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南方，公开场合里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这大概是因为普通话让人们的相互交流比较方便，也显得很正式。人们用这种现代标准汉语说话，似乎就有修养，有素质。有时本来用方言就能完全沟通，但为了正式一些，他们就会使用普通话。这是普遍的一种社会隐性意识，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如今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这种现象当然无可挑剔，从普及普通话角度看，还是个好现象。
    说普通话人们当然就会力求说得准确，说得标准一些。有时难免也会矫枉过正，此类例子很多，这里单举一个“六”字聊聊。
    这个六字，读liu去声，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北方方言区多数都是这个读音。但这个字也有另读，读lu。在江苏，江淮方言及吴方言中都依然读lu或luk，读如陆。但因为我们现在说话都受到普通话强势的影响，这个读音已经在相当的人群中潜移默化转读成liu了。特别在正式的场合中，再读lu就显得不合时宜。现在80后以下的青年们，至少在大城市里的青年们，鲜有人再读这个音。
   但是无论怎么说普通话，该读lu的时候还是应该这样读。节日之中，我到安徽寿县旅游。寿县属于安徽六安市，这是个极有历史渊源的地区。我发现导游或热情的酒家领班，说起自己的家乡时，却都是liu安如何如何，我听起来觉得怪怪的。我想起我们南京六合的几个朋友，说起六合的六时，也是这样发音。这有点象那个赵丽蓉演的一个小品中说的“奏是不好好说话。”。
    “六”，多数时候这个字都可以读liu，但唯有读这两个地名的时候，即六合、六安，一定得读lu才是正确的读音。
　　其实“六”字，自古就读lu这个音，而且是个典型的入声字。北方方言里，入声已经分到平上去三声里，但在江淮方言和吴方言里还保留着明显的入声。六由lu的入声变成liu去声，这个过程应该不会很久。心里有疑惑，回来便查了一下。“六”字在上古音中来声屋韵，入声，三等字。《说文》力竹切。所谓切，就是拿力的声母与竹的韵母反切，这个字读lu无疑。到了明代，明这时使用的通语即江淮官话－以南京方言为主，这读音不会有什么变化。那就再往下查，清《康熙字典》里“六”字仍用《集韻》《韻會》力竹切一说，又加了《洪武正韻》盧谷切，音陸。
　　这样看来，一直到清初，“六”一直都读lu。我又查了一下它的使用区域，实际上，至今还在读这个音的地区还不小呢。除江淮方言片，还有闽语片，湘语片甚至部分南方一部分少数民族，如壮族等等，也这么读，那后来为什么变成了liu呢。
　　我们知道，lu变成liu，中间就多了一个介音i。喉音的颚化会产生介音i，由于i介音的影响，三等字的主要元音前高化，语音也就发生了变化。如果用汉字简单表示，“六”就是由陆音到楼音到溜音的这样一个变化。
　　尽管这样说，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完全说服自己，因为读lu，同样也是去声的有一个常用字“录”。为什么这个字却没有加入介音，从古到今，它的读音基本上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录”与“六”读音相似度极高，它不仅也是入声，有意思的是，在上古音里它也是来声屋韵。《唐韻》为力玉切，《集韻》为龍玉切，音六。《說文》盧谷切，音祿。“录”与“六”互为证声，可是“录”不象“六”那样多出一个介音，没有元音高化，所以这里一定有可以探究的地方。
    我想到，从韵书或字典上看，“六”的变化是从清朝时期开始的，我联想到现在语言的流变与发展，与满族人作为当时国家执政者有重要的关系。他们极强的政治活力，也使他们的母语向汉语强力渗透，但同时也与汉语交相融合。双方的母语都有变化，但是从文化上说，汉语相对满语却是强势的，结果是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满语现在已经是一种需要抢救的语言了。可是这种交融毕竟对汉语产生一定的冲击，比如说，汉语中的四声发生了变化，“入声”脱落等等。所以，我便从满人自己的语言中去找个六的变化的由来。
　　结果让我很高兴，因为在满语中这个“六”字读“ninggun”，“第六”读“ningguehi ”。由于这个i音的存在，满语读“六”与汉语就有了一定相似性，加上汉语的“六”的喉音且又入声，满人便由于受到自己母音的影响，“六”由合口呼而齐齿呼，他把这个i作为介音加入了lu之中。而那个记录的“录”，满语中读ejebun，“辑录”的录读isamjambi，“录”的汉满两种语言读音之间毫无关联，就没有可能转成相似的读音了。何况，在满人口中，已经根本没有入声这一说，“录”已经读了去声，满人读起来也很顺溜。由于满人，掌权者这么读，京城里大家都这么读，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北方方言中lu字也就变成了liu了。
　　有朋友提示我，“六”是不是从元代就已经开始转读了，我说我从文献上看，清初都读lu，但也可能民间早就有开始读liu的，是不是从同是阿尔泰语的蒙族入主中原开始的，那大概还要研究。我这里只是一个心得，也或贻笑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