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俊杰

2008年1月10日，我接到本省统计局的电话。主题是关于本省作家协会的工作情况，分为5个问题。很干练也很急切的一个女士在进行提问，她大概是照着数据表格在发问，然后迅速的打勾。因为每个问题都只有两个回答。分别是，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我没有办法完整的引用原始问题。因为她念的非常迅速，我现在在想，如果要我提第一个问题，我会问，为什么只有电话统计，可否书信往来？双份备份，统计部门一份，我个人一份。这样，我会确信我在行使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而不是风过略带痕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的来电显示。

她调查的5个问题是很大概性的。你觉得去年作家协会的工作满意吗？你觉得在文化推广上做的怎么样？你觉得作家协会在联络群众上做的怎么样？你觉得作家协会在培养新的文学力量上做的如何？

我是怎么回答的？5个问题我有3个回答了基本满意。还有2个回答了不满意。我在这里如此郑重地纪录这件事情，是因为，就在那么短暂的瞬间，我的大脑里迅速地闪过许多的问题。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我说了不满意会不会被协会组织知道？统计部门的调查是在作协里展开的？还是在本部门的办公室里逐一问到的？作家协会为什么偏偏把我的手机号码给他们？为什么选的是一个青年作家，在协会看来的所谓80后，并且几乎很与作协保持很冷僻的关系的作家？是估摸着我一定会“认真”地“敷衍”吗？以后我可能有需要组织的地方？那么，会因此而得罪他们吗？

很遗憾。我没有认真地敷衍。我是3个问题上敷衍了，2个问题上认真了。一个省级作家协会是按照公务员编制运作的，一样花的纳税人的钱。那么，它为人民群众做出了什么样的服务？只是提供了文学作品？然后这些文学作品在人民群众那里是什么反映？年度还有各种评选文学奖项，是大众投票的吗？老实说，我对作协在推广文化上的工作确实不满意。有没有举办一场广场上的免费诗歌朗诵？有没有告诉一个三岁的小朋友，新近出了几首好诗？有没有走进学生课堂，让作家们自己青少年在想什么？让青少年知道这些想像当中的作家为什么写作？写出了什么？作家们有没有跟街头的乞丐沟通聊天，或者，作家们是怎么表达对民间疾苦的关怀？何以知道，作家写的，是他想像的民间，还是他本身就在民间大部分如实叙述描绘。

肯定有反驳，会说，写作是多么私密而个人的事件呀！作家们是有自己的生活，也不可能总干这些事情。但是，不这样，又怎么来推广文学和文化呢？还有，作家也分普通会员和签约作家。后者是拿了钱，是要按照需要出产品的，后者可能更加有义务来被组织着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吧！还有，一个省那么大，老中青不一，怎么组织？有的人尽到义务，有的人不尽？名作家很忙，没有空啊？一般的作家老百姓不待见怎么办？搞活动是要花钱的，是花协会文联的资金，还是寻找社会赞助？

这些问题都是事后，脑海里一个一个冒出来的问题，像金鱼一样，瞪着困惑的大眼睛，吐着泡泡，无人去听。

5个问题迅速地结束。挂断电话，我仍然有点惊慌地不知所措。那心情，像是从前的多次行使权利的时刻意义。我一般，拿到选票看看左右，看看台上，按照默默的规则，飞快地涂画一个符号，然后离开。但这一次，我忽然很认真地，按照40%的比例表达了我的真实想法。大概，这种想法在统计报告上，仍然无法被呈现出来，因为在总的比例里，它完全可能被淹没。

什么时候，当我接受统计，我能够面对的是公文一样的纸张，因为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然后，我会不必顾忌，不必像传统文人那样多虑地心思繁杂，联想到无数问题，而是如实按照第一观感来书写？并且，不是那简单的5个问题，而是具体而细微的问题？我知道我并不青年，在思想上。绵延几千年的东西，变成符号，在小学课本上，在大学教科书里，在社会经验里，在每个汉字里，都藏匿而秘密不宣。关键时刻，左右着我。我学的是法律专业，宪法第一课，讲述的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写的是文艺小说，自由作家散漫谋生，业余修习一些心理学。我觉得很恐慌。但又很庆幸。难道，我不是有2个不满意吗？

它们像是两只眼睛，像是心理学的象征，用精神分析来说，是我不愿意放弃的，努力诚恳地看待世界，也希望世界成为我希望看见的样子。从一个小小的具体的方面开始。可以吗？可以的。这或许比简单的回答满意不满意更加重要。持有再正确再全面的权利观念，不如，实现它，即使是微薄的一点点。是的，我很想成为一个活泼的充满生机的协会的成员，尽管它现在被讥讽为陈腐顽固不作为的社会团体。这样说来，我在这个时代，扮演的是一个“改善”主义的个体角色。

ps：我本来想说小角色。嘿，但这样不好。有公民意识，就不该如此延续那样的观念。个体公民，认真发言，多好。什么小人物和时代缩影，留给上个世纪去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