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陈锡凡

    2000年秋天，我的初中班主任陈锡凡老师几经周折找到了我。师生相会于成都，一起度过了两天短暂而愉快的时光。

    那天早上，我把老师送到长途客车上分别的时候，老师有点迟疑地问我，“我给你列的图书书目，你都读完了吗？”我握紧了这个老人干瘦的双手，诚实地回答了我的老师。“读完了，20年前我就陆续读完了。”老人睿智而混浊的目光落在我的眼眸深处。“那就好，那就好。有的书要精读，多读几遍。”

    “老师，我喜欢阅读，我用了很多时间阅读。如果不是老师您当年送给我这个书目，也许，我的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景象。”

    老人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我似乎在这个笑容里感受到了一个老人的欣慰和满足。我的老师在世纪之交那年依然穿着蓝色泛白的中山装，脚上穿着师娘手工缝制的布鞋，一个竹编背篓就是他的行李。老师已经年迈，岁月已经流年。

    这个看起来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老人，注定了就是我一生都会感激和敬仰的人。尽管，我只是流浪在世间的一粒微尘，裹足于浮华世界的一缕清风，但我对精神生活的刻意和我行我素的个人意志，无不和这个老人相关。

    我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没有取得令人骄矜的人生成就。至今，我依然孤立在虚幻的精神焦虑里。事实上，我和我的老师相逢那年，正是我在商场被挫败得几乎一无所有的一年，我的精神和生活都处于人生低谷时期。因为这个老人的存在和这个老人对我的教诲，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才能坦然面对一切失败和磨难。我的老师给我的这种意志和坚毅不是在2000年，早在我的学生时代就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我的命运。

    我的老师60年代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由于出身不好，在那个匪夷所思的特殊年代，一个有资本家出身成份的子弟，自然没能留在都市，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偏远的富顺县古佛公社小学当语文教师，并在当地娶了一个农民的女儿为妻。唯成份论不仅残酷地格杀了一个人的满腹经纶，还空前绝后地宿命了我老师壮志满怀的命运。1973年，他被调到芝溪公社小学，担任新近设立代帽初中班班主任，教语文，成了我的老师。

    芝溪，距离我年少时期生活的童寺镇约4公里，我在这个不到30户居民住户的乡场上度过了近五年的快乐时光。严格地说，芝溪算不得有什么规整街道，清一色的泥墙瓦顶房。有一条无名的小溪流经乡场。溪水终年清澈见底，源于童寺镇的老寨水库，既用于灌溉农田，也用于沿岸居民洗衣洗菜和饮用。学校位于乡场高处的山坡上，从我们的教室窗口望出去正好能够看见弯曲的溪流和溪流边两棵百年古榕树。

    我在芝溪读书是因为我的养父从童寺调到了芝溪附近的晏桥酒厂当厂长，我的母亲也从童寺服装社调到了芝溪缝纫社。我们的家在距离芝溪3公里的晏桥酒厂，一座坐落在农田山坡上的土墙瓦房里。直到我上初中三年级，我们家才从晏桥搬到了芝溪乡靠近溪流的公房里。关于我的养父和我苦命的母亲不在本书记录的范围，我所要记忆的是富顺和我熟悉的家乡人的命运。

    我上初中不到两个月就成了芝溪小学唯一一个寄读在学校的学生。我的身体健康较差，自小就有尿床的毛病。而我的班主任又特别地喜欢我，于是，我不仅是陈锡凡老师的学生，还成为他单身宿舍的同伴。我和我的班主任老师同吃同住了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老师开始让我阅读中外文学名著，那些图书在当年多被列入禁书范围，是我的老师私下放在箱底的收藏。其中泰戈尔的《新月集》、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和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成为我的最爱。自然，我的老师也让我阅读《三国志》、《水浒传》、《儒林外史》和《东周列国志》等汉语著作。我对阅读的兴趣和爱好，完全受益于我的老师。我在似懂非懂的阅读中，先于我的同学们知道了中国以为的世界。从那时起，阅读就成为我理解和认识世界的窗口。

    我的老师像对待儿子样照顾着我的起居饮食，身体力行的影响着我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直到初二年级，我仍然有尿床的恶习。通常，我的老师会在半夜叫醒我一次，并改变了晚餐爱喝稀粥的习惯。一旦我尿床了，我的老师会在次日为我更换尿床濡湿的被褥。对于我初中时期还在尿床的事件，除了我的老师和我的父母，没人知道，有点丢人现眼。而我的老师对我的照顾，为此付出的努力，成为我感激一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的老师由于成份不好，处处低调为人。在那个“地富反坏右”均低人一等的年代，我老师骨子里的傲气和清高无人能及。记得当年芝溪乡场的公共卫生均由成份不好的“黑五类”份子清扫，我的一个伙伴的父母就是这个乡场上出身于小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之一。他的父母一直是这个乡场上清扫街道的“五类份子”，直到文革结束两年以后，才被免去这一被冠冕堂皇地冠以的“劳动改造”。我的老师成份不好，如按当年的政治背景，也该是学校里的“改造对象”。但我的老师心性孤高，老师从来就不买这个帐，即使被人楸斗，也不会下作地去清扫学校公共区域的卫生。由于我老师在芝溪小学教学上的地位，和师生们相处得很好，自然就没有列入清扫卫生的名单。这让我想起了我高中时期的另外一个成份不好的老师，文革中被列为“右派”，成了学校的工人。这个人也是满腹经纶，学校经常召开批斗他的大会。这个有极高文学修养的五类份子，既是我们学校厕所的清扫者，也是学校开展“以阶级斗争为刚”政治教育的陪衬。这个人名叫廖时香，文革后在报刊上发表过无数小说，也被恢复了教师地位。

    我的老师经常告诉我，“这个社会原本就不公平，有的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但有的无论这样努力都无法改变。”我想，我的老师指的就是出身。

    我的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百般地关照我，还想方设法培养了我对音乐、集邮、文学、摄影、美术方面的爱好和兴趣。我吹奏笛子的兴趣和技艺能够师承当代诗人、富顺县川剧团笛子手张新泉，就完全仰仗陈锡凡老师和张新泉的特殊关系。

    我完全相信陈锡凡老师对我的期望和爱戴，是一种梦想的转移和寄托，他期望我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实现他心中寄予人生的全部梦想。遗憾的是，我没能完成这个老人的愿望。就像我懵懂时期对一个名字的眷恋，必然而美好的结局在了我混沌激情的年少时光里。

    老师，如果我还可以让时光倒流，我想，我会在您年轻的梦想中做一支飞鸟，将您的生命翱翔成黎明的曙光，以照耀您年迈而不甘的生命。

    1978年，我的老师在得知我参军入伍的消息后，托人稍给我书写着整整300部中外名著的读书书目，智慧而长远而地开启了我对世界进行认知的窗口，这些图书成为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开始。我在这个书目里，开始真正认知并理解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