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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聚众起义的真实与虚构

(2011-09-09 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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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

梁山泊

宋江

杂谈

    《水浒传》表现了北宋末年梁山泊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宋江起义,梁山起义的历史真实是怎么样的,《水浒传》所写的梁山泊起义又是怎么样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水浒传》一百零八将,历史上可以查到的名子的有两个,一个是宋江,一个是关胜。关胜是北宋济南守城将领,那时的济南是齐州的州治。在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关胜以其对宋王朝的忠诚,全力组织力量守城抗敌。但,被叛臣知州刘豫叛杀害。刘豫曾做过郓州知州,在京东一带经营多年。面对金兵的南侵,他主张投降。金兵派奸细到城里和刘豫联系,送给他许多金银,应许以后扶持他,刘豫就变了心。他不敢对坚决抗战的关胜说明真象,就设计陷害他。据传,刘豫让关胜带少量兵士冲出济南城外攻打金兵的千军万马,等关胜坚持不住准备回城的时候,刘豫却命令军士紧关城门,派弓箭手对着关胜等人猛射。可惜关胜这样的忠贞勇武之将,没有败在金兵手下,却惨死在卖国投敌的刘豫手中。在金军占领黄河以南后,金国扶持刘豫,立伪政权,号大齐,建都大名,改开封为卞京,以东平为东京。刘豫这个出卖国家的败类,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关胜的事迹,在北宋有关史学著作中有记载。但这个人与梁山起义有没有关系,就说不清了。或许本没有关系,水浒故事的创作者,敬仰关胜的品格,故意在《水浒传》中写了一个武艺高强、忠勇可嘉的关胜形象。如果是这样,那小说人物关胜,只是借用了历史人物关胜的一个名子而已。

 

    宋江及宋江起义,历史上是有记载的。不只野史有记载,正史也有记载。宋江起义的历史事实,大致是这样的:

 

    梁山泊是古代大野泽的延续,到了北宋时期,因为泊有梁山,所以,人们称其为梁山泊,也称大野陂。这里水势浩大,烟波浩淼。元代陆友人有诗说:“我曾舟过梁山泊,春水方生何渺漠”。因为水多,附近州农民在这里经营鱼、蒲等。这里有山水可据,自古成为农民起义的一个据点。早在宋神宗时期,郓州知州蒲宗孟就对梁山泊的起义农民进行过残酷的镇压。对于被抓的人,即使小偷微罪,也加以断足盘的酷刑。杀人之多,更是不计其数。

 

    到了宋徽宗时期,官府“括公田”,梁山泊也被括归朝廷所有。农民打鱼采蒲苇,都要按船计算,向朝廷交租。一县在常赋之外,增加租钱到十几万贯。宣和初年,郓州等地不甘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便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举行了起义。

 

    据史料记载,宣和元年(1119年)二十月,宋徽宗下诏“招抚山东盗宋江”。这从反面表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已经给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震动了朝廷。次年,起义军从京东西路进至京东东路。时任毫州知州的侯蒙上书,说起义军横行河朔,数万官军没有人敢抵抗,他甚至建议宋朝招降宋江去镇压方腊。宋徽宗任命侯蒙做东平府的知府去招降。这又说明,起义军仍在梁山泊一带活动。侯蒙未到任即病死。起义军继续在单、濮、青、齐等州进军。十一月,宋朝调派知歙州曾孝蕴知青州,镇压起义。此后不久,起义军即从青州一带南下到沂州,与沂州知州蒋园统领的宋军激战。到了第三年,起义军自沂州进攻淮阳军,又架船渡海,进至沐阳县,与县尉王师心率领的宋兵作战。这一年二月间,起义军进而向海州、楚州进发,宋徽宗命令海州知州张叔夜镇压和“招降”。张叔夜派出间谍侦察起义军动向,得知起义军夺得大船十余只,装载货物。便预设伏兵,诱起义军在海边作战,乘机焚烧船只。起义军被伏兵围困,副将被擒,宋江不得已,投降的宋朝。

 

    从史料记载看,宋江起义的规模虽然不一定多大,但其战斗力很强,影响很大。所谓“横行河朔,官军万人,无敢抗者”,所谓“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都很能说明问题。

 

    在宋江起义失败后,梁山泊地区一直存在着反抗斗争。宣和三年,主持“括公田”的大宦官,被列入“六贼”的杨戬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同被列入“六贼”的宦官李彦继任其事,将梁山泊租税收归西城所,又对蒲、鱼、荷、芡等行业“日计月谭”榨取重税,致使泊旁之人,无所衣食。当地农民纷给予参加起义反抗。宣和六年,蔡居厚知郓州,曾诱杀梁山泊反抗农民五百人。渔民张荣领导的起义军,聚集梁山泊,形成一支有船数百只的水军,坚持战斗,到金朝南侵时,又向金军发起攻击。

 

    《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就是根据历史上真实的宋江起义写的。虽然写得起义规模大了,事件清晰了,许多故事进行了加工制作,但起义的基本轮廓还是一样的。

 

    起义的时间,就是宣和元年至宣和三年间。起义涉及的州县及重点地域,都是京东、河北、淮南。史书上说他们在单、齐、青、濮间活动,单州,治所在现在的单县。濮州,治所在现在鄄城县的旧城镇。青州,治所在现在青州市,曾名为益都。齐州,治所在现在的济南。这些州之间,加上郓州(即东平府),济州,东昌府(现聊城),大致都在鲁西南这一带。你看那些比较重要的故事和人物,多出在这些地方,就知道,小说中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联系了:晁盖、宋江、宋青、吴用、朱仝、雷横、三阮都是郓城的。金大坚、萧让,都是济州州治巨野的。武松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在阳谷,是郓州的。智智深、杨志、武松、张青、孙二娘、曹正、施恩落草的二龙山,孔明、孔亮兄弟落草的白虎山,李忠、周通落草的桃花山,郑天寿、王英、秦明、花荣等人落草的清风山,是青州的。李逵、朱贵、朱富来自沂水。还有一些战斗,涉及东昌府、高唐州、大名府、凌州,在北宋,都属河北路。《水浒传》中宋江招安后任职的楚州,也海州相连。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就是史料中所说的河朔、京东、山东、淮南。

 

    起义的结局,宋史上说投降了,小说中说招安了。所不同的,是宋史上记载的宋江,是在战败无奈的情况下投降的,而《水浒传》中则写宋江是在梁山起义大业处于兴盛时期主动谋求的一种目标。

 

    如果没有《水浒传》,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宋江起义,是一个不完整的比较模糊的轮廓,通过《水浒传》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水浒好汉由个体反抗汇聚成声势浩大的起义的全过程,看到了一个个有名有姓、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草莽英雄形象,看到了北宋末年官府的腐败黑暗,看到了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水浒传》所写的梁山泊起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逐步发展的一个过程。

 

    第一个阶段:王伦时期,占据水泊打劫自养,体现的是草寇匪气。当时有六七百人,打劫单行客商,劫财、害命,手段残忍,不主动惹怒官府,官府也不轻易来追捕。口号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称分金银。王伦等人的落草动机,决定了他们的组织路线是嫉贤妒能,自我封闭,先是排斥林冲,后是排斥晁盖等人终于难逃被林冲火并的下场。

 

    第二阶段:晁盖时期,接纳好汉对抗官府,体现的是江湖义气。队伍发展到七八千人。晁盖,作为乡间的一个强力人物,当保正,不帮助官府缉盗,却喜欢结交各路好汉,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江湖义气。他不象宋江那样文化高,从小受儒家经史熏陶,又在政府里做事,所以,在晁盖身上,才真的代表了农民的意识和情感。这个时期以与州府对立为主。比如,打青州,打高唐,打大名,打东平,打东昌。既使不是州府,也是较大的村镇。比如祝家庄。这一时期的组织路线是,广纳豪杰,壮大力量。英雄好汉,来者不拒。晁盖时期与王伦时期的根本区别,在于讲侠义,攻官不害民,劫富能济贫。时迁偷了祝家的报晓鸡,晁盖大怒,要将他斩首,说:“俺梁山泊好汉以忠义为主,全施恩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打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尤其是一百零八将聚齐的时候,更是这样安排:“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梁山义军,只劫官银,不劫客商。只没收恶霸地方的财产,不掠取一般平民的东西。在打开州府后,还开仓济民。这个时候,就很有义军的模样了。

 

    第三阶段:宋江时期,谋取招安征战报国,体现的是民族大义。此时队伍发展到数万至数十万人。政治路线是接受招安,由与官府对立转变为谋求政府体制的一部分。政治口号是:替天行道,忠君报国。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紧锣密鼓地安排招安事宜。在义军内部,招安思想有它产生的基础,那些从官府体制内投奔过来的人,始终认为官府才是正统。尤其是招安思想的确立者宋江,自幼攻读经史,受宋太公式的家长教育深厚,自然有封建士大夫忠君报国的思想根源。他虽然因为江湖义气为晁盖等人通风报信,后来又杀了闫婆惜,沦落成为罪犯,但骨子里还是儒家正统思想,他始终认为犯罪是一种耻辱,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做梦都想洗刷罪名再回到政府体制之内施展自己的抱负。所以,以他为主导的路线,必然是一条接受招安的路线。这一时期的组织路线是,用英雄,展抱负。充分发挥将士的作用,各展才能,同心报国,杀敌立功。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抗敌灭寇。对外抗辽,取得了胜利,这对国家是一大功,是高俅童贯之流办不到的事。对内平乱,平田虎、战王庆,打方腊,为封建王朝立了功。说立功,是从《水浒传》的思想脉络上讲的。这类现象,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观点。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队伍中,会认为这是叛变革命。但,沿着水浒作者的儒家传统思想的脉络看,他会认为,这是一种忠君报国的行为。

 

    客观上讲,梁山义军这样的规模,要夺取北宋政权,是很难的。连方腊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起义也被镇压了。有人认为是宋江镇压了方腊,宋江的队伍,根本没这样的力量。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义军面临两条选择,一是英勇战死,二是接受招安。

 

    金庸先生说得好,《水浒传》确实写了招安,但也写了招安后的惨况,这就不能说《水浒传》是宣扬投降主义。《水浒传》里梁山将受招安的结局确实不好。但只能说明当时的贪腐集团势力太大。可以看到,无论英雄们怎样忠实于朝廷,无论他们为国家出多大力,还是会被奸党残害,这样的悲剧,总会使人心中愤闷。也正是这样,有力地揭露了北宋末年官府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李卓吾先生说《水浒传》作者生于元日,实愤宋事。也就是说,《水浒传》寄托着人们对北宋末年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表达了对以蔡京为首的贪官集团的批判和痛斥。揭露徽宗朝君臣的荒淫失道,这才是《水浒传》核心的内容。至于宋江,《水浒传》无论写他的仗义疏财,还是写他的江湖义气,以及写他的忠君报国思想,都是从正面写的,没有刻意丑化他。

 

    写招安,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据。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也有招安的情况。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就和官军签订过招安协议。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也是在力量严重受损的时候受过招安,待元气恢复时再次造反。与水浒上描写的宋江最为相似的,是南宋初年建州起义,范汝为领导的起义军攻克建阳,发展到数万人。南宋一面派兵征剿,一边实行招安。范汝为接受招安,宋朝赐他“保义郎”、福建民兵都统领的官职。后高宗诏令将农民军遣散“归农”,农民军拒不解散,官方十分恼火。后他的部下、降宋后称保义郎的熊志宁肯又率部分农民军二次造反,与丁朝佐领导的另一支农民队伍会合,攻打州府。朝廷认为他们反骨未灭,就再一次派兵征剿,农民军三万余人战死,范汝为逃到回源峒自杀。

 

    写宋代英雄的文学作品,常常带有奸臣当道、良将遭害的怨气。比如为国杀敌的杨家将受奸臣潘仁美的迫害,抗金名将岳飞受当道奸臣秦桧迫害。《水浒传》也是这样写的,以宋江为代表的有忠君思想的梁山将,本想受招安后在朝廷体制内有个好的归宿,却一再受到了高俅等奸臣的迫害,这就更增加了读者对贪官集团的痛恨和对北宋末年腐败政治的批判。《水浒传》中,忠奸斗争的意味也很浓。只不过,它把朝廷的忠奸斗争,引到江湖上,推出梁山泊这个政治斗争的第三极,以此反对朝廷里的贪官集团。有人把《水浒传》说是一部奇书,由此看来,还真是够奇的。

 

    《水浒传》结尾处的兰句,写得意味深长,有助于我们对整部小说的理解。有四句诗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还有四句诗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在作者的笔下,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是替天行道的忠良之士,他们有忠心,有功劳,却被奸臣们迫害,这不能不让人们心生感叹,早知如此,还不如学范蠡功成身退,改行经商呢。大家知道,范蠡是春秋时期越国大臣,协助越王打败吴国后,泛舟五湖,到定陶经商,屡致千金,成为一代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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