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1] 《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410-412页。
[2] 同上，第416-418页。
[3] 具体可以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3），第3册第315页；朱绍侯主编、十院校《中国古代史》编写组：《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369页；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下册第494页等书中的相关论点。漆永祥提到：“50年代以来，对乾嘉学术的讨论曾几度掀起热潮，但先是批判胡适的实证主义；后又兴起理论热而以论代史；‘文革’中批判封资修，文献整理与研究扫地无余。考据学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并成为学术界反面典型，也成为‘落后’、‘琐碎’、‘务虚’甚至‘反动’的代名词。”见他的《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80页。
[4] 郑天挺：《清史》，见《中国古代史讲座》（求实出版社，1987），下册第470-472页。有趣的是，顾颉刚也写过类似的文章，然而却可以和郑天挺的文章对照起来看：“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现在懂得了些阶级斗争，再来分析这班考据家的出身，就知道他们同工农大众有距离的”，“乾嘉学者中，最有成绩者为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段玉裁三人。王念孙之父是王安国，是宰相，王念孙自己是永定河道，王引之是工部尚书，一门鼎盛，是大官僚、大地主。段玉裁以举人截取知县，在北京时拜戴震为师，出为贵州修文县，四川巫山、富顺县知县，搜括民财，至今四川人不记得他。他在大掠夺之后，四十岁左右即退出宦途，住在苏州枫桥，读书著作四十年，成《说文注》、《尚书撰异》等书。这些书中有川、黔人的血在。”《清代学术历史背景》，见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第313-317页。
[5] 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擅长的经济或意识形态决定论之外，当代史学已经将福柯或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运用到了新史学的研究中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两种取向，广泛被用来描述与分析精英在社会与政治生活里，维持其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支配时所运用的文化霸权形式，而这正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进行分析的。
[6] 《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经学、政治和宗族》，第3页。
[7] 在《郑学传述考》中他有这样的自述：“舜徽志学较早，家有藏书。钦承父教，敦厉朴学。自少诵习经传，即课以郑氏旧注，不令观宋元人经说。复以少耽许氏《说文》之学，锲而不舍，有时以郑证许，或以许明郑，涣然冰释，启悟日弘。因知由许、郑以理群经，有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见《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第193页。从这里可看出，他的学术训练与清儒是一脉相承的，像他这样完全遵守旧学而来的学术功底，在1949年后的当代学人中是相当少见的。
[8] 《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第2页。
[9] 张舜徽：《訒庵学术讲论集》（岳麓书社，1992），第245页。
[10] 不过，张氏所指的扬州学派，期间较一般人认定的长，他向上、下，都做了延伸。此书后来又收入1991年出版的《清儒学记》中。他的研究，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近代学者研究扬州学术的风气，他的许多论点也为后来研究者所袭用。
[11] 参见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前言第1页；张舜徽：《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道路》，《讱庵学术讲论集》（岳麓书社，1992），第39页。
[12] 关于张舜徽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进一步可以参阅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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