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嘉柯（原载《长江商报》，收录于随笔集《你配得上更好的人生》）

几年前第五届曼布克国际奖揭晓，美国小说家、翻译家莉迪娅•戴维斯成为新科获奖者，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她的小说写作名副其实为“微小说”，究竟短到什么地步呢？比如一篇《那些希罗多德告诉我的事》，全文一共九个字：就是关于尼罗河的鱼。

这算诗歌，还是算小说？可真是暧昧说不清。

小说在文学研究中，一直有一条古今中外都基本公认的标准，那就是长篇小说才是小说创作的金冠，最杰出的小说家一定是因为他/她的长篇小说而被承认。大部分的文学奖项、市场和媒体，都格外青睐长篇小说。

其实，这也跟印刷术、阅读方式的时代发展有关。早年出书刻板成本高，活字技术广泛运用后，图书出版就很繁荣了。一个长篇一本书，明确清晰。

到了最近两百多年，报纸杂志诞生。报纸杂志的篇幅决定了需要大量的短文。于是短篇小说、专栏文章开始流行。有些报刊开出很高稿费。

在这种内部与外界的循环刺激下，世界各国的作家们普遍迷恋鸿篇巨制，中国的作家也没有例外。

就拿鲁迅来说，他在世时曾经兴致勃勃拟了好几个长篇计划，要么忙，要么有其他的悲事破坏了创作意念，导致一部也没能真正写出来。

就这样，鲁迅一生也没能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直到现在仍有人因此质疑他的文学创作能力。而当下的作家，又有几个能像博尔赫斯或者契诃夫一样，敢对长篇翻白眼呢？

有记者观察统计说，“中国目前每年诞生约八千部长篇小说，但能出版和发表的大约只有两千部，大量长篇小说严重产能过剩。但即便如此，国内一些作家还在长篇崇拜乐此不疲。”

文学也有注水肉，有些小说之所以写得长如裹脚布，很难说作者没有私心。大仲马、巴尔扎克、狄更斯等19世纪的作家或明或暗都说过，为了稿费不惜拉长故事。如果稿费标准高一些，则小说完全可以写短一点。这其实是应对规则的无奈之举。

到了20世纪，情况大为好转，《纽约客》等杂志对优秀短篇小说的求之若渴，让稿酬直线上升，所以菲茨杰拉德可以靠稿酬支付奢侈生活，写作长篇小说此时成了小说家的自我角力。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作家将《战争与和平》式的鸿篇巨制视为顶峰，所以村上春树会写3卷本的《1Q84》。

《云图》的作者大卫•米切尔在记者问到“为什么你的每部小说都很宏大时”说：“我真是个白痴，该学学伊安•麦克尤恩，写些短小精悍的，多赚钱。”

村上春树的超长篇出版后毁誉参半，而大卫•米切尔的自嘲并非针对伊安•麦克尤恩的写作方式与文学价值。写得越长的小说就越有价值吗？绝非如此。只有写出厉害的长篇小说才能证明作家本身的价值吗？同样绝非如此。

莉迪娅•戴维斯的获奖是一次对未来小说创作的提示，卡尔维诺曾在《文学讲稿》中想象过未来的文学，其特质首先是轻盈——要轻得像鸟，而不是羽毛。长篇小说的价值依然存在，但它绝非是优秀小说与小说家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在今天，除了从网络上红起来的文学作品外，已经很难看到一部纯文学小说会超过35万字。

网络小说摆脱了纸质印刷的束缚，直接可以靠阅读点击赚钱，想拖多长，就可以拖多长。这其实兼顾了文学特质和打游戏的特征。

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们的专注能力正在逐步退化，短篇与长篇的地位其实已在悄然转换，说不定未来的文学评论家们还要发出“拯救长篇”的呼声？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