.5倍。但是其价格从2004年的35元增长到2007高峰时的1000元，上涨了30倍。其中有9倍是靠2004年的低估和2007年的高估的估值变动创造的。与内在价值的稳步增长相比，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竟然成了投资者利润的主导因素，除非是在不理性的中国，在其他市场，价值投资者找不到这样的好机会。

   在占主导的投机力量导致了中国股市经常出现价格与价值严重偏离的事实，给价值投资人创造了绝佳的买入机会，我们在这方面的巨大优势远远超过了企业质量的不足。只要我们固守于仅对优质的企业在价格低估时进行投资，我们在企业质量的上的微弱劣势就可以忽略到微不足道的程度，这样价值投资人就可以借助不理性的中国市场，实践价值投资。

    不过我们也要清楚，不理性的市场是把双刃剑，他在常给我们带来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买入优质企业股份的同时，有时也会将股价抬升到极不合理的高位，这种情况出现时，也要适当的减持。我们不能把巴菲特的买入并持有的策略简单、教条的移植到中国，也要注意到中国的国情。

   2008年，很多模仿巴菲特的所谓中国明星私募基金经理，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投资者结构，教条学习巴菲特的投资策略，以为只要买入了就可以长期持有的价值投资者遭到了市场的严厉惩罚，其管理的十数亿资金竟然出现了50％以上的缩水。这对一个投资管理人来说，无论是他有什么理由，这都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