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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图

(2011-08-23 15:43:10)
标签:

上山下乡

知青史

分类: 知青史研究

要想完整地直观地描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整体规模和变动趋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画一张各年度知识青年的下乡人数、调离农村的人数和留在农村的人数这三项统计数字的图形。这是我们从整体上分析评论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一直想找到一张这种图,至今也没见到。

其实在刘晓萌、潘鸣啸和金大陆、金光耀等人关于知青的著作中,已经列出了一些知识青年下乡和调离的数据,有些书还画了统计图。只是这些数据和图形要么比较简略,要么缺失一部分年度,还有的图形不正确。

例如:

刘晓萌著的《中国知青史.大潮》的第536页画出“1962——1979年知青下乡人数动态曲线”。这幅图的不妥之处我已经在前面的博文“文革期间影响上山下乡规模的基本因素是什么”中指出过,此处不提了。此书第539页还有 “1962——1979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乡人数与调离人数”图如下: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图

遗憾的是这幅图也有同类的错误:将1962——1973年的数据点的高度按照多年累计的数值画出。这就造成一个直观表象,似乎在1962年至1972年时,每年调离人数曾达到过400万,大大超过了70年代中期,这当然不是真实情况。此图的“在乡人数”曲线,显然是画错了(读者可与本文最后一图以及潘鸣啸的下图对比)。

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第178页(图3)画出了“1974~1979年知识青年下乡和回城的情况”图,但没有画出1973年之前的数据。

同一页的图2是“1962~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人数及身在农村的人数”如下(数据单位是百万):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图

这幅图也没有画出1973年之前的在乡知青人数曲线,不能给人一个全面整体的描述;而且横坐标(年度)不是线性均匀的,不能正确地表达1960年代累计人数的时间趋势。

金大陆、金光耀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给出了主要的相关数据。此书附录中的表1(P814)“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和表5(P819)“1962-1979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调离农村人数及去向”列出了历年知青的下乡人数、调离人数和在乡人数。但只列出了数据,没有画图。为节约篇幅我就不列出原表了,主要有关数据列在了下面的表1中。

为什么刘和潘的书中会有这些缺憾不足?为什么上海的书中不能根据数据直接画出1962——1980年各年度各指标的曲线呢?原因只要看一看后一本书中的数据表就知道了:第一:“下乡人数”中1962——1966年是合并统计数据;第二:“调离人数”中1962——1973年是合并数据;这两段时间都没有每个年度的数据。这给我们直接画出图形造成了困难。要想正确和准确地画出统计图,最好能首先计算出每一年度的数据。

上述三本书的数据来源主要有顾顺章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国务院知青办编的“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我都没有见过。我只能根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中的表1和表5,看看能不能把那些多年合并统计的数据分配到每一年度,画出一个六七十年代整体的图形。

对于1962——1966年下乡人数合计数的处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平均,将这几年的合计下乡人数平均分配到每一年。这样做当然会有误差,实际数据很可能是逐年递增的。但我们没有什么依据能给出一个合适的比例,也只好平均处理了。好在这几年的下乡人数与后来各年相比数量很小,这个误差对总体的影响应该不大。

1967——1968年这两年的下乡人数不适合平均分配,因为1967年全国中学生没有正式进行毕业分配,下乡的人数很少,与1968年的规模相比可以忽略。因此将两年合计数全部算在1968年上要比平均分配更合理。这样的处理方式不是我首先想到的,潘鸣啸在他的文章“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P401)中的图1就是这样处理的。我在前面的博文“文革期间影响上山下乡规模的基本因素是什么”中引用了这张图,提到过他的这个看法。

1962——1973年的“调离人数”就更不适合逐年平均了。如果平均计算,就会产生六十年代前期调离人数超过下乡人数、在乡人数出现负数的荒谬。本文的计算假设是:忽略1962——1969年的调离人数,将这些年的合计的调离人数平均分配到1970——1973年。

这样做的依据是: 1967年之前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不明,这些数字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但既然那时下乡的人数相对较少,忽略调离人数的影响也就不会很大。1967——1969年正值上山下乡大潮初起,很少有人在这几年调离农村。后来的形势就不同了。众所周知,1970年有一阵知青当兵风,1971年至1973年已经有了上学、招工,合计的调离人数应该主要是这几年产生的。因为无法设想一个有根据的比例,只得将合计调离人数平均到1970——1973这四年。这样计算当然会有误差,实际上这四年“调离人数”可能也是逐年递增的。

以上假设是不得不做的。可以稍感安慰的是,对于累积数据,这些假设造成的误差方向相反,可以相互抵消一部分。比如1962——1966年的下乡人数平均计算造成的误差显然是增大了累积下乡人年数;而1970——1973年调离人数的平均假设造成的误差却减少了累积下乡人年数。最终的总误差是二者抵消后的结果,而不是二者累加的结果。

在上述假设下计算,得到下表:

表1:1962——1980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人数、调离人数和在乡人数

 

年度

下乡人数

调离人数

在乡人数

调离比率

1962年

 

 

129.28

25.86

401.35

0.00

25.86

0.00%

1963年

25.86

0.00

51.71

0.00%

1964年

25.86

0.00

77.57

0.00%

1965年

25.86

0.00

103.42

0.00%

1966年

25.86

0.00

129.28

0.00%

1967年

199.68

0

0.00

129.28

0.00%

1968年

199.68

0.00

328.96

0.00%

1969年

267.38

267.38

0.00

596.34

0.00%

1970年

106.4

106.40

100.34

602.40

14.28%

1971年

74.83

74.83

100.34

576.90

14.82%

1972年

67.39

67.39

100.34

543.95

15.57%

1973年

89.61

89.61

100.34

533.22

15.84%

1974年

172.48

172.48

60.35

60.35

645.35

8.55%

1975年

236.86

236.86

139.79

139.79

742.42

15.85%

1976年

188.03

188.03

135.25

135.25

795.20

14.54%

1977年

171.68

171.68

103.01

103.01

863.87

10.65%

1978年

48.09

48.09

255.32

255.32

656.64

28.00%

1979年

24.77

24.77

395.39

395.39

286.02

58.03%

1980年

 

0.00

 

261.25

24.77

91.34%

各年合计

 

1776.48

 

 

7713.16

 

(单位:万人)

第二列“下乡人数”和第四列“调离人数”摘自《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附录的表1和表5。第三列和第五列按照前述假设计算。第六列“在乡人数”的计算方法是:每年度的“在乡人数”等于前一年度的“在乡人数”加上本年度的“下乡人数”减去本年度的“调离人数”。

为什么将时间截至在1980年?因为1979至1980年出现知青大返城,实际上宣告了上山下乡的终结。虽然此后仍有少数知青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农村,表1并没有列入计算。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数相对很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性质与原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不同了。如果有人一定要分析1980年之后的数据,不妨以“上山下乡遗留知青”为题单独进行独立分析,不必与1980年之前的数据混合。

在Excel中建立了表1,就可以直接生成下面的“1962——1980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图”: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图

无论多么粗略,无论有多少主观和客观的误差,我们总算是将描述近20年上山下乡活动的规模的主要统计数据完整地画在一张图上了。它大致展现了六七十年代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体规模和兴衰过程,比较实际地反映了各项指标的动态变化,给了我们一些直观的印象。

可以看到,整个60年代,知青的“下乡人数”在1968年大幅度升高,在1969年和1975年两次出现高峰;“在乡人数”在1977年的最高峰时达到860余万人。自1970年至文革结束的1977年每年大约都有10%~15%的知青离开农村(1974年的“调离人数”是最低值,令人联想是否与“批林批孔”运动有关)。1977年以后,“下乡人数”大幅度减少,“调离人数”猛然增加,“在乡人数”直线下降到底。总之这些图形特征清晰地反映了知青运动的高潮和结束与文革的兴衰之间存在着的明确的因果关系。

表1中“在乡人数”的计算假设与1974年之后的数字无关,因此1974年之后这项指标的数字和图形与潘鸣啸的(图2)基本一致。

除了这样一个整体直观的规模图,还可以得到两个有用的统计指标。一个是“城镇知青累计下乡人年数”,它就是表1第六列(在乡人数)的各年合计数,约为7713万人年。另一个指标是“知青人均下乡时间”:

知青人均下乡时间=知青累计下乡人年数÷下乡知青总人数=7313.16人年÷1776.48人≈4.3年。

“累计下乡人年数”和“人均下乡时间”这两个统计指标使我们从整体上对上山下乡的规模和影响增加了一些定量的认识。

7千7百多万人年,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这是上山下乡运动所付出的人力资源代价。这个代价要比中央所说的“国家花了400个亿”的资金方面的代价不知高出多少倍。而比这些人力和资金方面的付出更大的代价是无法计算的——7千7百多万人年中包含的青春年华和热血忠诚。

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描述,除了人数之外,知青下乡的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人均下乡时间”为4.3年,这使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但仅仅这一个数字是远远不足的。看到这个数字肯定有人会立即表示不满意:“下乡时间哪止是4年多?”

有这种感觉的人一定是“老”知青,即下乡较早的老三届和六九届、七零届知青。对于这一类人,在农村的平均时间肯定不止4年多。我前面的文章就写过,我下乡所在的黑龙江兵团的连队,北京知青平均下乡时间是7年多,比这个值长多了。那是因为我们这些知青都是1968年下乡的。看了表1就知道,1975年之后有600多万知青下乡,此时距离“大返城”已经很近了,他们大多较短时间就回城了。“人均下乡时间4.3年”是总体平均计算的结果,并不适用于“老”知青。

这说明,仅仅用一个平均的下乡时间远远不能说明上山下乡对知青的影响程度。实际上,知青的下乡生活时间,有一个很宽的分布区间,这个分布不大可能是非常集中的。比如我们很想知道有多大比例的知青下乡时间超过5年、8年和10年,就无法从这幅图中得到。而这些是我们分析知青群体的重要数据。影响下乡时间的因素,除了届别(下乡的年度)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调离途径。据我所知,1970年开始的当兵,是知青成批离开农村的第一波。这些人在农村的时间只有两年左右。随后是1971年开始的大学招生和城市、工厂招工,这些人在农村的时间也不很长。再然后是70年代中期开始的困退、病退潮。最后是1977、1978年大学招生和1979、1980年的大返城,此时的知青,很多都已经下乡10年左右了。不同届别、不同调离途径的人群,下乡时间的差异很大。而“调离途径”的背后,则是家庭出身等因素。只有分门别类地统计计算,才能完整真实地描述清楚。

但是众所周知,我们无处寻找按照不同因素分类统计的资料,将来也不大可能找到现成的统计数据。

另一种可能的不满是:为什么只说城镇知青而没有包括回乡知青?

我在先前的博文中写过一句:“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一千多万知青的上山下乡都可以说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屈指可数的重大事件”。后来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涉及一千多万人?不止吧?知青史别忘了回乡知青。”

我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期间,我们连就有三名文革前下乡的哈尔滨知青以及多名山东“支青”,还有几个中学毕业的八五八农场老职工子弟。后者应该算是“回乡知青”吧(其实他们也没有离乡)。他们当然应该算是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的一个分支。但是这一类别的知青数据就更难找寻了。

在上个世纪动荡的六七十年代,重要统计数据的缺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有些资料现在还不愿公开,这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已经结束30年了,经过知青史研究者这么多年的努力挖掘,积累的数据资料可以说仍然极有限,距离广大知青的希望和研究者对这一宏大运动的分析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就连本文所做的这么一点简单分析,仍然不得不借助于各种假设、简化。看来对新的知青史资料的发现,以后也很难抱有很大指望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再提出进行一次上山下乡回顾性调查的建议。这种调查应该是能够部分弥补包括下乡时间分布和回乡知青数据在内的各种历史数据缺失的有效途径。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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