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发明火药的国家，希望借助火箭上天并进行尝试的第一人是中国明朝的万户。上个月中国终于成功地将自己送上了太空并且成功返回，这鼓舞人心的信息带给我们的惊喜还未平息，就有了另外一个与火药有关的新的热点，那就是发明炸药的瑞典人诺贝尔设立的基金一年一度的颁发。人们的关注自然也是一年一度的增强的。至于今年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人又一次重温了华裔科学家获此殊荣的体验。如果说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作为美籍华人首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华人这个人种一个鼓舞，而后的几十年内又因为国内的文化和经济氛围使得中国没有可能染指这个崇高的奖项，使得它成为中国学人心中的一个痛，那么，近年的学术界由于眼界的开阔，对于的到外面世界的承认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难忍的疼痛。

中国人对于这个奖项大可不必如此急不可耐。我的理由在于，其一中国人不是不可能得到那串葡萄，二是说到底，对于任何的以奖励为目标而诞生的成就其含金量和成功的可能性都值得怀疑。

我在上一篇博文提到，酸葡萄的心理，不少人都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在我的心里也是有这样一种打算的，这倒不是说这件事关系到本人，我自知卑微，简单环视周围的人群就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正确的解答，此生已经难以有机会染指所谓任何的奖。我是说作为中国人，此时抱有这样一种观念是比较恰当的。就像那个著名的蜗牛，仰望葡萄架的时候，就只有自己自在地歌唱，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然而，即便是一只蜗牛，也在奋力的攀爬，这样的一种苦苦求索，就使得我们有了吃到葡萄的可能，即便它长在邻家高高的藤蔓上，即便爬的过程会不时有风雨冲刷，有调皮孩子摇晃藤蔓的可能。

中国是一个善于调适自身心理的民族，我们曾经忍受的东西太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之间，生灵涂炭的记忆一直书写在历史上，而我们的民族却能这样长久延续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们俯仰皆有余地。相对于中国文化史，诺贝尔不过百年，没有诺贝尔的日子中国人也过的恬淡从容，没有评奖概念的阿时候，中国的文坛没有今天的急功近利，没有今天被金钱熏染，被奖金异化的文学，没有被想入非非，仅凭区区几日的访谈，就可以写出著名的警世“纪实文学”并获奖的著名作家。日前才看到他的“纪实”正在由因为这“揭露”的丑化而难以抬头的一方百姓做无望的辩解。文坛的怪现状不一而足。我们没有看到文学的品格同获奖或名利一起提升。我们已经很难从新文学中读到过去的那种单纯的文学，从容的谈吐，听到人类面向宇宙的纯粹而单纯的呼唤。让我们时时怀念屈原的天问，，陶渊明的桃花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梦游天姥，曹雪芹的红楼，这些与任何的奖项无缘的先辈留给我们的单纯的文学，让我们回顾的时候得到心灵的宁静和安慰。唐诗宋词元曲中那些美丽到了今天几乎想要达到那样的高度的可能正在越来越变的渺茫。

鲁迅曾经拒绝被提名，按他的话是他不配，而今天文人或者作家的信心增长明显肯定是出乎鲁迅先生之外的。李敖也没有获奖，虽然说前几年有传闻说他的《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奖提名，李敖先生也坦陈自己不是不在乎，但是他同时说，为了诺贝尔拼死拼活太笨。我欣赏李敖的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

因为我们有明确的例证可以安慰我们的失落。原因不论，老舍没有获奖，巴金也没有，我们尊敬的钱钟书没有，但是他们的著作获得了原创者祖国人民的普遍尊重和欢迎。我们至今不会忘记四世同堂，猫城记，不会忘记家春秋，不会遗忘钱钟书留给我们的那些隽永和幽默的文字。这些文字的丰碑矗立在中国文学史上，从不需要奖励来标注。

是的，诺贝尔代表了文学艺术创作的高峰，我们从泰戈尔的诗文中读出的那些人类的关怀和思考是不朽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如泰戈尔是为了获奖而写作。我手写我心的自然状态下才容易产生真的文学，因有价值而获得广泛的共鸣。但是，我们看中国的作家目前的慌乱和无助。有时候读知名专家的作品甚至不如看初出茅庐的作家更加让人感到真诚。有的名人拿捏作态，写文章讲话都像是在做秀，表演的痕迹浓厚，说教的口气明显。急于做生活的导师。教我对于名气和奖励也发生过迷惑。所以我感到奖励对于人们认识作家有一定好处，然而对于作家自己就未必。作家至少都有一种要求就是扬名传世，而传世如果需要宁静的话，扬名就显得比较现实。现在耐得住寂寞的作家不能说没有，但是恐怕不多，要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也不会公开说每个月都至少有三十人写信寄文稿要求帮忙翻译推荐。怀有这样急迫心情的中国作家，我们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处理自己的写作与身边的生活的关系，怎样通过自己的文字表达对社会对人文的关怀。一心想念的不是自己的内心，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怎样符合“诺贝尔”或者其他奖项的要求，用这种方式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文笔，与处理题材的能力，我除了悲哀没有其他更加可以表达的情绪了。

作家将自己的生命与获奖过于紧密的联系，在对这巨奖的揣度和追寻上，我认为是一种舍本逐末，这追逐的结果，必将随着失掉文学的真诚和核心而失去读者并进而枉费自己的追求。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的中国文化，并不必然要在被诺贝尔奖所承认之后才有自己的地位，因为本国文学艺术自然应该植根于并且主要服务于国人，这一主体地位不会改变，不管是否获奖，比如中文作家法国人高行健作品的读者更多还是中国人而不是颁发给他大奖的瑞典人，这一点没有多少悬念。

我们更悲哀的其实是我们文学所要植根的这块被毒化的土壤。全民的逐利，商家的贪婪，过去的纯朴生活图景如果谁还要说怀念的话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与童话和梦想的东西，虽然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走出的太远太远。我们这个社会的浮躁已经难以承载很多安谧的书斋、安静的书桌，没看见前些日子因为刘禹锡写出“陋室铭”而出名的陋室正在被花费千万元来整修的新闻，再往前还有某企业老总要斥资200亿重修圆明园的更加惊人的新闻，这些被网友称为资本对文化的强奸的代表性论点的新闻，对于社会上资本对人心侵蚀的暴露连冰山一角都远远不够。

看到网络上对于中国文人不能获奖的遗憾，有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表达是诺贝尔与中国无缘，中国文学只能是打酱油。对于打酱油我不曾得到明确的含义的解释，就我的理解，其中含有一种不甘和自卑或者说自怨自艾。还含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其实即便身处文坛对于这样的现实也充满无奈，何况我们？走出酱油瓶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想要走到另一极则需要改变自身的东西又太多，这样走近或者进入这个大家庭的可能性就近乎遥不可及。关于诺贝尔与中国悲观的例子也非常容易找到，比如达赖，比如李登辉。出路似乎可能联系的东西太多太强悍，不能撼动的情景就类似于丑小鸭提升为小天鹅，而且更大的可能是遇到比丑小鸭还要面临更多的困境，因为种属本身的疑问。

我注意到某诺贝尔奖的评委曾在中国说过，中国最有可能首先在文学和和平奖这两个项目上获得突破的说法。对此我感到更深的悲哀。众所周知，这两个项目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最显而易见，也最为人做直言不讳。前些日子就有因为人权、环保和艾滋病被提名的胡佳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言，这传言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其中首先被强调的“人权”这一在中外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作为理由之首。而其他作为对人类科学贡献的科技成就，能否被最终承认就是一个个谜。网友中有很多人为袁隆平抱不平，认为这样一位为了的粮食事业做出不朽贡献的伟大科学家不能获得人们心目中的最高奖项实在有失公正。但是如果现在返回头来想象一下达赖和李登辉的获奖，对于袁隆平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就不会有太大的遗憾了吧。

用不着太费心思，简单枚举法就可以证明诺奖所透露给我们的强烈暗示，荣获和平奖的达赖和李登辉，前者为了得到大西藏的治权完成自己精神和物质层面上全面奴役西藏终身奋斗；后者为了台湾分离中国歇斯底里、反复变节；还有几乎被审核通过的中国在押犯胡佳，这个人我不熟悉，不好评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中国人高行健，是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这些百分之百统一的理念已经非常直白地表达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这做法叫我对这个奖项所代表的深刻的意识形态的导向和诠释产生深刻的印象和怀疑。

所以，对于这样没有获奖的现实我保持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就是遗憾之余又了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