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说是近来朝廷出了一个规定，以后要把官府衙门的老爷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为了提高同志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据说有关部门的同志们还辛辛苦苦地编写了一个入门的简易读本，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们参考。可见今年来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让朝廷有些头疼了，要发动各级衙门一起来应付突发事件了。

这是个好消息，说明朝廷终于明白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是两回事了，不再只是单纯的考察各级衙门的同志们的行政能力了，也要考察同志们的政治能力了，所以说，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好消息，值得肯定。

处理一般性的日常工作，这属于行政能力的范畴，在古代，也就是吏们干的事情。处在这种位置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按照正常的官僚考察、铨叙体系，只要不犯过错，就能按照年资不断地升迁。当然，做的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做得少了，出错的概率就越小，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按照正常的程序一点点地升迁，同志们当然都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事情了就往别人身上赖，自己尽量不卷入不搀和；万一不行必须卷入掺和了，那就尽量捂盖子，不让别人发现，无论正道邪道黑道白道只要是能尽快把事情摆平，什么办法都行。

在遭遇重大危机、突发事件的时候，做出决断，拿个主意，这就属于政治能力的范畴了。吏不需要这种能力，吏们需要的只是执行别人的决断的能力，而不是自己做决断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对官来说是不能缺少的。唐太宗说过，疾风知劲草，危难识纯臣。有个歌里唱得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开动脑筋，作出决断，制订方案，为下面的同志们指明方向，这是官们需要干而且必须干的事情。没什么理由，就一点，官是有主权的，而吏没有。主权就意味着作出决断。权力的权，本身就是衡量的意思，权力就是衡量轻重，作出决断的意思。

比如说范仲淹，没上过水利高等专科学校，但是要他去负责修治黄河，那么他上任后除了了解情况外，并不是要由他拿出一个修治方案来，而是要他在做具体工作的技术人员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方案中选择一个，决定用哪个。决定以前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和基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做方案，在决定之后想方设法执行这个方案，实现目标，这都属于吏要做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技术官僚们应该干的事情。而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决定采用哪个方案，这就是范仲淹们应该干的事情，也就是官的职权范围。

我朝建制以来，别的事情都好，惟有这一点不好，就是官吏不分，官从吏中铨叙提拔。搞到最后，就是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别的不说，就先向上级请示，上级没有指示，自己坚决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其实在毛主席的年代，对政治能力还是非常强调的，政治干部和专业的技术干部是截然两分的。比如说部队上，政治干部就是政治干部，军事干部就是军事干部，除了少数的个别情况，两者之间是不大能自由转换的。建国后也一再提过红和专的辩证关系问题，最后的结论虽然是又红又专，但一般来说，对党来说，最重要的考察干部的仍然是政治能力，而不是行政能力。

1978年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说的路线指导下，专业技术官僚大行其道，政治干部都被当作极左分子清理掉了，最后就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在政治上就是政治淡出，行政凸显。这种制度三十年未动，到现在，我朝就只有行政干部了，没有政治干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是如此，所以出了像贵州这样的事情，就搞得一团糟，对朝廷的面子影响很大。90年代藏乱的时候，群众围攻警察，警察问上面怎么办，上面也不说话，只说要保持克制，等待中央指示，结果等中央指示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同志被群众打伤了。事后检讨起来，大家一致同意，假若当时能有同志敢拿个主意，边干边向中央请示，事态未必会闹成后来那样。今年以来出过的几个事情，皆是如此。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以前90年代的时候搞三讲，让大家讲政治讲正气讲道德，最后没有搞起来，现在出了事情，才又想起来了。这个时候发这个通知，虽然说不上及时，但好歹还是希望能于事有补，能引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同志们注意，尤其是注重干部的政治素质，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光拣没有错误但也没有成绩的同志们提拔的局面了。说到底，还是要继续搞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