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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济宁(五)

(2007-01-24 20:47:12)
分类: 三千大千世界
说说北湖 聊聊水城


“西湖月南湖烟东湖雨犹似这北湖奕气,春日兰秋日菊冬日梅也如我夏日荷花”。这是北湖阁的一副对联。对北湖,我是情有独钟的。这可是江北最大一片水域的一部分啊。
年初看到大众网开了一个分论坛叫“水城论坛”,便兴冲冲登录看,谁知竟是聊城论坛,颇有些不相信。虽然从市报运河游专题上看到有人把聊城称作“江北水城”的,总觉得那是笔误。因为“地球人都知道”,江北最大的淡水湖在济宁境内,称南四湖,包括南阳湖、昭阳湖、独山湖、微山湖四个相连的水域。这片浩瀚的水域,与贯串其中的运河航道一起,构成济宁最悠久的历史和人文景观,也使“江北苏州”的旧称和“运河之都”的新谓有了依托。
很多人说的微山湖其实就是南四湖,不仅因为铁道游击队而名扬天下,也由于殷微子故地和汉张良的留城而名垂青史。眼下沿湖的枣庄甚至邻省的徐州都把微山湖纳入其旅游资源名下,聊城凭借市内一个人工湖便想抢了拥有微山湖的济宁的位置,率先打出“江北水城”的旗号,怎么听都觉得别扭。
江河湖海皆为水,众多濒水的城市似乎都可以叫作水城。在一个区域能冠以水城之名的,不惟仰其水大,必然仰其水名,或者这城市与水有着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历史渊源。济宁地名来源与济南一样,源于城市和古代“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之一济水的关系。另外,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的济宁成为“控引江淮漕运咽喉”、沟通南北水路的大码头,名列古运河七大商埠的行列;在1800公里长的京杭大运河上,曾经出现过依托码头和港口发展起来的四大名镇,江南是江苏的镇江和扬州,而江北两镇是“南阳”(今济宁市微山县南阳镇)和“夏镇”(今微山县政府驻地)。明清直到民国时期,督管整个河道的总督府都在济宁市,也使这座城市凭添了“江北苏州”、“运河之都”的美誉。
且不说总面积1300平方公里的微山湖,仅仅是最北端的北湖,就足以让那些难以见到大水面的北方内陆人艳羡一阵子了。北湖面积9.6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杭州西湖那么大,现已建成城市公园,每逢周末,踏青垂钓,泛舟采莲,品尝鱼鲜,成为济宁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潋滟湖光映绿荷, 烟霞徐染万顷波。拈脆藕,品香螺,芦花深处啭渔歌。”那些在所谓“水城”的人工湖里泛舟的游客,不知是否也能够领略到这种风情?
济宁运河文化根植于中华文明这片古老的沃土之中,它不仅受到区域内的古老文化———孔孟文化长期的洗礼和传承,又开放式地接受了吴越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甚至海洋文化的熏陶和融合,它带着多元文化的因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积淀,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区
域文化特色。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回顾探究它的历史价值,对开发利用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一节运河兴衰与济宁的历史命运

运河的兴衰与济宁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元代以后,运河的兴衰更是决定了济宁的兴废。济宁就象浮沉于运河水波中的一页方舟,时而破浪前行,时而抛矛歇息,但这页方舟毕竟没有沉沦,而且大有变为巨轮之势。

一、与水结缘的济宁

地球第四冰期时代,太行山还是在茫茫冰川的前沿雪线。一万年前冰川融化汇成几条大河横穿华北平原顺势东下直灌鲁西,迎头正是泰沂山脉这把“利斧”,众水之中有的转身南逃而归黄海,有的掉头北窜而寻渤海,这个倚泰沂之威而剪太行之水的“斧刀”就是今日之济宁。济宁自古与水有缘,它三面低洼湖泽相接,烟波浩淼,被称之为雷泽,这里就是那位华胥女履大人迹而生伏羲的所在,也是帝舜即位前捕鱼为生的寄居之地,后人为纪念这位首领,将此高阜之处传称为渔山。据《济宁直隶州志》载:“黄帝轩辕氏划野分疆,建国万区,帝子二十五,少子禺阳受封于任,为任姓,此为建国之始。”夏朝、商朝、周朝三代均属任国。秦朝废国改为郡县制,任城县设在今济宁东南仲浅村附近。由于黄河时常泛滥,为避水,终在南北朝时期的后魏神龟之年(518年)移县治于渔山之南。后周广顺二年因地临汶、泗、沂、洮、济五水而设济州治于巨野,从此任城属济州。北宋清康二年(1127年),任城沦于金,1150年巨野发大水,济州迁移至任城,在原任城县以北的渔山高地定界筑城,一场大水漂来了济州,州县两级衙门会于一隅。元灭金后,巨野水患频繁,世祖八年(1271年)升济州为“府”治,因济水南会泗、北会汶,州居其中而取“济”字,又因“地势高亢,关津险阻”,“能保安宁”又取“宁”字,故名“济宁府”。此时京杭大运河已在六朝官帷酝酿之中了。至元十六年(1279年),由府又升为路,辖三州十六县,此时,已紧锣密鼓地开挖济宁运河。济宁步步升格,声名显赫于鲁西,细察之是沾了水的风脉。

二、运河的兴盛托起济宁的繁荣

济州初治任城时,中原一带连年霪雨浸潦,黄水泛滥,济州同样也是哀鸿遍野,荒凉冷寂。加上正值辽金战云翻滚,阻碍了生产和生活,人也因征战越来越少。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于1278年被俘解往大都时途经济州,留诗《过济州》。诗中写道:“百草尽枯死,黄花自秋色”,“路上无行人,烟人渺萧瑟”,“积潦流交衢,霜蹄破荆棘”,这是对当时济州满目疮痍、凄惨悲情的真实写照。元建国后,江南漕运辗转于河南中滦,颇为繁冗且费用较巨。开凿直穿山东取直北上的运河河道,既经济又便捷,元政权便决定重开济州河。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颜遣都水监郭守敬寻访“自江淮达大都河道”,采纳了汶上人马之贞在鲁西南北运河的建议,由兵部尚书李奥鲁赤主持于1282年挖通了150多里的济州河。河道从济州与任城之间穿墙而过,北连大清河可入渤海,南按泗水经徐州入淮水而直抵长江。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从安山经聊城至临清挖通了250余里的会通河,向北不再过渤海而是入御河直达天津。自此运河全线贯通,江南漕粮经淮南运河入泗水进济宁,再由会通河上行经临清、天津抵达大都,行不离肩,货不出仓,一路摇浆击水将皇粮源源送往大都。济成了南北漕运的咽喉,江南米、中原麦大多由此北运,济宁是皇粮的转运站。这时,济宁地区位置的重要性开始显露出来。明清两朝倍受运河之惠,对济宁也愈加青睐。明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言:“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百通,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明史·河渠志》)这个建议被采纳后,朝廷遂派工部尚书宋礼主持治理。这次疏浚,不仅使会通河全线贯通,而且河道加深,“深则能蓄水,而其深三丈”。在此之后,为了解决运河水源问题,明代前期,在济宁运河区域实施了一系列水量调节工程,这些工程主要包括引水济运、南旺分水枢纽及修筑水柜、水壑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和作用的发挥,使得济宁的地位更加重要,城市规模也逐步扩大,明洪武三年(1370年),济宁左卫指挥史锹崇将原土城“易土为砖”,城高三丈八尺,顶阔二丈,基宽四丈,周长九里三十步。垛口七百六十千,女墙一千八百处,好不威武。明清两代历五次重修,城以八卦形制四门八洞,巍峨壮观气势雄伟,号称“四爻”、“八景”、“十五楼”、“三塔”、“七寺”、“二十六庵”。清雍正二年(1724年)济宁升直隶制,设统辖黄、运两河的河道总署,朝廷命官纷至沓来,金钗玉坠招摇过市,更加刺激了济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全城文风呼啸,交易沸腾。据《济宁直隶州续志》载,济宁是“水陆交冲,舟车云合,郊原沃衍,冈阜星稠”,“冲繁遂甲山东”。“江北小苏州”之号自此名扬天下,济宁成为名副其实的鲁西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真可谓,运河通,济宁兴。

三、运河航运中断及对济宁的影响

京杭大运河及漕运的全盛时期为清康熙至乾隆前期。自乾隆后期始,世风日下,河政逐渐败坏,大灾不断,治河局面逆转。雅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深受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和外国殖民主义列强的干涉侵略,使清代原有的传统漕运事业难以继续坚持下去。尤其是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漕运制度形成猛烈冲击,仓廒和船只被焚毁净尽。光绪年间,运河停运,“八省大漕已不行,视前人所谓市杂荆吴客者,已觉其寥落”(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5,《建置志》),对济宁的经济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发达的商业和加工业,“情移势迁”,减色不少,失去了往昔的繁华。清末漕运的停止,使得京杭大运河在沟通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主导作用丧失。民国时期,政局混乱与动荡,京杭运河及其他运河更趋残破,不仅失去了运输能力,而且还失去了泄洪能力。每遇黄河泛滥,济宁沿运地区受灾最重。国民党政府限于内乱和财力,对运河虽也进行了整修,但多数为修修补补,运河航运已只能维持阶段性运营。在山东运河沿线,张秋与临清由于航运功用的丧失,已完全走向衰落,最惨的要数张秋,民国26年以后,已沦为鲁西的一个普通农村集镇。运河的衰落直接影响了济宁经济的繁荣,但在民国时期,汶上南旺龙王庙至台儿庄间,还可以常年通行木帆船。加上济宁运河区域与津浦铁路平行,且距离很近,沿岸最大的城市济宁又有支线与津线铁路相连,其客货运输大部为铁路所夺,但内外运输的通道没有因运河的阻碍而封闭。经济失去了原先的活力,但却能步履维艰地运行。民国22—23年(1933—1934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对山东省的调查报告称:“济宁为运河沿岸之中心地点,在铁路未筑以前,东自沂州、西自汴梁、南自徐州、北自济南,莫不以此为百货转运之起点,商业之盛,甲于全省,及粮运改途,河道废驰,津浦通车,于是四方商贩,故改由铁路运输,贸易重心,渐将向济南徐州一带,该县市况,顿见停滞,不复如昔之蒸蒸日上”。(《中国实业志》山东省部分)。又称“济宁”自筑津浦铁路后,客货多半改由火车载运,迩时通行运河之船号,仅黄胯子及鱼船二种而已”。该报告所述济宁的变迁,集中地反映了民国时期运河的衰落和对沿岸经济发展作用下降的状况。所幸的是济宁在此时又沾了铁路的光,经济和城市没遭灭顶之灾,而且保住了鲁西南贸易和工商业中心的地位。

第二节济宁运河文化的历史作用与价值

运河文化作为运河的开凿和漕运而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在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它经常以运河通则国家繁荣,运河塞则民生凋敝的警示顽强地表现着它的存在价值。今天,我们把济宁运河文化作为一笔历史遗产来考察,它不仅有着与运河文化密不可分的特征,而且有着地域性的独特内涵,其它社会显现也可以得到验证。

一、济宁运河文化的历史借鉴作用

(一)济宁运河文化告诉我们,交通是经济发展城市兴旺的先行和命脉。京杭运河开通,首先为济宁带来的是兴水之利,即水运交通的发展和便利。在古代,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而借水行舟要比人力车或畜力车搞运输更为省力、省费、省时,所以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即成为我国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给包括济宁在内的沿运广大地区带来兴盛和繁荣。为确保运河的畅通,济宁人民在土地资源、水利资源上也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在运河的开凿、改造、治理与维护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与聪明才智,铸造了运河文化的辉煌。明清时期,济宁为京杭运河上的七个对外商埠之一。清朝末年,由于社会动乱和经济地理条件的变化,特别由于铁路和海运的兴起,黄河截运及北段的水源问题未得到解决,清廷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令,漕粮折银,运河停运。从此,运河废而不治,各段虽有少量的民间运输,但却失去了南北运输大动脉的作用,旧时风光日趋暗淡,运河衰败的如此突兀,运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广阔的地域凝滞或消失,千百年来形成的运河文化也被放置在一个不应有的位置上。随着河运的废弃,济宁也日渐衰落。西风里,斜阳下,寥寥的河运,诉说着其落日的辉煌。由此可以看出,交通之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其位置是何等的重要!没有畅达的交通,便不能很好的开放交流,人们的思想势必保守,经济必然发展缓慢,社会发展必然滞后。因此,我们在运筹经济工作,制订发展计划的,一定要以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首先抓好交通建设,把包括水运在内的交通事业作为经济建设的“先行官”而破关夺隘,冲锋陷阵。以交通线为生命线,去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路通则兴,路塞则衰。我们应当深刻体味运河文化的真谛。

(二)济宁运河文化的内涵,充满强烈的商品和市场意识。随着京杭运河的和济宁运河文化形成过程的演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变,并由此而引起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逐步走向文明。大运河的贯通,为济宁开辟了一条对外开放的大通道。通过这条大通道,长期生活在当时这个偏僻而封闭的小城镇的济宁人,开始走出济宁去外部世界,去感受人类文明。但更多的是,外地人至沓来,驻足济宁,或务工,或经商,使运河两岸逐步热闹了起来,这种“热闹”又由码头、闸口一带辐射全城,进而辐射到周边广大城乡。济宁逐渐成为“东鲁之大郡,水陆之要冲”,“南船北马,百货萃聚”的“水陆交会之区”,运河中段的交通枢纽,水旱大码头,“兵风杂处,商贾借居”,署衙林立的鲁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因而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由府所辖的“济宁州”,升为由省辖“济宁直隶州”,直到清末未再变动。当时的济宁州是“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这一切都极大地刺激和影响着济宁人,使之于耳濡目染中发生了思想观念的转变,他们由好奇、羡慕进而仿效,也纷纷做起了各种生意,努力满足“商贾云集”之衣食住行的需要,从中赚钱,获得比种田更大的效益。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弃农进城而务工经商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追求。人们的产业观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逐步向商品经济发展。在农业上,以棉花、烟草、林果业为重点,带动农产口垢商品化生产及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在手工业上,以皮毛业、酱菜业、点心业为重点,带动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业,是济宁最早兴起也最为活跃的行业。商业的发展,刺激带动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农业与手工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及对外贸易的繁荣。济宁商业的兴起和繁荣,与周边城镇相比,在文明进程中领先一大步。以外地人为主、本地人为辅的济宁经商者们,亦相应地比世代务农的农民们显得精明了许多,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买卖争分文”,在生意场上司空见惯。“济宁州的买卖拦腰砍”、“漫天要价,摸地还钱”,是至今流传在济宁周边广大城乡的一句耐人寻的口头语,更是当年济宁生意场的真实写照。如今,在济宁周边广大城乡一提起济宁当年的商业和商人,人们首先会说:“济宁人,太华(滑)”!不但口碑资料如此,而且在有关历史文献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记载。清末的《邹县志》中有这样一段反映邹县风俗民情的记述:“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啬。”人们口头中的“太华”与方志中的“浮华”,均应作为褒义词来理解。华者,精明也。既是对生意场上买卖之风的概括,又反映了憨厚朴实的庄稼人对生意场的不适应或自愧不如,更多地是称道济宁商人们的精明、机灵和随机应变能力。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了济宁人较周边地区的群众,思想解放得早,观众转变的快,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领先了一大步。当时,有句顺口溜这样描绘济宁:“南京到北京,没有怀庆精;怀庆到济宁,一精也不精。”道出了在几百年经商传统中济宁人炼就的那种善于驾驭天时、地利、人和的灵巧、机警、随和而又坚韧的经商气质。

(三)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注重变革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济宁运河文化内涵丰富,多姿多彩,既有本地的、母体的、传统的文化基因,又有来自外地区的文化因素。就物质文化而言,济宁地区一向是属于黄河文化,而黄河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农业文化。大运河贯通之后而逐步兴起运河文化,而运河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在农业文化之中融进了商业文化,这主要表现在棉花、烟草、林果业生产的商品化,以及建筑在农业商品化生产之上的棉、丝纺织业及其他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等方面。农业、手工业生产商品化发展的结果,使商品经济不断增长,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则是导致自然经济瓦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因之可以这样说,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融合,在当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济宁运河文化先进性的本质所在。就精神文化而言,济宁沿河地区尽为齐鲁之邦,齐鲁文化是济宁运河文化的基因。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随着燕赵、秦晋、京津、江浙等各地文化的传入,与齐鲁文化相交融,使得济宁运河文化具有多样化、兼容性之特点。济宁运河文化的先进性,是其以开放的姿态、虚心的态度,学习吸纳各地文化精华的结果。正是在先进的运河文化的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传统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被打破了,商品经济大发展,孕育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昭示着社会生产关系势必发生变革。“本业抛农务,群情逐贸迁,刹蓝多用染,屑草半为烟。”形象地描绘了在商品经济推动下,济宁经济奇迹般地发展,也透视出了萌发中的资本主义幼芽。《山东通志》载:在济宁直隶州,乾隆五年,“黄孙康雇孙四种园,每月工价小钱二千文,并无文约,系属短雇。”清末民初,玉堂酱园发行了自己的钱票,济宁电灯公司发行起自己的股票。由此足以证明在当时的济宁,确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当时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占有主要地位,在资本主义萌芽所出现的生产单位里,封建势力大量存在,使得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生产,仍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又由于封建统治者对资本主义萌芽进行无情的摧残与打击,致使其发展异常缓慢。尽管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毕竟是济宁社会经济中的新因素,它的出现,标志着济宁封建经济逐步走向缓慢解体的道路。

(四)在继承本土传统文化中,要注意融汇外来文化,并不断优化文化传承。济宁为孔孟之邦,向以儒家文化为自己的传统文化,可谓渊源流长,根深蒂固。然而,随着大运河的贯通,运河文化悄然走来之时,本地固守的传统文化不得不退却几分。“重义轻利”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的观点;“文不经商,士不理财”是本土居民世代固守的一个信条。运河文化则是以浓重的商业气味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因河兴商,因商兴市,济宁人在实实在在地享受着运河文化的实惠。皮革业、烟草业、酱菜业以及各种各样的日用器具制造等手工业蓬勃兴起,能够生产更多的商品参与社会交流,从而吸引了大批外地客商前来批购货物。商品经济越是发展,从业人员越是增加。从自然经济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生活比较富裕,购买力也较旺盛,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城市繁荣的基础。清朝末年,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加工业的发展,济宁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以烟草种植和加工业发达的济宁地区,“其出产以烟叶为大宗,……西客(指山陕商人)利债滚剥遍天下,济宁独不能容,贫农之财不外出,宜其殷富也”。发达的烟草业,支持着济宁的雄厚实力。商业和商品生产带来的经济变化的事实,使人们在不否定传统文化的情况下,逐步接受了运河文化,使运河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了一定位置。这一点,济宁人清楚,那些财大气粗的秦晋商贾富豪门更清楚。清乾隆年间,他们在聊城东关建造的山陕会馆的殿堂中,竞然堂堂正正地悬挂出一幅这样的楹联:“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读春秋”济宁与聊城为沿运的两个大城市,相距仅百多公里,两地会馆联系密切。楹联出现在聊城,但却代表了驻足山东沿运各城市的秦晋商帮们的心声。好个大胆的山陕巨商们,竟敢在孔老夫子的家门口嘲笑起儒家书生和传统的齐鲁文化来了!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此楹联并未惹恼众多的儒家尊崇者和孔夫子家乡的乡党里仁们,或者说人们竟然默认,任其堂而皇之地悬挂至今。这到底是为什么?无独有偶。在会馆内祭祀财神的一座配殿上,铭刻着另一幅对联:“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余”对联的观点多么鲜明,可谓一语中的。两相对照,其意不言自明。通过这两幅对联,足以看出秦晋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差异。就社会形态而言,封建制较之奴隶制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而集中代表了封建阶级利益的儒家文化,则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只是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即将破土之时,儒家文化才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特别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物质文明来说,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运河文化那样大。当然,运河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融汇了包括齐鲁文化、江浙文化、秦晋文化等多种文化成分在内的兼容性文化。但是,运河文化的形成,决不是多种文化成分的等量相加,而是既有渗透融汇,也有冲击和排斥。明显的事实是,在多种文化渗透、融汇的过程中,“利”占了“义”的上风,商业文化占了礼仪文化的上风。融汇而成的运河文化,其显著特征是发展商品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在运河文化的推动和影响下,济宁的工商业获得长足发展,经济大振,一跃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城市之一,“江淮货币,百货云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不事耕桑”。济宁工商经济的发展,既富裕了当地百姓,也为封建政权增加了财政收入。据《元史·食货志》载,元文宗(1328—1329年)时,在中书省(辖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和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叫做“腹里”。)21路和7个直属州中,上缴国库商税额超过1万锭银子的只有晋宁路、嘉定路、济南路、济宁路等7路,其中济宁路的商税额为12403锭4两1钱,居第4位。这是一个令人刮目的位次!运河文化在短短的数百年间,起到了传统文化一两千年没有起到的作用。

(五)教训是最好的老师。在济宁运河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既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也有一些教训。这些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运河贯通之前,济宁原本是鲁西南水乡泽园的一个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小城镇,人们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较为严重,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盛行,特别在开凿大运河触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之时,人们总是患得患失,且不乏争斗诉讼之事。而在大运河贯通后,当外部世界的大千风光出现在眼前之时,人们经历了一个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未免过于漫长,人们思想观念转变得未免太慢。大运河贯通后,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屡有决堤、淤塞、断流之事,随之即有护理、疏浚、改道等治水之举。在这些过程中,不仅有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且破坏了大量耕地,给沿岸人们带来许多凄苦与灾难。为保漕运,官府派员对有关的河道和由泉严加管理,大旱之年也不准百姓取水浇地,而且过高的河堤截断了河西诸水的流通,形成大片的盐碱荒滩,给农业生产造成诸多损失。当大运河贯通,商品经济的大潮涌来之时,对本土自然经济形成极大冲击,在总体上提高了经济水平的前提下,也促使社会产生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较大。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贸业相当发达,成为山东沿运的著名商业城市。但是,城区的工商各业和诸多的作坊店铺大都是外地人创办的,而真正属于本地人创办、领办的较少,这种情况在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外商外资介入济宁的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件好事,完全应予欢迎和支持。但是,本地人不应由此产生依赖思想,长期处于从动地位,而应在外因的作用下使内因发生变化,积极主动地和外地商人携手并肩,共同发展济宁经济。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市面上还出现了无序竞争和不平等竞争及其它不规范的行为,以至于“同行是冤家”、“对门是对头”,哄抬物价,高利盘剥,欺行霸市,假冒伪劣,尔虞我诈等,严重阻碍了济宁经济的发展。此外,还出现了地痞流氓、街霸恶棍等社会黑势力;也还出现了妓院、烟馆、赌场等伤风败俗的场所,曾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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