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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唐僧西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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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取经与《西游记》“遗迹”现象透视

(2006-09-01 00:12:20)
分类: 相关资料
作者:杨国学  朱瑜章
 
 
      从大唐玄奘赴天竺取经到《西游记》问世,期间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历史。原先三藏法师取经时曾留下足迹的丝绸古道上的许多地方,便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故事和“遗迹”。这些故事和“遗迹”,有的可能产生于《西游记》成书之前,属于《西游记》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素材;有的显然产生于《西游记》成书之后,属于《西游记》传播过程中的衍生物,或是出于对玄奘取经经历的附会,或是以此为由头,凭空杜撰出来的民间传奇。特别是一些无从考证的《西游记》“遗迹”,本属子虚乌有,却以《西游记》为据,指鹿为马,言之凿凿。我们暂且把玄奘西行求法故事遗迹和《西游记》故事“遗迹”统称为“唐僧取经故事遗迹”。有了这些“确凿”的取经故事“遗迹”,便使得看上去十分虚幻离奇的《西游记》故事变得格外真实可信起来。
 
      一、“唐僧取经故事遗迹”的分布及其类型
 
      “唐僧取经故事遗迹”大多分布在玄奘法师当初西行求法时所经过的路途或邻近地带,其内容全为唐僧师徒西行或返回路上发生的故事,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以下几组:
 
     第一组,玄奘取经故事遗迹。现存最有价值的玄奘取经故事遗迹,相对集中于甘肃安西县境内属于敦煌石窟艺术系统的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6 幅取经壁画,及其附近的塔尔寺(唐开元寺)、葫芦河、唐玉门关五烽之一的白虎关遗址。
 
      6幅玄奘取经图。分别绘于榆林窟第2、3、29窟和东千佛洞第2窟内。近年来,笔者曾数次前往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参观考察,仔细端详并反复琢磨6幅取经图,认为绘于东千佛洞第2窟中心柱两侧甬道的2 幅“水月观音图”中的取经图与绘于榆林窟第2 窟“水月观音图”左下方的1幅取经图,人身、马背上均不见经包、经盒之类的东西,应为玄奘西行求法图。榆林窟第3窟西壁门南边“普贤”南侧的取经图和同窟东壁北侧“十一面观音图”右下的取经图,前者马背鞍桥上有仰莲一朵,上置经包,光芒四射;后者画面上,行者腰系经包,肩荷锡杖,上挑经盒,应为玄奘、行者取得真经后拜别观音、普贤菩萨的东归图。榆林窟第29窟北壁东侧“水月观音图”下方,则是一幅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大体相近的横幅连环画,其中玄奘、猴行者、白马、大梵天及偷桃情节,与《诗话》部分内容有某些相似之处。
 
     唐开元寺(民间俗称塔尔寺)遗址,在唐瓜州城(因遍地丛生名贵中药材锁阳,故当地又称之称锁阳城,后城池废弃。)东北700 多米处,今存残塔。据传当年玄奘从凉州到达瓜州后,受到尊仰佛教的瓜州刺史独孤达的殷切礼遇和州吏李昌热情帮助。在寻找向导,作出关准备期间,应广大僧俗信众之请,曾于开元寺讲经说法多日。安西各地、特别是踏实、桥子两乡民众,至今对此津津乐道,引以为荣。
 
      葫芦河为疏勒河流经安西今布隆吉乡双塔堡和兔葫芦村一带的一段水域。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当年玄奘在瓜州收胡僧石槃陀为弟子并令其担任向导,但朝廷缉拿甚急,怕经敦煌出关盘查更严,难得脱身。焦虑无奈中,幸得州吏李昌指点:“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下广上狭回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要想过玉门关,须在夜晚偷渡葫芦河,避开五烽,方能脱身西去。玄奘和石槃陀于一天夜里出发,他们行至葫芦河边离玉门关大约10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处河面只有丈许宽的地方,于是,他们砍伐胡桐树,割草填沙,搭成小桥,驱马急驰而过。过河休息时,石槃陀拔刀向玄奘逼近,走了十来步又退了回去。第二天黎明时,玄奘叫醒石槃陀准备出发。这时,石槃陀终于说出了他的心事:“弟子将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不如归还,用为安稳。”玄奘表示决不退缩。石槃陀又拔刀向玄奘逼来,玄奘一步不退。石槃陀无奈,只好独自返回。石槃陀走后,玄奘单人独骑,开始了“过五烽”的历险与奇遇。
 
      玄奘夜渡葫芦河的故事随着流淌不息的葫芦河水流传至今,东千佛洞取经图中玄奘身后具猴相特征的行者,应即是以石槃陀为原型绘制的。《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放出的最初一段行程,曾因行凶不听师父教诲批评而几次想加害唐僧的情节,似也源于葫芦河边石槃陀退缩时的忤逆行为。东千佛洞取经图中行者头上的束发带箍,经作家处理,到《西游记》中便演化成了孙悟空头上的紧箍。
 
      白墩子遗址,又名白虎关,据传为唐初名将薛仁贵殒命之处。今存残墩。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安西民间传说的描绘,此处当为玄奘偷渡玉门关后所经的第一烽火台。因当时凉州都督李大亮缉拿玄奘的文书已送达玉门关所属五烽,所以,玄奘不敢在白天贸然过关。伏至夜幕降临,玄奘悄悄摸到烽燧西边找到了水泉,他拿出皮囊正欲灌水,不想一枝利箭飞来,险些被射中。玄奘情知已被发现,于是起身大呼,报出自己的和尚身份,请求不要放箭。关上守军便带玄奘去见校尉王祥。王祥,敦煌人,笃信佛教。当他得知了玄奘的求法弘愿和坚定信念后,深受感动,为之备足了干粮和水浆,还教给玄奘躲开第二、三、五烽火台的原委和方法,送他直奔由其侄王伯陇驻守的第四烽火台。玄奘靠着王祥叔侄的帮助,顺利通过了重重关隘,抄近道进入莫贺延碛——八百里流沙。穿越莫贺延碛的最大危险是断水或迷失方向,不幸的是这两桩大难都被玄奘碰上了。他依靠骸骨和马粪辨认路径,摸索前进。但在一场狂风沙暴中,玄奘迷失了方向,又不慎打翻了水囊,滴水未剩。焦虑和干渴将玄奘逼入了死亡的绝境。五天五夜后,一阵凉风将玄奘从昏迷中吹醒,这时,在瓜州由一胡翁换给玄奘的识途老马一边嘶鸣一边向前狂奔起来,玄奘踉踉跄跄追过去,只见不远处有一泓清泉,那就是西行路上所有过往行人必须补给饮水的救命泉——野马泉。玄奘灌满了水囊,饮饱了马匹,重新踏上了征程。
 
      以上第一组遗迹,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依据,基本上是真遗迹。与这类遗迹密切相关的故事,在《西游记》中大都能够找到其影子或某种关联。
 
      第二组,高老庄“遗迹”。丝绸古道上迄今流传的被指认为猪八戒入赘做女婿的高老庄共有三处:
 
     第一处在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丰望乡高河村的一座小山坡上,地名至今仍叫高老庄,十几户农民中尚有两户高姓人家。当地传说,《西游记》里猪八戒入赘高太公家的故事就曾发生在这里,大致情节是:唐僧师徒已经取得真经返回长安的路上,招赘猪八戒做女婿的高员外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高秀英。当唐僧一行过通天河遇难晒经时,八戒利用化缘的机会,变做一个俊俏小伙儿与高秀英自由恋爱,经高员外允准,结成了这门亲事。事情被孙悟空勘破后,唐僧为高秀英对爱情的坚贞执着所感动,批准了让猪八戒还俗的请求,只是必须先到长安复命后,方可让八戒回高老庄团聚。后来八戒果然回到了高老庄,与妻子白头偕老,去世后被合葬于庄外一座小山包上[3]。显然,这跟《西游记》写猪八戒招赘高老庄是在取经之前有出入。
 
      第二处在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巴颜喀拉山口和吉古镇之间的通天河大桥附近。通往吉古镇的公路西侧有一座小山,据说就是“高老庄”所在地,现在还住着几户人家,传说他们就是猪八戒曾经入赘过的高老庄人的后裔。
 
      第三处在今甘肃临泽县倪家营乡梨园口村。故事情节《和西游记》所写大同小异。
 
      第三组,通天河与晒经台“遗迹”。《 西 游记》中晒经的故事发生在第九十九回唐僧师徒取得真经返回途中再过通天河的时候。当初唐僧一行是靠了通天河老鼋把他们驮过河去的,老鼋此举意在托唐僧向如来“问声归着之事,还有多少年寿”。民间传说,老鼋曾托唐僧向如来讨个口封,何时能修成正果,得道成佛。然而,唐僧在灵山因与迦叶等人发生“人事”纠葛而乱了方寸,竟将老鼋所托之事完全忘到了脑后,以致遭到老鼋报复,连人带经翻入通天河中,虽然有惊无险,但泡湿了经书,却非同小可。于是不得不就近找一处平坦高地,晾晒经卷。在古丝绸之路及其附近,共有六处晾(晒)经台,自然也有六条通天河。
 
      第一处在今甘肃天水市社棠镇西北约三华里的一座孤立的小山包上,据说当初山包顶上平展展,光秃秃,离通天河(即渭水)又近,所以被孙悟空选作了晒经台。
 
      第二处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境内之大夏河畔,“遗迹”处建有藏传佛教风格的覆钵式“晒经台塔”。
 
      第三处在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巴颜喀拉山口和吉古镇之间通天河大桥附近,那里有几块平顶巨石,当地人说那就是当年唐僧的晒经台。
 
      第四处在今甘肃临泽县板桥乡土桥村二社黑河东岸。
 
      第五处在今甘肃高台县(临泽县西五十多公里)西十公里的宣化乡台子寺村。传说唐玄奘去西天取经返回途中,在过羊达子河时,经包掉落水中泡湿了经卷,于是到附近的台子寺晾晒经卷。高台因此得名。台子寺曾有过一座戏楼,其正面台柱上镌有楹联云:“台虽不高,县名因斯而立;寺本甚大,圣经赖此得存。”[7]据《高台县志》载,高台置县,始于西汉,名乐涫县,唐时改名福禄县。“明洪武五年,冯胜平定河西,置高台站,因西有台子寺为名。”
      第六处在今新疆维吾儿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静县境内的开都河下游。
 
      第四组,流沙河“遗迹”。《西游记》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中,观音携弟子木叉迤逦东行,在福陵山点化猪八戒后,不一日至流沙河边,被一恶魔拦住去路。当木吒与流沙河妖魔恶战时,观音菩萨停下云步,驻足观看,只见那流沙河:“东连沙碛,西抵诸蕃,南达乌戈,北通鞑靼。经过有八百里遥,上下有千万里远。水流一似地翻身,浪滚却如山耸背,洋洋浩浩,漠漠茫茫,十里谣闻万丈洪。”因为观音菩萨是空中鸟瞰,所以看上去波翻浪涌,洪水滔滔,实际上,那就是沙流如海,沙浪如山,浩瀚无垠的,号称八百里流沙。第二十二回唐僧、孙悟空、猪八戒一行来到流沙河边,只见:“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不仅水流湍急,波涛汹涌,而且有一个青脸红发的妖精出没拦路,这妖精就是经观音菩萨训诲点化而在此等候取经僧的沙悟净。长期以来,民间传说中被指证为唐僧取经时所过的流沙河,除莫贺延碛外,还有今甘肃河西走廊中段流经张掖、临泽、高台等县市的黑河,黑河又名弱水。或云流沙河就是流经临泽县的大沙河。
 
      此外,有一条流经今甘肃酒泉市清水镇白沙河村的河流也叫流沙河,因河中沙砾为白色故又名白沙河。此处的流沙河也有一段唐僧取经的传奇故事,但其情节在小说《西游记》中找不到丝毫联系。
 
      第五组,牛魔王洞“遗迹”。牛魔王洞在今临泽县板桥乡土桥村东北面的一处山坡上,洞内凉风飕飕,无人敢进。当地传说这就是当年牛魔王的洞府。他来到这里,点燃了附近的煤山,逼迫乡民年年杀猪宰羊,企求他恩赐,他才肯摇动芭蕉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否则,便重新煽风点火,烧焦禾稼,乡民敢怒而不敢言。幸好唐僧取经路过此地,孙悟空征服魔王,借来芭蕉扇,煽灭大火,才解民于倒悬。
 
      第六组,火焰山“遗迹”。唐僧取经路上现存被指证曾经是孙悟空借来芭蕉扇煽灭大火的火焰山有两处,一处即今甘肃河西走廊中段东起张掖北武当山,西经金塔县境直至内蒙西部的马鬃山,绵延八百里,一色红石山。相传火焰山本是一座煤山,不知何时,来了一个魔头,点着了煤山,烈焰腾空,八百里煤山附近,一片赤地。另一处是得到人们公认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火焰山。传说“古时候,天山上有一条恶龙,每年都要来吃掉一对童男童女,人们不堪其害。一位名叫哈拉和卓的青年向君主托克布喀拉请命,要去降服恶龙,为民除害。他手持宝剑,与恶龙激战了三天三夜,终于将恶龙腰斩在七角井。那恶龙临死时扑腾翻滚,鲜血喷射。哈拉和卓又连剁十剑,将恶龙劈为十截,死龙就变成了一座红山,即火焰山”。此处火焰山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宽约9 公里。从故事情节看看,吐鲁番火焰山虽然属于《西游记》成书后的附会,但因吐鲁番地区海拔低,气温高(7、8 月分可达49 度),干旱少雨,有火州之称;于是为人们所熟知并予以认可,还正式编印到了中国地图上。而其故事内容与火焰山何以有火无逻辑联系。河西走廊火焰山的火是由妖精有意放的,而《西游记》中火焰山的火是由孙悟空在当年大闹天宫时,蹬翻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几块火砖掉落人间使然,也属于人为放火。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有意纵火,一个是无意播火,可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两处“火焰山”上的岩石、沙土全呈焦红色,均可能属于一种特殊的地质地貌。
 
      第七组,《西游记》连环画壁画。这 一 组 壁 画残迹现保存于张掖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巨型塑像屏壁背面的南侧。图上绘有“大闹天宫”、“活人参果树”、“火云洞之战”、“唐僧逐悟空”、“路阻火焰山”、“四众西行”等情节。其人物活动多与《西游记》吻合而略有差异,孙悟空三兄弟所持器械则与《西游记》多所不同。此图绘制时间有元末明初和清代二说,迄今尚无定论。但它属于“唐僧取经”故事发展演变过程中《西游记》阶段颇具权威性的形象资料则确凿无疑。
 
     二、“唐僧取经故事遗迹”与《西游记》的关系
 
     丝绸古道及其附近诸如“高老庄”、“晒经台”之类取经“遗迹”,虽属民间杜撰,但它反映出丝绸古道上民众对《西游记》故事的由衷喜爱和他们对理想彼岸的某种期盼。
 
     在形形色色的关于唐僧取经的“遗迹”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故事中,有的很可能在《西游记》成书以前就广泛流传,不断丰富,后来被《西游记》的写定者作为重要素材重新加工,写进了其煌煌巨著。如本文已经提及的高台县台子寺晾经的故事、天水市清水县丰望乡高河村高老庄的故事、临泽县境内魔王洞的故事、河西走廊火焰山的故事等。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另撰拙文《丝绸之路< 西游记>部分故事情节原型辨析》(《明清小说研究》2002 年第 3 期)专门进行了论述。
 
      但是,有些故事显然属于《西游记》成书后的附会。如大多数晒经台的故事等。因为玄奘取经西行,足迹未至甘南夏河和青海玉树,因此,大夏河与通天河边都出现晒经台就使人感到很不合理。更不合理的是四处晒经台中的三处均和高老庄连在起,即离晒经台不远处就是高老庄,天水的高老庄离晒经台只有十几华里,青海的高老庄离晒经台只有不到2 华里地,临泽的高老庄离晒经台最远,但也不过百十华里之遥。
 
      虽然这些故事一直在民间口耳相传,但地方史志一般只收信史,不载传闻,更何况《西游记》故事中除了唐僧及其西行的路径方向有点真人真事的影子外,其他人物和情节本来就无可稽考,因此,不管是《西游记》成书之前还是成书之后出现的有关故事,都不会被收入方志,这就使得我们今天在讨论此类问题时,只能根据故事内容与《西游记》相关情节之间的联系或距离进行逻辑推理,却很难找到载诸典籍的信史资料。但愿这些推理与实际情况比较接近。
 
      三、唐僧取经“遗迹”现象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丝绸古道上会产生这么多唐僧取经“遗迹”呢?简言之,这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显现的是一种执着的取经情结。在西部丝绸之路这条中外文化交流要道、亦即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内地的必经之路上从汉明帝到宋太宗,西行求法和东渐弘法活动延续了将近1000 年,其民众经过长期的佛教文化浸润,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对佛、菩萨的崇仰之情,并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经验和理解,试图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和劝善惩恶思想作出功利目的非常明确的解释。
 
      首先,人们的深层意识中,显然存在着把神秘庄严的宗教主题世俗化,把虚幻的神话内容生活化的文化心理。他们世世代代受佛教文化的濡染,心中信奉(不是信仰)佛教但又从功利目的出发,希望信了佛就应得到佛的护佑或恩赐,就像通天河的那只老鼋一样,信佛又有驮唐僧过通天河的功德,就觉得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种心理至今仍深深地扎根于文化比较落后地区的民众中,他们求神拜佛,并不是一种信仰,更不把正规的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来修持和培养,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当自己或自己的亲属希望得到某种帮助或救援时,才临时抱佛脚,以求得到佛、菩萨或其它神灵的即效性保佑或恩赐。
 
      唐僧是历史上的真人,是取经队伍的主持人,当然所有故事及其相关“遗迹”中都少他不得。东千佛洞取经图中的玄奘, 年青、英俊、恭敬、虔诚,其他“遗迹”中的唐僧,也都表现出了对这位名不虚传的大唐高僧的崇仰之情。“在整个敦煌石窟中,‘取经图’不见于沙州各窟而独见于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显然与瓜州民众对当年瓜州刺史独孤达和州吏李昌违背圣旨、撕毁捕牒、偷送玄类渡葫芦河、出玉门关越境去西域的自豪心态有关,瓜州石窟中出现取经图,具有强烈的地方民众感情和地方文化色彩。”
 
      孙悟空是神仙,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就连走路都脚不沾地——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加上老孙机智勇敢,是非分明,刚肠嫉恶,百折不挠,其活泼顽皮的猴性也很惹人喜爱。虽然他与常人距离很远,但是,在他的身上,寄托着人们战胜天灾人祸,战胜妖魔鬼怪,战胜一切邪恶,从而到达理想彼岸的美好愿望。沙师弟虽然看上去忠厚老实,又能吃苦,但他曾在流沙河里兴妖作怪,吃人不眨眼,以致吃得路断人稀,他脖子上挂的那串骷髅项链,谁见了心里都会发怵,所以对他亲近不起来。
 
      其次,部分取经故事和取经“遗迹”寄托着西北人民希求战胜严重干旱的心理。榆林窟和东千佛洞保存下来的“取经图”,大多绘于“水月观音变”中,这一现象说明,这里的人民不仅推观音菩萨为唐僧的保护神,而且把解决干旱缺水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身上。就玄奘取经本身而言,过五烽后穿越八百里流沙,唐僧将会遇到的最大威胁是干渴和迷失方向,因此,将取经图绘在水波荡漾,月挂中天的“水月观音变”中,其寓意不言自明。就西北地区、特别是河西走廊而言,干旱缺水一直是穿越西部大漠戈壁的商旅、西北边庭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走廊绿洲边缘地带的居民生产生活的恶魔、天敌。面对强大的自然灾害,人民在奋力抗争失败后,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敬畏,于是,表现人民恐惧、憎恶和期望等复杂心理的魔王便产生了。牛魔王和火焰山显然是旱魔的象征。魔王的魔性象征着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其“灵性”象征着人民用惨痛代价换来的微薄效益。但是能够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的西部人民,并没有绝望,相反地,他们寄希望于超自然力来征服大自然。通过那把具有神奇功能的芭蕉扇,通过孙悟空上天入地的神通,再借助法力无边的观音菩萨,魔王被征服,八百里火焰山的大火被煽灭,天遂人愿,满天降下甘霖,大地一片生机。显而易见,故事中寓寄着西部人民希求战胜自然灾害的美好愿望。
 
      再次,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慰心理。“遗迹”中多扯上猪八戒和高老庄,表明人们对猪八戒的偏爱。这因为猪八戒身上有许多农民的特点,他能吃、能睡、能劳动,又好色,像许许多多的普通农民一样,有七情六欲,有优点也有缺点,就像自己身边的一个熟人。他虽然做过妖精,但后来听从观音菩萨劝化,改恶从善,保护唐僧上西天取经,终于修成正果,得了好报,而且其“净坛使者”的身份地位很实惠,很符合几千年来“以食为天”的农民的口味和心理需求。其猪的形象也使农民感到很亲切。因为猪的浑身都是宝:肉可食,毛可用就连粪便也是上好的肥料。而高老庄又是那样地真实可感,简直就是自己生活劳动的具体环境。在张掖大佛寺的《西游记》壁画上,猪八戒挑担、化缘、探路,被塑造成了一个很具农民勤劳朴实特点的形象。在各地广为流传的民间舞蹈《猪八戒背媳妇》,更是一个自娱自乐特点非常鲜明的传统保留节目。
 
     长期以来,对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唐僧取经“遗迹”,当地人民虽然津津乐道,却从来不曾被学术界和当地文化部门所重视。人们总是用不以为然的口吻下一个断语:荒诞不经,无稽之谈。但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绝不是“荒诞不经,无稽之谈”八个字可以抹掉的。实际上,这一现象是一定文化背景的折射,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曲折反映,其认识价值远远超出现象本身。这就是我们要整理挖掘其文化意蕴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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