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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

2015-07-17 10:20:37评论 文化

 

按:2015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104岁生日,谨以此文祝老人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杨绛先生在当今文坛上是倍受尊敬的老作家。

我做编辑,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工作。恰巧,杨绛先生正是这三家出版社的老作者。由于工作的机缘,我也便与她有了一些直接的接触。

其实我与杨先生相识较晚,那大概是90年代后期,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但是因为她过去曾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与家父同事,提到这一层,她老人家对我也便多了几分亲切。

这些年来,每逢春节或杨先生过生日,我总是要代表出版社问候老人家,有时也会登门拜访请教。见面时,谈得较多的自然还是有关出版的事,有时杨先生也会顺带谈谈她对当前社会、文化问题的看法,或回忆早年的往事。我和三联的同事都非常喜欢听她老人家聊天,感觉从中受益,长见识。然而,对我来说,在与老人家的交往中,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对她的三次道歉。

                             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
                                      登门拜访杨绛先生

                                                                   (一 )

2007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钱锺书集》第二版。这是一个以2001年第一版为依据,聘请专家花费四五年的时间进行全面校核,最后做出了必要的修订的新版本。但是在出版时,我们斟酌再三,并没有将它称之为修订版。对于这样一套学术文化界高度关注的文集,以这样的方式再版,其中的理由,是有必要做一些说明的。为此,我们在南京举办了一次新书发布会,由我代表三联在会上面对媒体介绍新版本的情况。

那天,我首先讲到不称修订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学术著作内容上的修订应由作者亲自主持,而如今本书作者已经过世,其他人无法代替作者履行这一责任;二是我们进行的所谓修订一般来说仅限于编辑范畴,主要包括对编排形式进行调整和对第一版中的排校错误进行订正,而不包括对内容的修订。

我介绍说,《钱锺书集》第一版面世以后,对于其中一些内容是否需要修订以及如何修订,学术界是有过一些讨论的。作为必要的准备工作,三联曾经委托有关专家对《谈艺录》、《管锥篇》的引文进行过全面校核,对所有有疑问的地方做了详细记录,这些记录或可成为修订的依据和参考。但是在最后一刻,我们放弃了这种内容的修订。因为在一次集中征询相关专家学者和出版界前辈的意见时,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尊重已经故去的前辈学者的著作风格,应保留其原貌。

大家都知道钱锺书先生博文强记,有老一辈学者说钱先生能背十三经,甚至能背十三经注释。他写《管锥编》、《谈艺录》,依据的是他平时随手写下的读书笔记。而做笔记需要征引文献的时候,他常常仅凭自己的记忆,并不去核对原文。这样大量征引文献,便难免有个别地方记得不太清楚;另一方面,钱先生引用文献,有时候不是全引,而是略引,比如一首诗有四句,他引了第一句后,可能直接引第四句,中间甚至未加任何符号。这种情况究竟需不需要根据原始文献进行修改呢?

       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

 

          《钱锺书集》第二版
 
  大多数学者专家不赞成修改。这是因为,一来钱著征引文献数量极大,古今中外,版本情况非常复杂,校改不慎,会弄巧反拙;二来钱先生的征引方式、著述风格,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许多学者通行的做法,非他所独有,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性的学术风气。所以,保留那样一种著述面貌,既是对作者本人的尊重、理解,也是对今天的读者、对学术史的负责。

做了这些说明以后,我谈到了钱锺书著作的版权情况。因为是面对媒体给新书做宣传,我自然不免要强调三联的版本对于市场的独占性,这是如何的珍稀可贵。

我说,在中国,《著作权法》实施之后,一本书通常只在一家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是为了支持和保护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出版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允许作者在出版《文集》或《全集》之外,另行享有单行本的专有出版权。根据这一惯例,钱锺书著作原本是可以在三联的文集之外,由其他出版社另行出版单行本的。但是杨绛先生对待版权非常严肃和谨慎,她在三联出版了《钱锺书集》之后,便有意识地停止了钱锺书著作单行本与其他出版社的合作,结果《钱锺书集》共10种,其中有8种由三联书店独享中文版权。只是《宋诗选注》和《围城》这两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先生才同意保留该社继续出版单行本的权利。

我的这番谈话被在场的记者陈香完整记录下来,她写了一文题为《保留钱著原貌,新版<钱锺书集>不大修刊行》,发表在《中华读书报》头版。

杨绛先生平时对文化界新闻相当留意。她看到报纸后,有话要对我说,但是她老人家耳朵听力不好,通电话有困难,于是便让帮她料理版权的友人吴学昭老师给我打电话。

老师是吴宓先生的女儿,也是三联的作者,与我们很熟悉,她直截了当地说,这篇采访你的文章,可惹老人家生气啦。

我问为什么?她说,这篇文章前面90%的内容都很好,唯独最后一段,你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他们才继续享有《围城》和《宋诗选注》的版权,不符合事实。杨先生认为,你对人文社不公平。分明是人家早早就出版了这两本书,而你们三联才是一再要求出版文集呢。你说话怎能不讲先来后到?你做宣传,不能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我自知理亏,连忙请吴老师代向杨先生道歉。吴老师说,杨先生的意思,是这篇文章给人文社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你要向他们道歉。

我自然无话可说,马上打电话给当时人文社的负责人潘凯雄,说明了原委,表达了道歉之意。凯雄听了哈哈大笑,说:老人家为我们做主,你道歉我们照单全收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由此认识到杨先生待人处事最讲公平二字。

 

                     ( 二 )

2009年夏天,三联要再版《陈寅恪集》,联系了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希望他们承担总包销。该店是三联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对我们总是有求必应,大力支持,但是他们也总会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合作条件。这一次,他们同意包销2000套,但是要求我们制作2000张藏书票随书附赠。

藏书票怎么设计?美编考虑再三,计划采用陈寅恪先生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下面加上陈先生本人的印章。

使用印章,需要征求作者家属意见。但陈寅恪先生的三个女儿对版权都不熟悉,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编辑便告诉她们,使用印章做藏书票,这事情不新鲜。上次《钱锺书集》第二版也是由江苏省新华书店包销,也曾用钱先生的印章做了一批藏书票。《陈寅恪集》只是循《钱锺书集》旧例而已。

由于陈家姐妹也与吴学昭熟悉,所以当编辑打电话询问印章使用之事时,她们便向吴学昭请教。

吴学昭把这事向杨绛先生通报。杨先生说,藏书票,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原来,2007年三联出版《钱锺书集》第二版时,无论是我还是编辑,都没有意识到需要就藏书票的事和杨先生沟通,出书以后也忘记将藏书票送给老人家过目。这可是个不小的疏忽。

先生生气了。她让吴学昭给三联的编辑打电话,说,“你们这样不尊重作者,我要考虑提前结束与三联的合作。”

当编辑把杨先生这番话告诉我时,我顿时懵住,血一下就涌到脑门上。要知道,钱、杨两先生,是三联是多么重要的作者呀!

事后我才弄明白,杨先生之所以把问题看得很严重,不只是没打招呼就加印盖有钱锺书印章的藏书票,主要是因为她了解到,有人在网上高价拍卖带有藏书票的《钱锺书集》第二版。她担心此事是三联所为。她心里想的是,这些著作的出版,版税她自己分文不取,全部捐献出去,但是出版社却用这种方法获取暴利,岂不可耻可恶?

当然她是误解了,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解释清楚呢?

我问编辑该怎么办?她说事到如今,只能由领导出面解决。无奈,我只好打电话求助于吴学昭老师。请她帮我安排,我要到杨先生府上去负荆请罪。吴老师说,老人家现在气头上,怎么会见你?但是她还是热心帮忙的,建议我写一封道歉信,直寄杨府。

       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

 

          杨绛先生在看我送去的样书

于是我便写信说明了事情经过,信里对杨先生解释说:

2007年10月我们应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的要求,印制了《钱锺书集》精装本3000套,全部交给该书店包销,自己只留了几十套样书。书店方面为推广促销,建议我们给每一套书夹一张藏书票。我们考虑到藏书票的制作和收集本是文化人的闲情雅趣,并无太多的商业意味,附在书上不会为书籍带来不良影响,同时考虑到《钱锺书集》第一版出版后,我们曾为配有红木架的收藏本制作过一批藏书票,现在趁第二版精装本出版时再做一次,似乎不是什么新问题,于是便同意了对方的要求。因为书店提出这一要求时间较晚,当时3000套书已发往南京,所以我们赶制的3000张藏书票是单独包装后用特快专递另寄南京的。这些藏书票夹在书里(或贴在书上)之类的事情都是书店自己完成的,以后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再继续过问。所以,可以说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见过夹着藏书票的《钱锺书集》第二版。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不曾想起要给三联自己留下的几十套样书配上藏书票的事情,在给您送样书的时候,有关编辑早已把藏书票这回事忘记了。这确实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漏洞,导致的结果是三联做了一件损害您的权益的事情,而且事前没有请示,事后又没有报告,以至您在两年以后才得知这件事。作为三联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负责人,我为此事感到非常惭愧和不安,在此恳求您的原谅。”

信写好后,我找到三联出版制作部主任,问他两年前做的《钱锺书集》藏书票,他手里还有样品没有?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找找,便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往外拿。当抽屉的底部露出时,我看到几枚藏书票安静地平躺在那里。

那几枚藏书票正是用钱锺书印章制作的,编号3001-3004。我如获至宝,将它们和道歉信一起邮寄给杨先生,告诉她,这是残存的几枚。

我想,可能就是这几枚藏书票的编号说明了问题,解除了老人家对三联的误解。因为这批藏书票是专为江苏省新华书店特制的,1-3000号全部寄给他们,不在三联手里,而编号3001以后的几枚,两年来无人动用,表明在网上高价倒卖藏书票版本的人与三联无关。

我的信寄出两天之后,吴学昭老师给我来电话说,祝贺你,事情解决了。杨绛先生看了你的信,让我带给你一句话,说:李昕是我老同事的儿子,我原谅他了。欢迎他有空到家里来坐坐。

先生这么容易就改变了态度,令我如释重负。于是我知道,老人家真正关注和在意的,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三)

2011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百岁诞辰。提前两三个月,我们就在编辑部里商量,应该怎样表达我们对老人家的祝福。这其实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情。因为老人家生活简朴,清心寡欲,既不喜请客送礼,又不讲繁文缛节。钱瑗和钱先生相继走后,杨先生一个人和保姆一起生活,物质要求极低。家具不换,衣服不买,一双旧拖鞋穿了很多年。所以过生日时,我们要给她送礼,她总是说她什么都不需要。送花家里没有地方摆,送蛋糕家里没有人吃,若是送别的东西,可能是你给她送去,她当时收下,心里记得是你送的,等你下一次再去,她便说你上次送来的东西,已经在我这里放了很久,我也用不上,你还是带回去吧。

所以,在杨先生看来,如果你想给她祝寿,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煮一碗长寿面,替她吃了,这样你的心意就到了。

老人家如此超凡脱俗,让我们除了给她送一张集体签名的生日贺卡、再送几本她喜欢看的书以外,实在想不出还可以做什么。

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主持人李潘来找我。她说要做一期给杨先生祝寿的专题节目,就在7月17日播出,希望我参与。我听了大喜,觉得这电视节目不是最好的百岁生日贺礼吗?

因为电视栏目是读书,所以节目的内容需要围绕一本书。李潘说,就请嘉宾针对《我们仨》进行对话。她自己做主持人,嘉宾一共两位,我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

张柠是文化学者,擅长评论。所以李潘给我们分工,让张柠多谈些理论观点,让我多讲些故事。她会把不同的问题分头抛给我们两人。

录播的那天,李潘特意穿了一件大红色的连衣裙,看起来喜庆之极,想必是要借此向杨绛先生表达祝寿之意。张柠穿白底黑条衬衫,而我则穿了一件天蓝色的。三个人出场,服饰可谓光鲜亮丽。

李潘主持得有条不紊,张柠的口才极好,似乎不需要准备,便出口成章。我事先写好了一些卡片,但是上场后发现全用不上。摄像头一直对着你,使你根本无法低头去翻阅它们。好在我对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书里书外的故事比较熟悉,便试图用一些故事细节说明某个观点或问题。      

                       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

             杨绛先生在简朴的家里

例如我谈钱、杨二老的人格,说到在文革时期某些知识分子趋炎附势为四人帮效力的时候,钱锺书先生可以拒绝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邀请,追求自我身心的宁静,而杨绛先生更可以用照顾生病的钱锺书先生为借口,婉拒江青邀请她同游颐和园。他们这种淡泊明志,可谓彻底。

又如我说杨绛先生在钱锺书先生眼里,是最能干的妻子。家里的一切,钱先生都要依靠杨先生打理。家里的生活用具,例如电灯、水管、家具坏了,从来都是杨先生设法修理。这样下来,以至于杨先生到了90高龄,仍然可以爬上桌子,再架上椅子,然后踩在椅子上,去修理日光灯管。她家屋顶的天花板有两个清晰的灰手印,就是老人家修理灯管时,用手扶着天花板时留下的。我还拍过这手印的照片呢。

最后我谈到他们的精神境界和高风亮节。我说他们夫妇三十多年不换房,不装修,不买家具,如今家里照样是水泥地面、白灰墙壁、最原始的铸铁暖气。但是他们把两人全部的版税,都捐献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总数已超过1000万元。他们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好读书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的宗旨是扶助贫困学生,让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清寒子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杨先生曾寄语受奖的学弟学妹,永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起于自强不息,止于厚德载物,一生努力实践之。

因为我和清华大学几位获得这项奖学金的孩子有过接触和交流,我还谈到这些孩子在清华成立了好读书协会,定期举办好读书论坛,倡导阅读,成为表率。我也说到清华学子对钱、杨二老感情极深,1998年钱先生去世时,大学生们曾亲自动手折叠了上千只千纸鹤,用细线穿在一起,挂在校园主干道的树枝间、松墙上,那场面非常感人。

我讲的这些故事,可能给不少电视观众留下了印象。事后,曾有好几个朋友和我提起这期节目。

节目播出几天以后,吴学昭老师也来了电话,那口气挺兴奋,上来就说,你们这期节目做得不错,杨先生也看了。

我问,杨先生高兴吗?吴学昭说,用这种方式祝寿,杨先生高兴。但是,她又发现你有个地方讲错了。

我听了心里一惊,忙问,什么地方?

吴学昭说,钱、杨二老在清华大学设立的是好读书奖学金,但是被我说成好读书基金会了。她说,设立奖学金比较简单,但是建立基金会就不同了。那是得按国家有关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需有规范的章程,有组织机构和开展活动的专职工作人员,还要申报民政部门批准,可向公众募捐。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所以杨先生让她告诉我,今后若是再提到此事,一定要把说法改过来,不要一错再错,造成别人以讹传讹。

我再一次请吴老师代我向杨先生道歉,这是第三次道歉了。虽然所涉及的事情不大,但是杨先生的严谨和认真,令我受教。

事后我想,杨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之所以那样令人敬仰,令人钦佩,可能就得益于她那种随时随地对于周边的一切都一丝不苟的性格吧?

 

 

                                              2015年6月25日

                                      载2015年7月17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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