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关敏著《人权正义论》

“当代马主义是这样一类极权主义：它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极权制度，甚至现代的包括在内能同时将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把人民控制到这种程度。” 

 

  吉拉斯（MilovanDjilas,1911.6.12-1995.4.20）是黑山人，1939年成为南共政治局委员，跻身于以铁托为首的四人领导集团。1945年秋，苏联红军进驻贝尔格莱德后，吉拉斯看到：“他们逮捕反抗者，监视我们的官员，他们的强抢豪掠……那天深夜，这些惨不忍睹的场景和苏联军扭曲的思想使我彻夜难眠。我们痛苦，我们怀疑：红军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也不应该是这样。一切值得崇拜和回忆都逐渐消失了。”由于他抗议红军的言词过于激烈，惹恼了斯大林，铁托亲自带他到莫斯科谢罪。1949年5月，吉拉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苏联的大国主义行径，1949年9月他写了《列宁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一文，指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如今苏联对东欧国家采取的霸权政策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背叛了列宁主义。他提出应当从理论上探讨苏联在东欧国家所采取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根源。 

               1950年他撰写了《论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文，指出：苏联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特权阶层”虽然不是一个“阶级”，却具有先前所有阶级的最坏的特征。为了加速南共去斯大林化的进程，吉拉斯积极推进南共改革，成为南共党政分开、党内权力分散和民主化的积极推动者。1953年吉拉斯成了南斯拉夫最年轻的副总统，同年年底又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当时西方国家甚至盛传吉拉斯将成为铁托的继承人。 

       1953年在南共联盟六届二中全会上，铁托开始改变“削弱”南共的做法，提出要加强南共联盟的组织建设，整顿南共联盟内部由于改革而出现的思想自由化倾向。吉拉斯对此强烈不满，认为南共改革可能功亏一篑，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有重新回到苏联模式的危险。他在1953年底至1954年初写了大量文章，继续探讨南共的去斯大林化的道路。吉拉斯为南共开出的克服官僚主义的良方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就过时了，“革命的形式一旦终止，民主一旦开始，不论是在何处，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必然过时。”1953年11月12日，吉拉斯为《战斗报》撰文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一个党和一个集团，甚至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是当代社会客观要求的唯一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应当是提升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一个独揽大权，南共联盟应当转变成为一个教育型的党。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当“削弱”、“萎谢”，融入社会主义联盟中，共产党员要融入公民群众中，“群众的直接政治作用也将增强，人民将能够自己决定绝大多数的政治问题，而无须通过强迫的独断的领导和教条。”吉拉斯的这种“削弱”南共联盟的思想显然与铁托的巩固南共联盟的路子完全不合拍，最终导致了他和铁托的决裂。

1954年初，南共联盟六届三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吉拉斯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吉拉斯事件”。铁托认为吉拉斯“走得太远了”，卡德尔（Edvard Kardelj）指责吉拉斯受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影响”，另一位南共理论家皮雅杰（Pijade）认为吉拉斯的思想是“政治春宫图”。最终，全会取消了吉拉斯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撤了他在联盟中的全部职位。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将吉拉斯的思想称为“吉拉斯主义”，表示它与“铁托主义”的对立。罢黜了吉拉斯之后，铁托在南共联盟内部开始了清除“吉拉斯主义者”的清洗运动。 

           1954年3月4日，吉拉斯主动退党。1955年初，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呼吁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并因此被判入狱18个月，不久假释。在软禁期间，他创作了《自由和所有权》一文，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新阶级》的草稿。1956年1月，吉拉斯完成《斯大林模式的本质》等3篇文章。在《斯大林模式的本质》一文中，他指出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在苏联模式中处于核心作用。他指出，权力既是官僚维持其各种特权和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是苏联模式的本质。这些文章后来成为《新阶级》的最后三章的初稿。1956年春，吉拉斯创作了一篇题为《新阶级》的文章，他认为，国家所有权只不过是官僚特权阶层所有权的假面具，他们通过垄断国家权力，实际地占有、分配和享有国有化的财产，从而构成了一个“新阶级”。后来，吉拉斯把这篇文章作为《新阶级》一书中最重要的一章，并以这章的名字命名了该书。1956年夏，吉拉斯修改《自由和所有权》一文，形成了《新阶级》的其余章节，《新阶级》最终完成。1956年11月19日他在纽约的《新领袖》周刊上，发表“东欧大风暴”一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马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他因此再度被捕，判刑3年。最讽刺的是，他被关进去的牢房，也正是1933年他以左派学生领袖身份判刑时住过的同一个牢房。入狱之前，吉拉斯把《新阶级》的部分手稿寄往美国；入狱后，他的妻子西菲卡将剩余部分偷运到美国。1957年，《新阶级》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 

                    《新阶级》提出了“权力——财产——新阶级公式”：苏东国家不是像其当权者所宣传的那样已建立或者正在为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社会。在这个新的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就是从共产党内部异化出的“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他指出，尽管在苏东国家，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已经建立，但实际上“真正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政大权，控制国民收入和国家资源。”在罗马法中，“所有权就是对物质资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因此，官僚的这种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就是所有权，而所有权正是判定阶级之所以为阶级的标准，“所有权不过是享有利润和控制的权利。如果有人把阶级利益解释为这种权利，那么分析到最后，我们可以说在共产主义国家正有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或者说，正有一个新的统治剥削阶级在兴起。” 

            “新阶级”的产生与以往阶级的产生有着很大的不同，先前的阶级“都是在新的经济类型已在旧社会中形成以后才取得权力的”，而新阶级是“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经济秩序。因此，它必须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斯大林一手缔造了新阶级，列宁对“新阶级”的产生也难辞其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使苏东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民主内容；是他一手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而正是这个党的领导核心最终蜕变成了“新阶级”。 “当新阶级在革命中大获全胜时，其控制手段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可耻的一页。人们一面会为其成功感到惊异，一面又会为其使用的手段感到羞耻”。“新阶级”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革命或夺权阶段，“社会主义”或该制度的建立阶段，制度稳定阶段。这三个阶段与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去世后的集体领导时期相对应。 

          “新阶级”从三个方面的垄断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在政治领域，苏东国家成了“党的国家”，党起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国家的公共活动是停滞或前进，是倒退或转向，完全由党的会议决定”，“新阶级”便是通过控制党，再通过党控制的国家机器来维护其统治的。“党的权力机构造成最精妙的暴政和最残暴的剥削，是因为只有党是所有政治、经济与思想活动的中枢。整个公众生活或陷于停顿中或为党的政策所左右。”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靠军队和暴力而建立的，由于它经常与人民对立，所以即使没有外在的理由，共产国家也必须是黩武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比马国家更崇尚暴力。实行黩武主义是新阶级在国内的根本之图，它所产生的力量，是新阶级的生存、力量与特权之所系。”在“枪杆子”的治理下，不可能有自由，而只能有野蛮、恐怖和暴政。离开自由去追求所谓的生存权，那人民就如同家畜。专制垄断制度不仅危害了人的自由，也扼杀个人的创造力，使社会丧失了活力，从而处于落后、贫穷、停滞的状态中。 

            在经济领域，经济国有化和集体化是苏东国家官僚特权阶级谋取私利的重要的手段。“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冒犯其绝对权威会动摇其财产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垄断，足以使新阶级发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盗窃及滥用款项的事情无法避免。盗窃‘国家财产’的原因，并非仅由于穷困，乃是由于马国家内的财产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变成无价值，从而造成盗窃和浪费的适宜环境。最大的浪费甚至还无法看见。那就是人力的浪费。千百万人在不感兴趣的心情下所从事的迟缓而无生产力的工作，及对于从事非‘社会主义’工作的防止，其所发生的庞大的、可以计算而不可见的浪费，乃是共产政权所无法避免的。” “共产主义制度中，强迫劳动是垄断国家财产的结果。工人发觉自己处于不仅要出卖劳动力的境地，而且必须在其不能控制的条件下出卖劳动力，因为他们无法找寻另一更好的雇主。全国只有一个雇主即国家。工人除接受这一雇主的条件外，已无选择的余地。” 

           在意识形态方面，“新阶级”实行思想的专制。“新阶级”把自己的信仰解释为社会发展的普适理论，并通过国家机器把这种思想灌输到整个社会，最终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的歧视，一方面以禁止其他不同的思想为目的；另一方面，以把自己的思想武断的强加于人为目的。这两种形式都是最令人震惊的、难以相信的极权专制形式。”党垄断了信息和教育机构，党已成为巧取豪夺、压迫人民的新阶级。

先锋队在执掌政权后变成了新的压迫者。“当代马主义是这样一类极权主义：它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极权制度，甚至现代的包括在内能同时将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把人民控制到这种程度。” 

             “新阶级”的这三个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其本质——权力，“权力既是共产党人的手段，也是他们的目的，用以维持其各种特权和所有权，但由于这种权力与所有权都是特殊形式，只有凭借权力才能行使所有权。权力本身即为一种目的，也是当代共产主义的本质。” 

            “党对权力的贪梦是没有厌足和无法抗拒的”。“他们滥用权力和酷爱权力是不可避免的。腐化同样也是难免的。这是一种特别形式的腐化，它是由于政府只操于一个政治集团之手以及政府是所有特权的泉源的事实所引起。……政府、党与国家不分，并且实际上掌握着一切资产，使马列主义国家必然产生特权和寄生作用，成为一个本身必然腐化的国家。”“新阶级终有一日会被历史所淘汰，是时，人们将不致为它的凋落而有丝毫伤感”。

《新阶级》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短短半年内仅在美国就重印了10次。“新阶级”理论是“把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炸的粉碎”。吉拉斯成了专制国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吉拉斯在狱中继续用笔同罪恶的制度战斗。如《没有正义的国度》（1958）、《与斯大林的谈话》（1962）、《与斯大林的对话》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他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随后陆续写了《门地内哥罗》（1962）、《麻风病患者及其他故事》（1964）、《恩杰戈斯》（1966）、《不完美的社会》（1969）、《石头和子弹》（1971）、《颜色的背后》（1971）、《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973）、《生活时光》（1975年）、《战争年代》（1977）、《铁托内幕的故事》（1980）、《牢狱与理想》（1986）、《浮沉》（1986）、《新阶级的崩溃》（1998）年以及大量的时评、政治论文等。这些作品既包括个人回忆录，小说、诗歌，也包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反思。 

              1969年的《不完美的社会》的副标题“超越新阶级”，吉拉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禁锢人类思想的意识形态。吉拉斯称恩格斯是将马克思的思想教条化的第一人，紧接着是列宁，“由于劳动者并不一定接受革命的社会主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理论的工具；最后是斯大林，他把马克思主义便成了控制人类思想的“专制武器”。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将不复存在。 

             在经济领域，官僚控制下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将被真正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给予现存所有权形式以更大自由和建立别的所有权形式，换句话说，也就是废除单独的政治集团的独占，废除用单一的党的路线来支配社会和经济”，形式上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样性的所有权形式”。“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因此，吉拉斯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共产党的专权的权力，因为“权力总是导致腐败”。“在政府之内或之外，存在着一个激烈的反对力量，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这种力量就算没有更大的作用，也可以使政府不致陷于停滞，使政府改正其错误，使政府作些应该做的事。”他呼吁民主，认为只有民主才是根治的极权唯一方法，“只有民主才能使共产主义摆脱恶性的循环，要改变共产主义只有遵循非暴力的方式。” 

            吉拉斯预言，苏东国家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将最终导致苏联模式的崩溃。为了证明他的预见的正确性，吉拉斯密切地关注着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他对“布拉格之春”给予热情得赞美，“捷克事件所证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是专断思想的衰落，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以及其他思想将与马克思主义并存”。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大地上的伟大战斗失败了。但是没有理由绝望。真理和希望并没有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了世界的良心”，“布拉格之春”是“不灭的火种”。吉拉斯用自由、生命和尊严见证了自己的对共产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于1995年4月20日在贝尔格莱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