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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侯度问题的思考

(2011-04-20 01: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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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文中

贾兰坡

西侯度遗址

曙石器之争

中国旧石器

分类: 旧石器考古学

关于西侯度问题的思考

 

摘要:西侯度遗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属于更新世初期的人类文化遗存。40多年来,学术界围绕西侯度遗址石制品产生了种种分歧和争议。就分歧和争议而言——属于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不足为奇。然而,西侯度遗址的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不仅仅是石制品的人工痕迹是否可信的问题,还因当时的人们对更新世初期到底有没有人类存在疑问,对早期人类打制的石制品的认识能力还很有限。换言之,西侯度遗址的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不是因为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而是因为我们的主观认识的水平和解读能力存在偏差。因此,西侯度遗址存在的问题仅仅靠争论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2005年笔者对西侯度遗址进行了50余天的抢救性发掘。新的材料表明:西侯度石制品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本文通过对西侯度问题进行反思,认为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是要具有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观察事物的方法。

 

 

1     

 

西侯度遗址发现已经40多年了。自1959年发现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由于遗址系河流相埋藏环境,石制品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磨蚀,学术界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争议。就分歧和争议而言——属于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不足为奇。然而,西侯度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石制品的人工痕迹是否可信的问题,还因为它发现于令当时的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所诧异和难以接受的比“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更早的三门系(与泥河湾期同属早更新世)地层中,更因为它的发现动摇了“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为人类始祖的地位。从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又具有神秘色彩的科学大辩论[1-7]。换言之,西侯度遗址的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不是因为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而是因为我们的主观认识水平和解读能力存在偏差。

“西侯度问题”是 张森水先生1998年提出来的。他在《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一文中,将西侯度遗址长期以来存在的学术争论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对西侯度遗址出土的 “石质标本”进行了重新评估[8]。引起了新一轮的有关西侯度遗址石制品性质的讨论[9-15]。然而,这些讨论都是建立在对《西侯度》[16]一书中描述的32件标本的基础上。由于时代背景和发掘方法的局限,前两次发掘获得的石制品的考古学相关性信息十分有限。因此,就石器而论石器的讨论,无论谁是谁非,仍然是32件标本,仍然是一种两分的局面,很难有大的突破。我们希望通过再次发掘获得更多石制品以外的相关性资料,以期得到更加客观地结论。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2005年笔者对西侯度遗址进行了50余天的抢救性发掘。新的材料表明:西侯度石制品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本文通过对40年来的西侯度问题进行反思,认为学术研究的基础虽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最基本的科学态度、观察事物的方法。

 

背景与回顾

 

西侯度遗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在西侯度遗址发现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最早祖先乃是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又称“中国猿人”或“北京人”)。要想突破这一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以来,人类对其自身的起源和历史就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也激励着一代代科学家为之奋斗不息。20世纪初,遥远而神秘的亚洲就早已令西方思想家、诗人和科学家们产生了伟大的“东方的幻想”。当时,欧洲大陆的古人类学已经获得一定进展,古生物学界的一些权威倾向于认为中亚地区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了世界,中国成了人类起源的中心。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人类最早的祖先。这一发现的影响无疑是巨大且深远的,不但推动了中国第四纪地质、古生物、古人类及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和成熟,而且使饱受争议的“爪哇猿人”被学术界认可。

1957年,贾兰坡、王建在《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以下简称《脚踏地》)一文中提出:中国猿人已经能够控制、管理和使用火,能够用三种方法打制石片,打制的石器已有了相当的分化和分工。中国猿人的体质特征虽然原始,但已经能直立行走并制造和使用工具。因此推断:“中国猿人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应有人类及其文化存在。”[17] 这一观点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为了证明这一理论推断,他们把注意力放到了早更新世地层出露较好的山西省西南部。1957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西北约7 公里的匼河村一带进行调查发掘,发现11处旧石器地点,统称为匼河遗址。在此期间,他们于1959年在距匼河村东北3.5公里的西侯度村发现了时代为早更新世的轴鹿化石,并于次年春找到了“几件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18],拉开了西侯度遗址发掘研究的序幕。也许是巧合,也是在1959年,在被达尔文认为最有可能是人类起源地的非洲,英国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带领的考古队在奥杜威峡谷苦苦寻求30年后得到回报,发现了大批石器和一件早期人类的化石——东非人包氏种。然而当时的信息很闭塞,无法实现相互间的交流和检验。在国内,匼河和西侯度遗址并不能完全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且引发了一场历时近两年的一场颇具神秘色彩的科学大辩论。

 

3  辩论与歧议

 

说它具有神秘色彩是因为,这场被称之为中国“曙石器”之争的辩论侃侃訚訚地进行了将近两年,而作为主角的“曙石器”的所指却始终没有出现。而是围绕“中国猿人”和“匼河遗址的时代”等问题展开的[9-15]。其实,这场辩论的真正起因是那篇仅3000多字的《脚踏地》和几件“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

《脚踏地》的确对北京猿人的古老性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是这场辩论真正的诱因和主题。而匼河遗址的发现是这场辩论爆发点。匼河遗址由11个地点组成,其中6054地点的时代可能比“中国猿人”稍[19]是其原因之一;更要命的是匼河遗址的那个编外地点——6053地点——西侯度遗址然而,“曙石器”到“匼河遗址的时代”两年多的辩论,双方并没有把西侯度遗址扯进来。这正是双方在辩论技巧和方式选择上的高明之处。因为,旧石器作为唯一能够保存至今的早期人类制作和使用过的工具,对于研究探讨早期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石器打制技术的发展等与人类起源及演进相关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时代久远,遗址和遗物所携带的信息的不完整,使得对早期人类及其行为的探索十分困难。100多万年到底有没有人类存在?他们打制的石器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贾兰坡等希望在进一步工作的基础上获得更加可信的材料来讨论早期人类石制品的鉴别方法。裴文中先生则更愿意在讨论“曙石器”的基础上证明“中国猿人”之前的石器存在这样(性质)那样(时代)的疑点。

西侯度遗址在辩论中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19611962年王先生先率队进行的发掘,获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从几件“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到包括动物化石、石制品和烧骨在内的大量物证,为《脚踏地》的理论推断作了很好的注解。

然而,裴文中先生坚持“中国猿人”之前为“曙石器”的观点,强调“中国猿人石器之前有人工打制的‘石器’,我觉得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1:22]“至于说中国泥河湾期(即更新世初期)有人类或有石器,我们应该直率地说,至今还没有发现。”[1:23]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出“中国猿人石器之前的‘石器’”所指何物,但环视当时中国境内更新世初期的发现非“西侯度石器”莫属。视而不见也是一种态度。我们从没见过裴先生对西侯度遗址的任何文字评论。即便是在1985出版的《中国猿人石器研究》[20]一书中,还是不点名地对西侯度石器表示怀疑,但是否为裴先生本人的观点已不得而知了。

我曾听贾老与家父王建先生聊天时说过:西侯度6053地点发现石制品后,裴老坐不住了,开始了与我们的辩论。多年后张森水、李炎贤的记述还原了这段历史。“西侯度发现的‘石器’曾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下简称研究所)内部对其性质进行过讨论,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贾兰坡等(下称辨方)认为,这些石器,无法用自然动力造成来解释,其人工性质可以肯定;另一种看法,以裴文中的观点为代表(下称证方)。他们认为,由于西侯度地点出土的、被辨方鉴定为石器的标本上有严重的水流冲磨和碰撞的痕迹,颇似欧洲的“曙石器”,难以排除是由河流碰撞造成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做工作,不宜断然肯定。” [8:82]“西侯度的石制品实际上就是‘曙石器’(虽未直接见诸文字,但裴氏曾口头明确表示过)。” [1314]由此判定,当时的“曙石器”所指确系“西侯度石制品”无疑。

事实上,这场辩论有没有西侯度及其石器已经不重要了。笔者认为这场关于“曙石器”问题的争论,对我国旧石器考古的研究和发展方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我国旧石器考古知识的普及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尤其是有关真假石器辨认以及“曙石器”问题的讨论是每一个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必修课。因此,即便到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21]

这场辩论的神秘之处还在于,离开我们仅40年,却产生了不同解读和歧议。歧义一是有关“曙石器之争的探讨。

这场辩论有中国第一次‘曙石器’之争”说,和“所谓的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讨论”说。“在此时期,在中国首次发生了所谓的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讨论,实际上是与上述讨论密切相关的(指西侯度‘石器的讨论——引者注),故有人从讨论问题的实质出发,称其是中国第一次‘曙石器’之争。针对这场学术讨论,笔者有幸听到过一位古生物学家的一席发人深思的谈话,大意是如果裴文中博士论文Pei1936)早一点译成中文发表,可能会避免这场争论。关于西侯度石质标本的性质,自1963年至文革结束,未曾公开讨论过,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8:83]

中国“曙石器”之争不知是何人赋予的。称之为中国“曙石器”之争到也无妨,毕竟裴文中先生“曙石器”问题的回顾——并论中国猿人文化的一些问》的论文,这场辩论的第一炮。但针对张先生的这段描述,家父王建先生有一段批语:无人将这场辩论定位为‘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讨论’,在这场辩论中也没人对中国猿人石器性质’表示过怀疑。”其实,这场辩论的主题既非“曙石器”,亦非“中国猿人石器性质”;而是那个比北京猿人早得多的“西侯度遗址”。匼河遗址的时代问题 [5,6]只是一个副产品,因为“匼河遗址的时代”虽然与周口店期时代相当,但它的早晚,挑战的是仍然北京猿人之前能否有石器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存在一个比“中国猿人”时代更早人类及其文化的问题。至于裴老博士论文能否避免这场争论,是一个悖论。好像外文著作只有译成中文才能被国人理解,那中国的现代文明如何与世界同步?

歧议之二是有关《脚踏地》。

这篇文章(《脚踏地》)毫无疑问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重要篇章。它解除了长期以来“中国猿人是人类最早祖先”的陈旧观念,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比“周口店期”更早的史前人类文化的大门,激励着人们到更为古老的地层中去寻找人类的足迹。[21:142] 然而,多年来总有人闪烁其词,不想承认这一点,认为: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已经提出类似观点,“在中国,注意从早更新统的地层中寻找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有较长的历史。1935年步日耶称在泥河湾层发现的化石中找到用石器砍砸过的标本和一件粗大的手斧。德日进同时发表己见,持保留态度。……在步日耶和德日进的论文发表约10年后裴文中通过对中国猿人文化的研究,提出‘由上述各种石器证之,可知当时中国猿人之生活,实相当进步,已超过最原始及最简单之程序。即中国猿人之文化实非原始的文化,将来或可发见,较中国猿人时代更早之人类’(裴文中,1948)。”[8:83]“贾兰坡和王建也于50年代提出了‘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的论断。虽然他们的论述时间不同,先后相隔数十年,但基本论调略同”[10:142]

仔细阅读文献便会发现它们根本不同。1930年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和皮孚陀(J.Piveteau)在《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一书中指出:“我们不知道这个时期是否已经生活着人类,但我们知道可能存在着人类。”“当最后三趾马经常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人类” [22] 老实说,德日进和皮孚陀当年把泥河湾层作为第三纪末期上新世地层(直道1954年我国才正式将泥河湾作为早更新世)来看待,这里表达了作者对泥河湾存在人类可能性的一种推测和美好愿望,并没有理论依据。而《脚踏地》北京猿人的用火遗迹、石器打制技术、猿人体质进化特征等几方面作了综合分析,认为:中国猿人已经能够控制、管理和使用火,能够用三种方法打制石片,打制的石器已有了相当的分化和分工。中国猿人的体质特征虽然尚保留有猿的性质,但已经成了人,他们的脑量远远超过了猿类,他们的四肢具有现代人的形式。因此,在“与中国猿人时代相接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还应有更为原始的人类及其文化存在。” [17:31]

1948年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中曾有过 “中国猿人之文化,实非最原始的文化,将来或可发现较中国猿人文化更早之人类。”[23] 虽然是推论,但当我们看到这里时,对裴先生的敬畏和疑惑油然而生。敬畏的是裴先生不愧为一代大家,早在1948年就几乎摸到了科学真理;但令今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没有继续深化下去;疑惑的是为什么会180度大转弯,抱定“中国猿人”这块金字招牌不放,去讨论“曙石器”的问题? 如果裴先生坚持1948年的观点,才真的有可能避免这场争论

我不是说这场“曙石器”的讨论有什么不好,相反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需要这样的讨论。事实上,有关真假石器辨认以及曙石器问题是每一个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入门课和必修课,这场辩论对我国旧石器考古知识的普及和发展方向的探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老一辈科学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他们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21:142]

1978年由贾兰坡、王建合著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对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石器、动物化石和烧骨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确立了西侯度文化。这是自1962年辩论结束以后,西侯度遗址取得的最重要突破。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国内外学者纷纷来并观察西侯度标本,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摇头的、也有点头的,可以说意见莫衷一是。1996年黄慰文、侯亚梅在《关于环西太平洋最早人类的活动——对六个中国早期人类遗址的观察》中表达了他们的看法[24]。紧接着张森水予以回击,掀起了新一轮有关西侯度遗址的讨论[8-15]20世纪60年代的“暗战”不同,这一次是真刀真枪地对垒。反对者坚持40年前“曙石器”的观点,认为:西侯度遗址的石质标本“有明显的水流碰撞和磨蚀痕迹” [8:81] “‘石制品’的人工性质存疑” [8:91];而赞成者并不否认有水流磨蚀作用,但“石制品遭受水流的碰撞和磨蚀,只要还显示人工痕迹,石制品的性质就没有改变。” [11:95]

纵观这场辩论,早年由于时代和发现材料的局限,坚持中国猿人是最早的看法,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讨论还是从分析问题的角度出发的。但40多年以后,在大量考古发现面前,仍然否定比“中国猿人”的遗址和新发现,把中国的旧石器文化都溯源至 “由周口店北京猿人文化的祖型逐渐发展起来,向着长宽等比小型化方向发展” [25][26],就不一定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了。西侯度遗址的问题自不必说,由于石制品磨蚀较为严重,遭人怀疑还比较正常。但是包括20世纪80年代发现小长梁、东谷坨等遗址仍然遭到种种质疑[27],显然是“中国猿人最古论”的延续。

 

4 症结与对策

 

记得在世纪交替之际,学术界弥漫着彻底否定西侯度遗址的气氛。山西很多关心西侯度的同志甚至一些文物界领导曾问过我,西侯度是不是人类遗址?你怎么看,难道连篇文章都不敢写吗?

笔者认为,对西侯度石制品的人工性质提出质疑,是科学研究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客观存在是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我们的主观认识的水平和解读能力存在偏差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争论。谁都不能强迫别人承认自己的发现是无懈可击的。西侯度遗址石制品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无懈可击。既然存在问题(包括赞成者在内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就应当设法去解决。但问题的症结在那里?如何解决?关键在于如何审视存在的问题,如何解消别人的疑虑。

考古学属于观察性科学,因此解决分歧、争议和学术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掘获得更多石制品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古学资料,是解决西侯度问题及其争论的最有效的方法。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20053月,鉴于西侯度遗址正在遭到农民挖砂的破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力量,经省文物局同意并上报国家文物局,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抢救性发掘。

然而,40多年过去了,面对同样棘手的问题和来自方方面面的争议和压力,首要的问题是确定一个科学的发掘方法和明确的野外工作思路。发掘方法的科学性首先是针对遗址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设计出符合本遗址特点的发掘方案。那么,就必须梳理一下西侯度石制品存在的问题:

1.         磨蚀问题:是西侯度石制品遭受怀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磨蚀不是那么严重,问题可能会简单得多。然而,多数标本有流水冲磨的痕迹,人工痕迹模糊不清;但是也有几件标本痕迹较为清楚,很像是人工打击的石块 [1314]是客观存在,是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2.         埋藏环境:不应当成为否定石制品人工性质的理由,但埋藏环境与人类遗存之间的关系及其解读十分重要。众所周知,世界上许多遗址属于河流埋藏环境,其石制品人工性质确切无疑;但也有非河流埋藏环境下,例如洞穴遗存同样会遭人怀疑。有学者认为西侯度大部分标本的棱脊显示边缘修饰,但因为标本的严重磨损情况,其修饰可能由强流水冲动引起,虽然石片好像是有意制作的。[28]并没有一棒子打死,而是表示了他们对标本与埋藏环境之间的关系怀疑。因此,对埋藏环境的研究也是解开西侯度之谜的重要步骤。

3.         河流埋藏环境下非人工特征的可能性:是有的。包括原研究者、笔者以及赞成西侯度石制品人类特征的学者,都不否认河流环境下有可能形成类似人工特征的自然破碎,说明河流中砾石撞击亦属于客观存在。“中外学者怀疑它们是河流撞击所产生者不乏人在(裴文中、张森水,1985Clard and Schick,1988”因此,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了解开西侯度之谜的关键。

上述三个方面都是客观存在,这些方面即便再次发掘仍然不可能有根本改变,为此有人担心最后还是一笔“糊涂账”。带着这样的问题和忐忑,我们确定野外发掘必须以复原西侯度遗址当时的埋藏环境和尽可能多地获取遗址的原始信息为突破口。采取了以下步骤:

1、用GPS确定西侯度6053E6053W以及本次发掘地点的地理坐标,标校本次发掘探方基点和海拔高度。

2、确定发掘是否与20世纪60年代的发掘为同一层位。

3、采用目前国内外通行的全坐标定位方法——即以一平方米为一个发掘单位(一个探方),记录每一件标本的三维坐标和倾角、倾向,用红点标出标本出土时的最高点,黑色箭头标定其指北方向。

4、对每个探方的砂土过筛,以发掘的水平层位为单位,收集碎骨片和有碎石屑。

5、选测了遗址中50余件较大砾石的倾角、倾向,以确定文化层的水流方向。

6、选取一个发掘单位(N99E101探方)进行原料分析,以确定西侯度遗址的原料环境和原料背景。将该探方出土的所有砾石全部取回进行岩性、大小、磨圆程度等方面的综合分析。考察石制品及砾石破裂痕迹的原料分布。

7、观察统计群体标本和个体标本的破裂痕迹和磨蚀程度,考察破裂痕迹的时间分布或空间分布。

笔者认为:首先,尽管人工打击与自然破裂在破裂片疤的某些特征上(如打击点等)难以区分。但人类打制石器是一种有智力活动的技术,判别人工打制与自然破碎的关键在于石制品上的人工智能信息,而不是孤立地看几个片疤的问题。因为无论人工打击还是自然撞击,只要是在合适的位置、在点冲击力的作用下,岩石的破裂特征是大致相同的。然而,二者必竟还是可以区分的。要不然的话,旧石器考古学立足之本就真成问题——旧石器的学问也就不成其为学问了。

其次,河流埋藏环境下人工特征由于受到搬运埋藏环境的影响,在判别上有一定的困难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研究西侯度石器最重要的一点。30年前西侯度石器的研究者就给出了三个鉴定标准[1654]。考虑到水动力环境下砾石的破碎与磨蚀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应当显示出均一性。而存在于砾石层中的石制品,在原料、破裂方式和破裂的关联性上都是有选择的,也就是说:破裂是有原料分布的,也是有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的。这是自然破碎和人工打制的明显区别。

5 收获与启示

 

本次共发掘54平方米,获得(有坐标记录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碎片1500余件,还有大量筛选收集碎骨片和有碎石屑。由于本文并非发掘报告,只能结合上述问题粗略地将发掘的收获和启示汇报给大家。

1、地点与地层:本次发掘位于西侯度村北的后底口(6053W地点)外延的一道土梁上。从地层上看,与1961-1962年发掘应当属于同一个层位。石制品出土于交错砂层相加的两个很薄的砾石层中。上砾石层砾石的分选性较差,厚30cm,上部较大,下部较小;砾径115cm,以10cm以下者为主,≥10cm只有8.7% ;岩性以粉红色、紫红色石英砂岩为主,其次是石英岩;在砾石层顶部普遍胶结有很硬的粗砂,形成了一个厚度约510cm的硬壳。下砾石层,较上砾石层要薄,岩性基本相同,顶部胶结有少量粗砂。此外,砾石层中还夹杂着很多直径不等的的泥球,这些泥球磨圆程度相当好,最大者超过20cm,内部结构为紫红色胶泥。

2埋藏环境:根据砾石的倾角、倾向和地层堆积情况分析,这套河流相堆积的成分和来源可分为两部分;砾石层上下的交错砂层纯净、均匀,说明这里水流比较稳定,水动力环境应当为滨河相环境。根据我们对文化层中的砾石进行了随机测量,其倾向基本上130°左右,这与现今的黄河流向基本相当。由此判断这套河流相堆积的主体很可能就是古三门湖或黄河故道形成的砂层。而文化层(砾石层)成分复杂,含有砾石、泥球、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碎片,其主体是磨圆度很差的片麻岩或粗砂岩,它们在岩性、磨圆程度及水动力环境上与其上下的交错砂层有很大的矛盾。很显然,砾石层及其文化遗物并非主河道的产物,而是从主河道以外注入形成的。

3、原料分析:石制品原料的研究是旧石器考古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于了解原始人类打制石器时是如何选择和利用周围的岩石,甚至对于辨别人工痕迹还是自然撞击都有很强的参考价值。笔者在《周口店第1地点和第15地点原料分析》一文中曾经指出:“过去对遗址中石器原料的研究方法显得过于简单,仅仅停留在描述性的岩性的甄别和比例的罗列上——以现代人对岩石学或矿物学的分类作为石器原料研究的最终成果。这样的研究并没有关心原始人在采集、使用这些石料时的认识过程和思维活动,脱离了考古学的本意。”“我们对原料的研究不应当仅仅把眼光盯在那些遗址中常用的、或在遗址中使用过的石料上,还应该对遗址周围的所有石料进行广泛的调查和实验,从而对原始人在原料选择上的认识过程有所了解。” “目前对石器原料的研究仅仅对遗址中出现的石料的种类及其比例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注意到遗址周围原料的‘背景参数’的研究。原料的特点包括硬度、均匀性、色泽、产地、可获得程度等。这些都是影响原始人打制石器的因素之一。只有对遗址周围的石料的来源、质地、可获得程度等因素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结合遗址中出现的石料进行充分的对比,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果。” [29]

因此,我们以N99 E101探方为重点,将该探方出土的所有砾石全部取回进行岩性、大小、磨圆程度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我们取出的砾石中,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成分。按直径大小进行区分,直径大于2cm的与直径小于2cm的砾石。它们在岩性、磨圆度来源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直径小于2cm的砾石数量众多,但并非砾石层的主体——在历史层中所占比例不大。根据其个体体积大小均值与总体体积之比估计约有上万件。它们磨圆很好,以石灰岩、砂岩、石英岩和石英为主。很显然,这些砾石是经历了长距离搬运和分选的结果。但它们夹杂在以大于2cm的磨圆度很差的洪积物为主体的砾石层中,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笔者冒昧地揣测,二者的来源不尽相同——这些小而磨圆好的砾石可能是从黄河上游带来,也可能是沉积在附近的砾石层遭破坏再次搬运的结果。

N99E101探方中,直径大于2cm的砾石与直径不等的泥球,在体积上形成了砾石层的主体。其中出土并用于分析的有970余件。这些砾石中约有接近90%的为质地松散的花岗片麻岩和粗粒砂岩、,这两类砾石的颗粒特别粗、结构松散。由10%左右的石英、石英岩或石英岩状砂岩,从一些较大砾石上可以看出石英、石英岩与片麻岩互层或相夹。根据地质资料来看,其岩性与西侯度北边的中条山末端寒武、震旦纪岩层岩相[30-31]较为一致。

从石制品与砾石岩性的比较来看,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几乎全部为石英和各色石英岩石料,而独不见花岗岩和粗砂岩。我们根据N99E101探方中直径大于2cm砾石的统计,远古人类所选择的用于打制石器的石英和石英岩,占全部砾石岩性的10%多一点,而石制品又占这两类砾石的16.8%。说明西侯度的远古先民对当地的石料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他们基本上只选择硬度、质地好的石英和石英岩来打制石器。如果说西侯度遗址的石制品是河流撞击形成的,那么机会应当是均等的,为什么会单单撞击石英和石英岩而不撞击其它岩性的砾石呢?仅此一点就充分说明,西侯度遗址中的石制品是人类刻意打制的。

4、石制品的磨蚀和人工特征:本次发掘获得石制品上千件,目前还没有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虽然不乏人工特征明确的标本,但直观印象磨蚀严重者依然占多数。

本次发掘在石制品打击痕迹与自然碰撞的对比、原料环境、埋藏环境、河流流向、砾石层的来源和走向等许多与遗址相关的考古学信息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根据发掘所获资料的综合分析表明,西侯度石工业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西侯度石工业采用锤击和砸击法,二次加工制品比例很低,石核、石片、断块、碎屑占有很大比例。石制品中也有不少二次加工的精品和规范制品,而且有了一定的形制模式。充分说明西侯度遗址的石制品系人类选择特定的原料进行打击的结果。

5遗址的发掘与保护:这是本次发掘的之外一个收获。西侯度遗址自1961年发掘以后,先后被芮城县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除了学术界的争论以外,长期以来的搁置致使当地村民对遗址的保护意识也逐渐淡漠。这次发掘运城市和芮城县政府十分重视,当地村民也从中意识到这里不仅仅有砂,还埋藏着老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因此,这次发掘的另一个启示就是:对于一些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来说必要的发掘,既可以解决学术争论和存在的问题,又能调动当地政府和群众保护遗址的积极性。

6、上世纪60年代发掘无论从发掘的方法、理念和细致程度都与今天有着较大的差别。导致前后两次发掘的标本有着明显的差距。我们相信随着对这批新材料的深入研究,还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和差距。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西侯度遗址及其石器工业的认识和理解。这次抢救性发掘的意义在于解决了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对西侯度遗址石制品人工性质的认定问题。证明了40多年前的发掘,是中国大陆上首次发现了早更新世初期的石器文化,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发现。

 

本文原载于天道酬勤桃李香——贾兰坡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9月,193-203页。

 

脚注:

从张森水先生的《在中国寻找第一把石刀》和《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中的论述和文献对照,确信1985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中“石器人工性质无法肯定”的论述系指西侯度石制品无疑

《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法文)中译本于1980年山西省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出资,由彭贤治、杜忠磬翻译,内部刊印。

1979年笔者上学期间就常听家父说起来访学者观察西侯度标本的事,1982年参加工作以后也曾多次参与了接待来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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