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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的特点

(2008-05-24 10: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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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杂谈类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俗界的泰斗,他在《民俗文化学发展》一文中,提出民俗文化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集体性;类型性;传承性与扩布性;相对稳定性与变异性;轨范性与服务性。另外,在其他民俗学研究大家,如乌丙安、萧放等也都把稳定性与变异性列为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说,目前稳定性与变异性作为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民俗界中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和变异性,有必要首先弄清一个基本问题:到底何为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提起它,我们并不陌生,但怎样来给民俗文化下一个准确的而又通俗易懂的定义?民俗或风俗这类词语,从它的历史源泉说,在我国先秦两汉的古代典籍中已经出现。直到现在,它还流行于人们的口头或书写的文字上。依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理解,所谓民俗或风俗,主要指的是:文化比较发展的民族,它的大多数人民在行为上、语言上表现出来的种种活动、心态。它不是属于个别人的,也不是一时偶然出现的,它是集体的,有一定时间经历的人们的行动或语言的表现。它既然是集体的、传承的,就必然要逐渐形成一种模式。换句话说,它被“定型化”,而决不是一种任意的、散漫无纪的文化现象。所以,对于民俗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民俗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或者说是民族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
在明确了民俗文化的定义之后,我们再来试着说说本文的重点:民俗文化的稳定性与变异性。民俗文化因其传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人相袭,代相传,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但民俗作为一种基础文化,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随着时空的变化不断地发生变异,形成了与稳定性相联系的变异性特征。
稳定性是中国民俗文化突出的表现之一。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是通过民俗文化的稳定性体现出来的,比起世界上其他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国民俗文化的稳定性,主要是农业小生产制度的产物。”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虽然发生了几十次的大规模的王朝更迭的战争,但农业社会的基础并未动摇,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农业宗法社会性质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由此围绕着农耕社会所形成的大农业民俗得到相对稳定的传承。这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家族观念的稳定性。宗法制度确定于周朝,宗法制度的基本社会单元是以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家族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传袭几千年,家族制度的传承与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息息相关,人们长期居留一地,即便迁动也是“举族而迁”。“家”既是民众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民众“生活的世界”。因此,维护家族利益及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家族观念至关重要。读过巴金的《家》,我们就可以从即将瓦解、支离破碎的“家”中体味出来“家”的重要。人们很早就确立了“亲不亲一家人” 的血亲关系原则与家族内“长幼有序”的伦理原则。人们利用种种民俗强化家族意识,维持家族的稳定,沿袭家族的传统。祖先崇拜是支撑家族的精神支柱。人们通过各种祭祀活动,不断地增强“念祖追宗”的“认同感”。在周期性的年节民俗中,祭祀祖先是一重要的节俗项目。元日为一年之始,返本追宗,自然首先要祭奠先人。元日祭祀的习俗起源很早,在东汉的《四民月令》中就有记载:“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祭祀祖祢。”这种习俗一直传承于民间,春节期间一定要在祖宗牌位前上香、叩拜。“每逢岁首‘元日’各家男女均黎明即起,吃扁食,拜神祭祖”。目前乡村仍保持这一祭祀习俗。清明是强化家族认同意识的重要节目。清明祭祀活动,从宋代复兴祖宗意识开始,祠堂就成为家族活动的中心,一年两度的春秋祭仪均在祠堂举行。清末至民国时期庙祭依然是家族活动中的大事,时至今日,邓州的一些地方就在农历十月初一(人们俗称鬼节)举行立碑、唱戏等活动,让家族成员重温家族历史,感受家族亲情,稳固家族联系,人们在叩拜、参与活动时分享家族的荣誉、责任与义务。墓祭在唐代即已出现,当时没有祠堂、家庙的小户口人家以墓祭为主,清明祭墓之俗历代相沿。周期性的祭祀活动既是家族观念的体现,同时它又是家族观念的传承和强化。
家族互助与家族规范是增强家族观念的又一民俗事象。亲族之内强调长幼有序的伦理原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相互扶持,一人有难,全家相助;一家有难,合家共济。在民间的婚丧礼俗中,家族成员除了帮忙应酬 ,增添热闹气氛之外,还多以礼金的形式予以资助。添丁进口、建房同样是家族大事,本家人也必然上门恭贺。家族伦理原则就通过这样的日常生活传承于民间。民间还以家规庭训的形式规范家族成员。民间族谱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族规家训,苏洵在苏氏族谱中告诫族人:“患必恤,喜必贺”。通过家族内部的亲爱与惩戒的教化与约束,家族观念日益牢固。直到今天,家族在乡村生活中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2)节俗传统的稳定性。依照农业生产活动的规律,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岁时节俗传统。周秦时期节俗开始萌芽,随着天文历法知识的进步,与天象、物候、人事相合的系统化的岁时节令逐渐走向成熟,汉魏时期中国节俗的主干模式已经形成。除中秋节外,其他主要节日都已具备,固定的节期、确定的节日主旨为历代所沿用。虽然具体节俗各时代、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与调整,但总体上看,没有脱传统节俗的范围。传统节俗有两个中心内容,一是祭神,一是娱人。祭神是为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娱人是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二者都是为了缓和紧张关系,以放松身心。在传统社会中,节俗中的神异色彩较浓,人们常以神人共娱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节日活动虽以祭神为主,但它是民众心理的一种投射,服务现实才是其真正目的。这种祭祀与民众休闲相结合的传统贯穿在年节系列中,并传袭千年。如上元张灯,社日聚饮,清明祭墓与踏青,端午驱疫与竞渡,七夕祭星与乞巧,中秋拜月与赏月,重阳避灾与登高,除夕祭祖与团聚等,很多节俗至今仍在民间传承,并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3)人生仪礼习俗的稳定性。人生仪礼是伴随着人生历程的通过仪式,它一般集中在人生的几个关节点上,它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与丧礼等。人生礼仪是社会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仪式的程式与象征意义看,它表达了民众的心理期待与文化人格的要求。在传统社会里,民众十分看重仪礼民俗,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生仪礼的民俗惯例。这种民俗惯制贯穿着农业——宗法社会的理念,仪礼观念与仪礼形式在传统社会中紧密结合、长期传承。如诞生礼。添丁进口在传统社会属于家族大事,因为人丁的兴旺是家族发达的标志,同时它也是家系传承的实际需要,所以男孩的诞生礼十分隆重。成年礼,古称冠礼。《仪礼•士冠礼》记载了古代贵族男子的冠礼情况,成年男子在冠礼之后,有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有承担社会的义务。“弃尔幼志,顺而成德”;还由此获得娶妻生子的资格。后来,很多地方冠婚合一,将冠礼浓缩成婚礼的一部分,有的以婚礼代冠礼。婚礼是人生大礼,向来极受重视。“周公大礼”的婚俗模式,基本上为后世袭用。后代婚俗程序无论名称如何变化,却大致不离纳采、问吉、纳徵、请期、亲迎等六道仪式。婚前繁复的仪式是为了婚后婚姻关系的牢固。丧礼是礼敬亡者的重要仪式,传统民俗中队丧礼十分看重,生人怀着对亡人的敬与畏,谨慎而隆重地处理安顿亡人。古代礼仪制度中对此有细致的规定。据《仪礼•士丧礼》记载,有停尸、招魂、报丧、吊丧、入殓、祭奠、安葬等程序。人们对亡人的依恋与对灵魂的信仰,决定了人们对死者的态度,因此葬礼中禁忌很多。后世大致沿用了古代丧葬礼仪程序。传统社会中的人生仪礼以家族为依托,个人的生死与家族生活密不可分,它既是加强家族关系的日常事件,也是体现家族力量的时机。因此,自古及今人生仪礼总是办得隆重而热烈。
当然,中国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只是相对而言,“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在事物中只存在着变化程度的大小、变化速度快慢的区别。我们在讨论民俗的稳定特性时更不应该忽略其变异性。
变异性是中国民俗的鲜明的特征之一。民俗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传承。结果是,有的民俗消失了,有的则随着人们生活文化和心态的变迁而变了形,乃至变了质。如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热门话题的“傩戏”,它的起源本是一种驱除疫魅的宗教——巫术活动的仪式,但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它已经成为一种以娱人为主的艺术形式。它的原始含义(驱鬼),即使在某地区人们的脑子里还隐约残存着,但也不过是一种淡淡的历史影子罢了,好像现在民间还相当流行的赛龙舟、放风筝等具有相当普遍的民俗,它们所经历的情形和傩戏大略相似。另外,还有饮食民俗的变异。上古社会,民众原始、朴野、茹毛饮血。随着人类的进化,人们知道了用火,于是便生食为熟食,学会了制陶,就变干食为煮食,饮食民俗就是这样随着人们的生存能力的提高而变化。中古以后,农业的发展,农牧产品多样化,人们的饮食生活更加繁琐和精细,逐渐形成了日常食品、节令食品与礼仪食品的民俗区别。还不断地吸纳着异域的饮食风习,如胡饼、胡饭、胡羹、葡萄酒等在汉魏隋唐风行一时,丰富了中国民俗。近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力度的增大,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人在吃惯了本国本地的风味食品的同时,也喜欢去吃“麦当劳”、“肯德基”洋快餐和“匹萨饼”;喝惯了中国茶的同时,也喜欢去品尝外国的咖啡。饮食民俗的时代变化说明了民俗在纵向传承中发生着变异的历史性特点。
民俗的变异性还表现在横向的地域扩布中。同一种民俗,在各地区会出现不同的形态。有的是因为发生的基础不同,有的是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形。特别是口耳相传的口承民俗,情节大致类似,但人名、地名或表达的观念会因流传的地方与人群的不同而出现较大的差异。如端午节的传说,楚地说与屈原有关,而吴越地区认为与伍子胥或勾践有关。两地的民众都有自己的解释。还有的民俗是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如紫姑信仰是起源早、流传久的一种,仅在湖北就有紫姑、戚姑、七姑等不同的称呼,有的还称为“七星仙女”。
一般来说,民俗的变异性可以有三种情况:一是民俗表现形式的变化。例如,同样是拜年,在旧时是一定要下拜的,现在只要口头说声“拜年”就可以了。二是民俗性质的变异。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傩戏就属于这种情况。还有端午节竞渡,在上古时期竞渡主要是为了驱疫,祭祀水神;中古时渗入了伦理因素,凭吊屈原成为节日主题;近代以后龙舟竞渡逐渐成为重要的娱乐项目,信仰的因素淡化,时至今日竞渡则是纯粹的体育竞赛项目。竞渡的民俗形式虽未改变,但性质则迥然有异。三是旧俗的消亡。民俗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一些不适应人生的习俗,会逐渐走向消亡。如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寒食节,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崇火心理淡化,对寒食禁火给生活带来的不便感受愈来愈强,因此,逐渐将其废止。还有我们熟知的缠足陋俗,同样亦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民国初年被完全革除。民俗的变异性特征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学理的依据,人们可以依据民俗变异的规律,“化民易俗”,删繁就简,推陈出新,为建设民族的新文化服务。
有意思的是,中国民俗文化在当代的变异并没有简简单单如往常一样,而是显示了它变异的复杂性。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俗一方面与时俱进,新的民俗文化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民俗文化正在受误导。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理解?
我们首先来看民俗文化在当代变异的社会条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电脑信息化等高新技术为物质文化发展的前进动力,以及现代西方文化思潮在全球扩展,引发了全球性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剧变。各种类型的传统社会原貌,几乎都处在急速的变化中,各种传统民俗文化正在因为社会的加速变化而迅速改观,重新整合。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适应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发展大趋势。 
全人类几乎都在行为上和心理上尽力适应这个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当固有的传统民俗文化对全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引导,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环境时,人们应自然地破旧立新、趋利避害,不再遵循传统民俗文化的指引,转而接受或创造具有新的适应性的现代民俗文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人们逐渐树立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社会道德风尚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正在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这些都表明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民俗文化正在形成。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新的民俗文化形成的同时,目前民俗文化也正在我国经受金钱至上风潮的误导,向经济转型期特有的文化误区走去。在我们社会的一些领域和地方,人们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式上,较为普遍地追逐现代化水准的超高消费和享受。以暴富阶层奢靡挥霍的生活方式为导向,形成了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比富、夸富、显富、媚富的拜金主义的时尚。不加选择地套用各种外来生活方式,同时引进了域外的吃、喝、玩、嫖、赌、吸等新型恶俗形式。用财富堆砌和铺张起来的婚礼与葬礼已成为时兴。随着物质生活的高消费增长,传统的勤俭持家和勤俭办一切事业以及艰苦奋斗等良俗,较普遍地或遭到鄙弃或受到嘲弄。在家族民俗方面,大家族正在最后解体,核心家庭正在迅速形成,传统婚姻基本得到改造,新式自由婚姻较为普遍实行。和西方社会相似,问题家庭增多,离婚率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家庭的宗法性礼俗迅速复苏,海内外同姓宗亲活动十分活跃,立族谱、建族史、修祖陵的热潮正在升温。民间信仰习俗经过从“士改”到“文革”的漫长的被逼休眠期,目前正普遍复旧并应运而生。除了较大规模的对民族始祖及古圣先贤的祭典日益隆重外,数以千万计的供奉各路神佛仙真的寺庙宫观香火正旺。民间还兴起了集资建庙风,愈演愈烈。与计划生育及“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相对照,朝奶奶顶和拜娘娘庙的求子习俗异常红火。致富的许愿还愿使各路财神的偶像稳坐上众家户和超级商厦的祭坛。占卦卜算,求吉避凶,请巫招魂,跳神驱鬼,以及建宅迁坟用阴阳风水等,都成为了当今民间日常生活的司空见惯的古旧习惯。
中国当代民俗的变异,从表面上看,首先是衣食住行等消费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民俗方面)的巨大改变和与文化、文明、道德相悖而低级庸俗趣味的滋生蔓延。但从深层次看,中国民众正在经历一场观念的转变,即世界观的巨大转变。在中国民众世界观转变过程中,当前显现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两种民俗文化的相克相斥的状态,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却会出现这类两种文化的相克相斥重新整合的现象。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牢固地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民俗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知识体系、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还远没有真正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文化创新,让“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得到全社会的认同。
面对眼花缭乱的民俗文化的变异,人们大体上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坚守传统,表现出对民俗文化的“恋旧”情怀。坚持遵循古老的传统民俗生活方式,或不能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特别强调传统民俗文化稳定性的特征和文化的延续功能,对民俗文化的变异持某种排斥态度,对民俗文化现状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困惑,特别是对外来的西方文化的难以认同。他们面对文化变异往往采取被动的守势,谋求民族民俗文化的延续发展,反映了浓厚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换句话说,他们肯定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否定其变异性。另一种态度是,表现出对民俗文化“趋新”,强调与世界文化“接轨”,极力促使现代民俗文化的更新演进,促使人们逐渐或尽快远离过去的传统,促使全球不停顿地经历和体验新情况、新事件和新的生活模式。特别强调现代民俗文化的创新和改造,很快地接受了民俗文化的新变迁,比较习惯了选取其它民族或外来的风俗习惯,并对古老的传统民俗文化不表示特别尊重,以一种激进的、开放的文化心态面对当前民俗的变异。也就是说,他们肯定民俗文化的变异性,否定其稳定性。
上述两种态度构成了当代中国民俗文化变异性中的文化整合与世界观整合的新态势,并且这种整合动态标志着一种新的先进文化正处在一个合成过程中。那么在这个合成过程中,我们该怎样对待几千年稳定下来的民俗文化和变异之后的民俗文化?也就是说该如何对待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和变异性?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民众必须用现代观念对民俗文化(它既包含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民俗文化,又包括当代变异之后的现代民俗文化)中的所有事物和现象进行梳理和检验,分辨出哪些是对社会发展前进有益无害的良俗,哪些是妨害社会向前发展的有害无益的陈规陋俗或邪风恶俗;对于前者就要积极发扬,把它融入现代化生活中去,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具有本国本民族民俗特色的文化财富;对于后者就要毫不吝惜地摒弃,把它们淘汰出局,变成历史沉渣。还有许许多多对现代社会发展并没有什么损害,但也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传统风俗习惯事物,也尽可能经过重整再改造进入现代社会,为现代生活所用,适应现代化的多样民俗要求。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民族众多的泱泱大国,由于历史的与民族的原因,中国是一个民俗大国,民俗资源异常丰富,从中心腹地到荒僻山原,可以看到民俗发展的纵向序列。目前中国民俗呈现出古今杂陈、中西交错的状态,中国民俗能依旧把它的稳定性与变异性的性格保持下来,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当然,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中国民俗的稳定性与变异性必然会发生变化,但坚信中国的民俗文化无论怎样变化和发展,它都会遵循一条基本法则: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最终使民俗文化更好、更健康地从过去走向现代并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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