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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快递:王国维之死与屈子精神之关系

(2016-06-06 12:28:32)
标签:

王国维

屈原

陈寅恪

吴宓

端午节

分类: 学术争鸣
端午快递:王国维之死与屈子精神之关系

王国维之死与屈子精神之关系

 


 

 

 

192762,即农历五月三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此一自杀事件迅速发酵,成为那个新旧交替之大时代最具阐释能量的文化事件。对于其死因的种种揣测、辨析、考证,几乎成为一学术研究之课题,相关文章及材料纷纭络绎,至今未绝。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国维选择在端午节前赴死,且采取投水自尽的方式,与他视为偶像的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人格精神的深层关联。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和诗词巨擘,出生于海宁世家的王国维幼承庭训,饱读诗书,精通四部之学,学问之外,尤其钟情于诗词创作。故其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赞佩不已,终其一生,皆以“屈子”称屈原。王国维对屈原的崇敬,见诸他的诸多文字。在其28岁时所写《屈子之文学精神》(1905)一文中,王国维独辟蹊径,以南方北方之差异论先秦文学,又特拈出“情感”与“想象力”以评价南北方之文学,认为:“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又说: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卒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徵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将夕降兮之巫成,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此一段论述大可注意,盖王国维认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此其最终成就一伟大诗人之重要原因。说明出生于南方的王国维,实则亦怀抱会通南北之志向,其忠君爱国之情怀,实与屈原为异代同调,遥相呼应。文章紧接着说: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这一段论屈原之所以成为“周秦间之大诗人”,正因其能既廉且贞,兼容南北,既能吸取北方学派之情感思想,又能驱使南方学派之想象力,此一卓见,实发前人未发之覆。

 

 

端午快递:王国维之死与屈子精神之关系


 


在其同一时期所写的《文学小言》中,亦多次提到屈原: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七) 

“驾波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按:语出《诗·雅·节南山》)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九)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十)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 (十一) 


以上所举诸例,实关乎整个中国诗歌史伟大诗人之评判,而王国维独标“屈子”,盖因后者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乃“旷世而不一遇”之天才文学家。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尤以“殉清”说最为有名。且说1923年春,王国维以大学士升允推荐,得以赴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与溥仪有君臣之义。溥仪对王国维礼遇有加,赏五品衔,食五品俸,又着在紫禁城骑马,恩宠如此,王氏自然感恩戴德。其幼女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


端午快递:王国维之死与屈子精神之关系

王国维像

 

 众所周知,王国维的遗言开头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十六字大有深意在焉。“只欠一死”,“义无再辱”,皆有所指。

 

“只欠一死”,欠谁一死呢?当然是末代皇帝溥仪。早在1924年,冯玉祥率兵逼宫,溥仪危在旦夕时,王国维便与罗振玉、柯劭忞相约同沉神武门御河以殉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云:“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即指此事。后因形势缓和,溥仪出走天津而未果。王氏自杀时,已是三年之后,如何不是“只欠一死”?而所谓“义无再辱”,亦必是前曾有“辱”。考案史实,前辱至少有两次。一是辛亥事变,清帝溥仪逊位。当时王国维远在东瀛,谈不上君臣之义,但他还是写下了充满家国兴亡之感的长诗《颐和园词》,中有句云:“国事中间几翻覆,近年最忆怀来辱”、“自古忠良能活国,于今母子仍玉食”、“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时顾命臣”、“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等等,足见其对大清王朝之覆灭,深感痛惜。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闻知,亦加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盖宋明二朝易代之际,皆不乏殉国之忠臣义士,唯异族主政之金、元、清三朝阙如。第二次“辱”,当然是指前面所说的冯玉祥逼宫事件。晋人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经过这两次国耻君辱,颇有屈原“廉贞”之性的王国维,已对时局及未来完全绝望,故唯有以死明志。这也就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这里的“大伦”,盖指君臣一伦,同时亦可理解为家国之痛,黍离之悲!

 

192762日这天,当这位“前清遗老”在颐和园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徘徊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两千多年前那位投水而死的屈原。也许,正是对屈原的追缅和敬仰,使他在留下了一地烟蒂之后,纵身跳入了昆明湖。说到排云殿,又难免让人想起王氏于壬子年(1912)写于日本的《颐和园词》,中有句云:“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丈深,冠山傑阁三层峙。”不意其后果自沉排云殿中。岂非一语成谶?


 端午快递:王国维之死与屈子精神之关系

 

陈寅恪像


 

与王氏相知甚深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以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这里的“文化所化”,其实也即“文化所服”之意。当一种“独立不迁”、“深固难徙”(《橘颂》)的文化精神面临“不得不迁”、“不得不徙”的“巨劫奇变”之时,对此“文化水土”知深爱重之人,如何不是“只欠一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氏所“殉”者,乃是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礼制与文化精神。陈先生还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鲍叔。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演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史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先生提出“抽象理想”之概念,又以“殉道”、“成仁”为说,赋予王国维之死以超出“具体之一人一事”之哲学价值,从而揭示出,“社会经济制度”乃文化人所“以为寄命之地”。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外族侵迫日剧,遂使文化托命之人如王氏者,无所凭依,此其“所以不得不死”之由也。事实上,此非仅为王氏代言,实亦陈寅恪“夫子自道”也!


端午快递:王国维之死与屈子精神之关系

吴宓像


吴宓在关于《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诗话中加按语云:“此序及诗,同刊于《学衡》杂志第四十六期。……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一九二七年已看明一九四九以后变化,可谓先识之士矣。”(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此后,陈寅恪先生又撰《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文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246页)陈先生以如椽之笔,将王氏之死上升到“独立自由之意志”之彰显,而非“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进一步将王氏之精神抽象化,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遂成为近世以来读书人心向神往之精神追求。


端午快递:王国维之死与屈子精神之关系

陈寅恪墓址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继续阐发王国维之精神价值,其文云:


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巨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岛。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此文看似追念王氏,实则蕴含对时局时人的强烈不满。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陈氏则说:“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实则点明,王氏之死,绝非仅为一朝一姓之兴亡,而是为“天下将亡”率先舍生取义!此真王氏之当代知音也!

 

 

陈寅恪之为王氏当代知音,还表现在其独具慧眼地发现王氏乃屈原之“异代同调”!在其所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中,陈氏首次将王国维之死与屈原联系起来: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


陈先生在“越甲未应公独耻”句下自注云:“甲子岁冯兵(按,指冯玉祥)逼宫,柯(劭忞)、罗(振玉)、王(国维)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灵均,即指屈原。显然,陈先生当时以为,王氏之死乃与大清有关,而其投水自尽,乃效屈子之所为。

 

无独有偶。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吴宓先生所撰挽联云:


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汩罗异代沉屈子;

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王国维弟子王力也有挽诗:


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

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


师生皆以王氏况屈原,可谓不约而同。这说明,当时凡与死者相知之人,无不景仰其学识才具,同时又将其意外之自杀与屈原之人格精神联系起来。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先生再次提到屈原:


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


蒋天枢先生注称:“王先生壬子春在日本时,作长篇《颐和园词》述晚清事。”观此诗可知,寅恪先生认为,王氏辛亥事变后所作之《颐和园词》,即可与《离骚》同调,而十六年后的静安先生之死,一似屈子之自沉汨罗也!

 

 诗的末尾,陈寅恪又写道:


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


 请注意,“招魂”一词,盖取屈原为客死他乡之楚怀王所作楚辞。而在《柳如是别传》中,陈氏又说:


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综上,窃以为,同屈原的自投汨罗一样,导致王氏之死更深层的原因乃是文化精神上的“水土不服”。对此,当代学者徐迅先生有精彩论述:


       20世纪初,西方文化优越说,全盘西化论,黄种劣等说,中国文化落后说、反动说,诸如此类,成为世俗竞相追逐之思潮;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国人则诋毁之,诽谤之,必欲除之后快,以致无所不用其极。生当斯世,陈寅恪公又何可言哉,只能“姑不具言”。至今犹可想见中国文化遭受重创之惨烈,静安先生处人人皆曰可杀之处境。故陈寅恪公“苟活”斯世之志,亦静安先生之遗志。(《陈寅恪与柳如是》,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页371。)


 我想,192762日那天,在王国维先生平静地从清华园出走,一直到坐在排云殿鱼藻轩,直至跳入昆明湖的这段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一定在默默吟诵着屈子的那些传诵千古的名句: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上见《离骚》)


最后,他终于纵身一跃,跳进了水中。——那是他生前所谓的大清朝最干净的水。

 

                  20151210日写于守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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