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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柯:白居易的文学遗嘱

转载 2018-12-07 00:04:34

 

文:沈嘉柯

 

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写了一篇《与元九书》,这篇文章也是写给元稹的书信,里面谈到自己的童年和成长,还谈了文学创作生涯,感叹文人常常遭遇一种倒霉命运——“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

 

“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

 

他这意思就是,厚古薄今人之常情。还拿韦应物举了个例子,韦老师的五言诗一直写得很好,但他活着的时候,社会上不当一回事。等韦应物去世了,又红起来。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活着悲惨,死后不断加上美誉,最终升入神殿。说句老实话,谁不想活着进入殿堂呢?死去元知万事空嘛!实在是活着看不到,也只能随缘。

 

然后白居易又谈了自己的诗:“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就是因为知道时代常常跟人开玩笑,白居易心里一样很拧巴纠结。这是文人的第二种倒霉,个人好恶和大众不一致。

 

当时大众喜欢他的杂律诗,尤其是《长恨歌》之类。但是大众喜欢的,他自己并不看重。他看重的是自己写的那些讽喻闲适之作。那时候的大众不喜欢。只有元稹这种知己,才懂得欣赏。所以他们俩关系如此亲密,人生难得一知己。

 

而且他还明确说了,“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

 

如果有文人编他的诗集,他希望讽谕的要留下,闲适也不错,可以收入集子,其余的那些杂律诗就算了,因为都是很随意写的,只不过是亲朋好友聚会宴会分手告别送别的情况下,发泄一下爱恨,饮酒作乐暖场凑热闹,不是他自己看重的。

 

在白居易心里,最认元稹这个知音,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在这个世界上,懂得欣赏我自己也看重的作品的人,只有你元稹。

 

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千百年后的后世,说不定也有知心人跟你元稹一样,赏识我白居易自己真正在乎的诗作呢?

 

白居易真的想到很远以后。因为他是真心在乎自己的创作。从小他就呕心沥血的读书,嘴巴长疮,手掌磨出老茧,眼睛像是飞蚁繁乱飞过,头发也年纪轻轻开始变白。等到长到,开始当官了,仍然孜孜不倦勤奋搞创作。他不是李白,写诗当成雕虫小技不上心,白居易认为创作是很重要的,写诗是有社会意义,对朝政有批判作用的。自己写的东西,以后会被怎么对待,他特别在乎。所以,这份顾虑和不放心,他决定自己解决。

 

他们准备一起编辑一本《元白往还集》。可惜没多久,一群朋友贬官的贬官,生病的生病,这事就耽搁了。不过白居易写这封信,旧事重提,从人生谈到理想,又谈到一辈子的文学事业,就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诗集虽然耽搁,但是话还是要说明白,找好朋友倾诉一番。

 

而且白居易看得很清楚,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下不了手删改。那就找好朋友下手。他的好朋友元稹、元宗简、张籍、卢拱、杨巨源都是高手。

 

同时白居易还谈了权宜之策,“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大家先各自分手把诗集的编辑工作做一部分,将来见面再合计商谈,完成心愿。

 

就这样,白居易把自己的文学主张公布于天下。他这样有名的诗人,写给另外一个有名诗人的信,那是肯定会传之后世的。所以他其实就是借机说清楚。

 

其次,他这也相当于写了一份文学遗嘱。第一,如果谁要编我的书,按照我的取舍来编。取讽喻闲适,舍杂律诗。第二,我自己先编一部分。免得到时候你们不知道哪些我在乎,哪些我不看重。第三,如果我自己编的不够好,参考我的高手朋友的意见。

 

不过,他其实还是白操心了。古往今来这样拧巴的作者不只是白居易。很多很多的作者自己看重的作品,读者不买账。读者喜欢的,他自己又不以为然。

 

从这一点看,白居易站在时间长河的上游,只猜到了一半。千百年后,他的确留在了历史上。而且还是排名特别靠前的那一批。他的集子也反反复复很多人去编辑。

 

作者们虽然自己拧巴,到底抵不过时间的翻云覆雨手。只要写得好,又打动人心,总能被记住。以什么代表作被记住,谁说了也不算,完全看时机,而且变来变去。这个朝代危机重重,追求变革,重视讽喻的。那个朝代繁荣起来,风气又一变,民众向往生活享受,又推崇闲适的。这事根本说不准。

 

他的《卖炭翁》关心底层劳动人民,属于他在乎的讽喻名篇,可怜身上衣正,心愿天寒,可十分深刻。但是真的不如《长恨歌》闻名天下,他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写成了经典,当时大红大紫。

 

在白居易去世以后,唐宣宗李忱就写了诗悼念他:“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皇帝直接点名表扬他的《长恨歌》连小朋友都会背诵会欣赏,《琵琶行》连外国人都能唱。

 

过后几百年,上千年,到今天,还是无数人喜欢得不得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天生丽质难自弃”“三千宠爱在一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简直是再用个一千年都不过时。

 

从元杂剧开始,只要拍杨贵妃的故事,就会找白居易这诗要素材。

 

爱情故事,缠绵缱绻,永远是人性里最为相通的那一部分,最容易激发世人的共鸣。情诗写得好,率先不朽。朝代变化,时移世易,人类的爱情方式,在爱情中的哀伤与欢喜,却没什么变化。甚至那些写送别的,写艳情的,聚会上酬唱取乐的诗,生命力都很久远。这才是人之常情。

 

文学不必妄自菲薄,但历史的进程还真不是诗歌讽喻出来的。创作者吧,常常有一种迷之自信,觉得自己拥有自己作品的最终解释权,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风流高格调,或者自我感觉太流俗愧对文学,其实真的属于想多了。

 

作者手里只拥有三成解释权嘛。时代、命运、读者、同行、对手等等,加起来拥有七成。

 

流行的往往就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幸运的。而经典,正是在这些流行又运气好的好作品里,再进一步筛选,精益求精,越过千年,历久弥新。这跟闯关游戏差不多。

 

写东西的人,有什么动机无所谓,尽管去写自己想写的就行了。想解释自己的作品,尽管去解释。我把钱钟书的那个蛋与母鸡的比喻借用一半,我觉得吧——反正绝大部分读者只在意鸡蛋味道如何,以及鸡肉怎么做好吃,顺便认识一下鸡,了解他们的八卦,但并没有兴趣去听鸡怎么评价他自己下的蛋。

 

归根结底,文学工作者,或曰码字工,或曰写稿佬们,最大的毛病是,想得太多,而写得太少。

 

今天你写稿了吗?写了多少?交稿了吗?长的短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应酬贺词政论批评书信往来,都要写写啊!

 

按照古人的标准,还是用毛笔写的速度和工作量,白居易从政做官建设大唐的同时,文字量还能出版七十五卷的《白氏长庆集》。这还是他自己亲自编辑的,想必删了不少自己不喜欢的敷衍烂稿。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写稿的归写稿,读书的归读书。白居易的文学遗嘱,主要也是后世同道人,会重温他的千年痴心。

 



沈嘉柯作品《愿你从容地生活》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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