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痛与梦
——慎终追远篇
2008年，这是一个注定在浩浩史册上写下浓重一笔的年份。2008，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同样，2008年也代表着个人的、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太多太多的记忆延伸。笔者在这里留下这些文字，只是出于心中的“历史意识”，希望记载一个转型时期中的一些侧影，一些不应被遗忘的人与事。
古人说，人死为大，存者理应慎终追远。所以，记录2008的逝者，自然是最先要完成的事情。笔者追记的逝者，当然仅仅是自己的个人选择；笔者的心不大，只能装下这些逝去的背影。（就在笔者酝酿此稿的时候，刚刚开始的2009又传来噩耗，故而一并记撰）
一、滋贺秀三先生（2008.2.25）
对于任何一个法学领域中人来说，滋贺先生都是如雷贯耳、无法绕过的学者，尤其是对笔者这样一个对法律史格外感兴趣的人来说。记得第一次听的滋贺先生的大名，是在张守东先生的中国法制史课堂上，张先生在课上给我们推荐的参考书目中就有滋贺先生那部鼎鼎大名的《中国家族法原理》。至今还记得张先生的话：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学者最好的在日本，其次是美国，大陆的……很汗颜，其实不仅是法律史，就是纯粹的历史研究，我们相比台湾、日本、美国也是难以企及的。似乎是说远了，大师的逝去在2008年似乎成为了一个主题，愿滋贺先生一路走好。
二、柏杨先生（2008.4.29）
柏杨先生原名郭衣洞，我们认识他恐怕主要是因为了那本《丑陋的中国人》，如此犀利而有思想的文字，难怪柏杨先生被称作台湾的“鲁迅”。柏杨先生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那么不讨人喜欢，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柏杨的确是萨义德所说的“边缘人、流亡者”，甚至监狱也一度成为他的家。套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柏杨先生“非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知道临终，柏杨先生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他一直“存在”，并且努力着“开始”。
在柏杨先生病重住院期间，时为总统候选人的马英九多次前往探望，并且当面表示将时刻警醒自己，谨防自己变得丑陋。那么，一衣带水的我们呢？这是一个问题。
三、王元化先生（2008.5.9）
虽然王先生自己一直反对由朱学勤先生提出的“南王北李”的称呼，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李慎之先生与王元化先生无疑是知识分子的“盟主”与“旗帜”。王先生是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他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虽然王先生当过一段时间的“真理部部长“，但是他没有整过人，没有做过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这是非常可贵的。临终前，王先生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为了观念而生的王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但是他依旧活在每一个知识人心中。
四、索尔仁尼琴（2008.8.4）
索尔仁尼琴是笔者这个“名单”中唯一的外国人，他也是被视为苏联——俄罗斯的“良心”的知识分子。他的那部举世闻名的《古拉格群岛》不仅使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更足以使他彪炳史册。索尔仁尼琴一生坚持独立而富有理性的思考、批评，不仅针对对俄罗斯，也针对西方。
他让我们记住：不了解过去就意味着没有未来，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民族疗伤。
五、瞿同祖先生（2008.10.3）
瞿同祖先生因为与其祖父瞿鸿禨同在庚戌年出生，故得名同祖。瞿先生幼承庭训，在祖父、叔父的教导下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1930年，瞿同祖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吴文藻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瞿同祖先生与同门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皆为英才俊秀。1936年，瞿先生写就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这也成为瞿先生的传世之作之一，抚今追昔，不知今日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们又作何感想？瞿先生一生著述不多，但是那唯一的四本书：《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汉代社会会结构》和《清代地方政府》，无一不是传世佳作，相比之下，今日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们，不知其著作又有多少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令吾等晚辈痛心的是，自瞿先生1965年回到大陆以后，他的学术生命实际上已经画上了句号……这对于这样一个在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游走而游刃有余的学者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啊？这对于本来就很孱弱的大陆学术界，又是多么大的损失啊？……赵利栋先生认为，“瞿同祖不能够算是同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远不会因为受到一点挫折而走向偏激。”
的确，瞿先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主流”学者，愿先生一路走好。
六、萧克将军（2008.10.24）
从当年的红小鬼、最年轻的军长到如今的百岁老人，萧克将军的一生堪称“传奇”。笔者追记萧克将军，不为别的，只为他是炎黄春秋研究会的发起者、老会长；只为“七将军上书”中他的铁骨仁心，他是一个有良知的军人，虽然无法企及蔡锷将军，但是萧克将军值得笔者记住，也值得被历史记住。
七、程春明老师（2008.10.28）
发生在身边的生离死别，最是使人伤怀……惊闻程春明老师的逝去离开后，笔者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午夜梦回，程老师依旧游走在比较法的课堂上，为我们娓娓道来比较的意义，优雅、从容。如果说王国维先生的自沉是为我国固有之文化殉葬的话，程老师的故去笔者认为是东西文化冲突的悲剧。程老师是有着独立之精神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诗人，这在中国的社会中难免就显得“格格不入”。我们一贯“弃所不当弃，争所不当争”，分不清“群己权界”，甚乎连如何去爱也不懂了。萧瀚老师认为“爱就是在尊重被爱者自由的基础上，不求回报的付出”，但试问在极度缺乏情感教育的现代中国，又有几人能够做到萧老师认为的最低要求呢？……人说有爱的冬天不会冷，但2008年的冬天却使笔者觉得格外寒冷，刺入骨髓。就像王建勋老师说的那样——弑师案可怕，冷血舆论更可怕。
程老师被刺的前因后果早已被炒得沸沸扬扬，笔者在这里不想去分析案情，辨别是非善恶……相信，智者无惑。
八、王名扬先生（2008.11.6）
又是一位大师的逝去……身居陋室，名扬天下。
作为留学法国的行政法学的高材生，再被“忽悠”回国后，王名扬先生理所当然的因为“脑子洗的不好”而不能教法律，只能教教外语。直到1983年，王名扬先生在真正站在法学的讲坛上讲授行政法，其后他先后出版了《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等学术大作，成为1949年以后大陆行政法学界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讽刺的是，王名扬先生不仅没有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之一，而且一直住在十分简陋的房子内……身居陋室，名扬天下，这其中又饱含了多少无奈，多少辛酸？
九、“叶子”师兄（2009.1.3）
基于一些原因，笔者无法说出师兄的名字，相信识者自知。
直到今天，笔者都无法相信，师兄就这么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忘不了师兄在绿荫场上的英姿，忘不了那首深情款款的女人花……不出意外，师兄的离开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冷血舆论”，这里，只想用一位沧海网友（很抱歉笔者忘记了他的名字，请识者相告）引用的鲁迅先生的文字，以寄哀思：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是为九位逝者之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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