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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中国古代歌诗传统——在包头草原歌词创作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2019-01-01 19:50:06)
标签:

歌词

歌诗

草原歌曲

歌曲创作

分类: 会议致辞

回归中国古代歌诗传统

——在包头草原歌词创作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方铭

尊敬的各位来宾:

就歌词创作而言,我完全是一个外行,在座的各位先进都是歌词创作和评论的大家,我非常喜欢草原歌曲,在座各位先进的歌曲我更是喜欢,对你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也由衷表示敬意。我来参加这个会,主要目的是向各位先进致敬的。会议主持人周秉高教授让我说几句话,我不敢不从命,但是,心里是非常忐忑的。

《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说诗是与歌并生的,有诗就有歌,而歌词就是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鉴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这段话不但说最早的诗和就是乐辞,而且说明自葛天氏以下,包括商周诗篇,屈原离骚,都贯彻了“顺美匡恶”的深意。《礼记·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又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文心雕龙·乐府》说:“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乐与诗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所以我们中国人把诗称为“诗歌”,即中国古代的诗韵律铿锵,都是可以歌的。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很多都是来自于歌词,所以也被称为“歌诗”。可以说,中国的歌词传统,就是诗的传统;中国的歌词创作史,也就是中国的诗歌创作史。

虽然诗与歌是并生的,不过,按照古籍的记载,我们大胆推测,乐的历史可能比诗更悠久。郑玄《诗谱序》说:“诗之兴也,谅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於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上皇谓伏羲,因是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汉代纬书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这个记载与《史记·五帝本纪》略有不同。大庭是神农之别号,轩辕是黄帝之别号,高辛即帝喾。郑玄的意思是说伏羲的时候没有诗,神农、黄帝、帝喾的时代是不是有诗,因没有留存文献,所以不知道了。不果,《世本》记载伏羲造琴瑟,女娲作笙簧,随作竽、笙,神农作琴作瑟,伶伦作律吕并首创磬,垂作钟,巫咸作鼓,毋句作磬,舜作箫,夔作乐。这说明最迟在伏羲的时代,是有乐的。当然,有乐不等于有歌。《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又载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给汉武帝献《天子游猎赋》,其中说汉天子“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这说明最迟在葛天氏的时代,已经有了大型合唱歌曲。葛天氏是上古的帝王,他生活的时代,或许比黄帝还要早。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与诗歌合一的歌词,首先有言志的传统。诗言志的传统,就是“诗教”的传统。“诗教”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塑造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国当代歌词文化建设中,特别是在歌词创作中,仍然应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礼记·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如果背离诗教的传统,歌词就难免会堕落为桑间濮上的亡国之音。

周代是中国德治文明的顶峰,而周代的德治,就在于在制礼作乐上下大功夫。《礼记·乐记》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乐之所以感人,就是以乐配诗,诗体现了天地正道,人伦之常。《文心雕龙·乐府》说“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 唐成伯玙《毛诗指说》说:“《詩含神雾》云:‘詩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郑玄云:‘詩者,承也。’政善则下民承而赞咏之,政恶则讽刺之。梁简文云:‘詩者,思也。’辞也发虑,在心谓之思,言见其怀抱者也。在辞为詩,在乐为歌,其本一也。”

礼是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是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而乐则以愉悦心灵的诗性方式,对社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礼记·乐记》说:“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郑玄《礼记注》说,“礼主于减,人所倦也。乐主其盈,人所欢也”;“进,谓自勉强也。反,谓自抑止也。文,犹美也,善也”。孔颖达《礼记正义》说:“‘礼减而进,以进为文’者,礼既减损,当须勉励于前。进文,谓美善之名。若能前进,则为美善也。‘乐盈而反,以反为文’者,乐主其盈,当须抑退而自反,则为美善也。”礼乐结合,刚柔兼济,能最大限度地引导社会向善。《毛诗序》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周易·系辞上》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文心雕龙·原道》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诗与乐相结合,就是歌。乐有强大的娱乐性,诗借助于乐传播,而乐者乐也,在歌唱的快乐之中,我们应该牢记诗的精神。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音乐的娱乐性。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的词作者在追求娱乐性的同时,还要不忘记通伦理之德音。相信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主办者和各位尊敬的专家拨冗莅临这次会议的初衷。

诗教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和“文明”的重要立足点。在中国传统的学科体系中,一切从事关乎文明教化等人文内容的人,都称为文学或者文学之士,他们的著述则统称文学。中国古代人的学科之所以没有如西方现代学科分野那样枝节,不是因为古代中国人缺少学科意识,而是与中国古代人对传播文明的重视和对文学教化功能的高度期待密切相关。以诗文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是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诗在中国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形成,以及其广大的生命力和辐射力,都是源于诗承载了维护世道人心的重要作用。同样,中国文学影响力的萎缩,诗的承载力的下降,都伴随着社会的衰退,人心的沉沦。《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编辑《诗经》的标准就是“取可施于礼义”。《汉书·艺文志》赞扬战国时“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至宋玉、司马相如以下,则“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感叹说:“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毎以永叹。” 白居易《与元九书》说:“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当诗与文学丧失了寄托,徒以吟咏风花雪月,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中国古代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并且在没有接触西洋文学观念之前,它不但存在,而且有着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的社会价值,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认可的社会责任,并良好地发展着。中国古代文学家按照中国文学自身的运行方式为中国的读者提供着文学消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相对独立存在和演变,决定了西洋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实际的隔膜,当然,这种隔膜绝不意味着互相对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承袭西洋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渐渐被忽视,而在诗歌创作中这种现象同样突出。我对歌词的创作一窍不通,完全是外行,但以我有限的知识,我也认为西方化的文学思想也影响了中国歌词创作的严肃性。

西方化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我们的创作有丧失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传统的危险,还表现在对中国传统诗歌形式的轻视。白话诗兴起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最早的白话诗创作者的出发点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白话诗创作和阅读之中,用白话文的形式写诗。但就其后果来看,白话诗不但破坏了汉语的“言之文也”之美,由于白话诗对汉语所固有的声韵音律的忽视,使白话诗歌要么像粗鄙的顺口溜,要么像没有修辞和逻辑的杂乱无章的堆砌,反倒不便于记诵和传习。无数青少年能很容易地记诵传习书千百年的古典诗词,却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背诵出一首白话诗,无数的非专业诗人对古典诗词的创作废寝忘食,都说明中国古典诗词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是真正具有流行元素的。这值得各位有独立判断能力的词作者留意。习近平同志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中国古代经典诗词,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体现了中华文明成果的深厚积淀,因此才能超越时间与空间,有长久的生命力。

“诗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就是说诗人必须立足于社会边缘人的立场,抒写苦难者的生活。在今天,我们要振兴歌词创作,就需要回归中国古代的歌诗传统,以写诗的情怀写歌,以诗道和诗教的精神写歌,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写出社会底层人民的苦与乐。同时,我们还需要继承传统的中国诗歌形式。传统的中国诗歌形式,包括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词等诗歌形式,根植于汉语的韵律特征,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我们今天的诗人,写出的是白话诗,表面上文字看起来通俗,但在形式上,和传统的古体诗、律师、绝句、词相比,却并不具有流行的元素。诗人和诗要更加深入人心,可能还得在传统形式中找营养。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文”是评价一个人的德行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杆。《尚书》赞扬唐尧说:“钦明文思安安。”(《尧典》)赞扬虞舜说:“濬哲文明。”(《舜典》)后益赞扬夏禹说:“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大禹谟》)西周初年,周公制谥法,考察人一生行迹,奖善惩恶,盖棺论定,而成谥号,《逸周书·谥法》说:“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文就是文明,也就是坚持善道,坚而守之。孔子说:质胜文则野。(《论语·雍也》)又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死守善道,正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性的根本区别,也是文明和野蛮的根本区别。孔子赞扬周朝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以天下为己任,也是以继承周之“文”自许: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文明即文化。文明没有明确的起点,也没有终点,而是一个不断堆积和不断扩散的过程。《易传·贲卦·彖传》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注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说:“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既有天文、人文,欲广美天文、人文之义,圣人用之以治于物也。”诗以文明精神教化天下,正是中国先贤推介文化之意。歌词是文明的产物,代表着文明的高度,是传播文明的使者。《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温柔敦厚、洁净精微,代表了诗歌对文明的回应,应该是我们词作者永远不能忘记的教条。如果背离了这个教条,就可能失之于愚与奢靡,就是走上邪路了。

在中国歌诗的历史上,草原歌曲占有重要地位,而最近几十年来,以内蒙古和西藏地区为代表的草原歌曲,更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追捧。我认为,这正是内蒙古和西藏歌词作者和歌手不忘历史,忠实继承了中国歌诗的传统,守正创新的回报。

我不是诗人,更不是歌词作者。借上面的这些话,对我们这次盛会,以及各位词作者和评论家朋友表达由衷的敬意。

 最后,祝愿各位朋友在包头生活愉快,也衷心感谢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各位领导和老师同学们为筹备这次会议付出的辛勤劳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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