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朱局长相识是在19年前的1989年，那一年自己只有25岁，当时我还在一家企业。这一年，市政府第一次面向全市公开招考政府工作人员，我也报了名；还不错，我顺利地通过了笔试。由于一些后来才知道的原因，用人单位对我的面试一拖再拖。那一段时间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无主，魂不守舍，频繁到档案局打听消息。前几次接待我的都是一位姓李的局长；后来又去时，那位李局长不在，局长办公室里的另一位老同志接待了我。听我说明来意，这位老同志很坦诚地告诉我：我是这里的副局长，你的事情需要李局长定，他是一把手；但我估计问题不大。回到家里和父亲说起这位副局长，父亲问我什么样儿一个人；我说，高高的个子，50多岁的样子；父亲略略想了一下说，应该是姓朱。

    与朱局长见面后时间不长，我就接到了去档案局参加面试的通知。面试那天，除了李、朱两位局长，还有办公室主任和两位科长参加。李局长说话比较风趣，让第一次参加面试的我的紧张情绪放松了许多。到朱局长提问题时，他的严肃态度又让我紧张起来。我记得他当时说：档案指导工作需要经常下基层，有时会和照顾家发生矛盾，有没有思想准备？尽管当时还不知道下基层是怎么回事，但面对朱局长的提问，我还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整个面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主考官李局长，而是副主考朱局长，因为朱局长的严肃让我感到了压力。

    朱局长出身书香门第，上个世纪50年代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业进修；后来担任建平县档案馆副馆长；1959年作为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集体的代表出席了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表彰会议，在会上介绍经验，并受到周恩来、林伯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不止一次听朱局长讲述他这一段引以为豪的经历，而且每一次回忆都会把他带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今天的档案工作者已经很难再有被共和国总理接见的殊荣，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局长当年真是太幸运了。

     我1989年底刚到档案局时，正赶上中央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当时北票保国铁矿正在准备档案工作升级，作为对中央号召的落实，局领导选派我跟着局里一位中层干部到北票保国铁矿蹲点，时间为40天。朱局长亲自带着两位负责业务指导工作的科长把我们送到矿上，并利用晚上时间对我这个业务还一知半解的年轻人进行速成式业务培训。记得那天晚上，朱局长在铁矿的档案室里，从分卷原则、目录抄写，一直讲到案卷标题的拟定，仔细叮嘱每一个细节，并一再告诫我:帮助矿上的同志工作时一定要放下架子，注意虚心向基层的同志学习。

    从我1989年进机关，到朱局长1993年退休，我和朱局长在一起工作了4年多的时间。这4年多时间由于是档案管理定升级的高峰时段，朱局长需要经常带着我们业务指导人员到基层评审，因此，我这个普通工作人员可以有许多机会和朱局长在一起，接受他的培养，聆听他的教诲。记得一次到基层去评审，我负责向被评定的单位说明扣分情况。上午在喀左说得还挺好，下午到凌源却说得一塌胡塗，硬是把凌源某某单位反反复复说成是喀左某某单位，而自己还全然不知。晚上和朱局长住在一个房间里，朱局长很委婉地提醒我：干工作一定要认真；在评审会这样的严肃场合，反复出现同一种错误，会让被评审单位质疑我们评审工作的严肃性。

    朱局长工作的严谨还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对我们这些下属工作人员的细节要求上。我是由企业转而进入机关的，刚到机关时，如何称呼同事让我很为难：有官衔的好办，没官衔的就不知道怎么称呼。没办法，只好叫姨称叔、呼哥唤姐。还没叫上两天，朱局长就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机关里都是革命同志，不要喊叔叔、叫姐姐，年龄大的，可在姓前加个老字；年龄差不多和小些的，可在姓前加个小字，或是称呼名字部分。虽然如今机关里的称呼已经是五花八门，朱局长他们那辈人秉承的称呼几乎荡然无存，但我觉得在机关里称呼规范一些还是对的，特别是在正式、涉外场合，因为机关毕竟不是家庭、更不是市场。

    熟悉朱局长的人都觉得他很少当众批评人，是怕得罪人，我一度也有同样的感觉。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党员民主评议，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看法。听父亲讲，50、60年代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蔚然成风，党内的风气很正。到自己80年代参加工作时，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多成了一种摆设。参加90年代初这次党员民主评议时，我还不是党员，是作为积极分子列席受教育的。在这次党员民主评议中， 朱局长出人意料地对局里的一位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有些话语可谓一针见血。从未见过这种阵势的我被惊得目瞪口呆，生怕那位同志一时脸上挂不住火，说出些过火的话来。许多年以后我和一些参加过那次党员民主评议的同事说起这件事，他们大多印象不深，看来他们当年听得都不太认真。

    5月11日是朱局长去世6周年的忌日，这篇短文就权当是一个曾经的属下、一个一生的晚辈对他的永远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