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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创作自由与作家的份量

(2010-02-28 18:31:37)
标签:

索尔仁尼琴

海明威

老舍

傅雷

沈从文

张力

自由

杂谈

分类: 草民杂感

张力、创作自由与作家的份量

(俄罗斯总统普京2007年6月12日前往莫斯科郊外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这位时年88岁坐在轮椅上的伟大作家。)

 

 

张力、创作自由与作家的份量 

莫 雅 平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些悲剧性片断,如老舍先生投湖、傅雷先生上吊。连沈从文先生改行研究服装,都具有悲剧性意味。追寻他们的心路历程,我发现共同的特点是内心的沉痛,或者说,在肉体死亡之前他们的心已死。那种内心的沉痛,让我想到挂在墙上的秤砣。挂秤砣的绳子绷得很紧,总有腐烂的一天,因此秤砣坠地是必然的。再说,闲挂在墙上的秤砣,已被剥夺了秤砣作为秤砣的权利,其实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秤砣了,挂它的绳子再结实,也改变不了它悲惨的命运。

    对人的心灵来说,保留适度的痛是需要的,也是有益的,这就好比琴弦,不绷紧就难以拉出乐音,而绷得太紧又有可能断弦,再也发不出乐音。正因为如此,一个养尊处优、没有忧患的作家,由于心灵的痛苦不足,其作品很容易流于浮浅与平庸。而一个沉湎于痛苦不能自拔的作家,则由于精神过于沉重,其作品也可能流于绝望而难以实现艺术的超升与自由。这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就艺术表现而言,也是中国古人所谓“哀而不伤”的奥义所在。

    在时下的文艺评论中,大量充斥着一个叫“张力”的词。无数人在满腔热情地使用它,但多数人好像并不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相比那些以无知为理由否决新事物的做派(典型的说法是:我怎么没听说过?),能够热情拥抱并不理解的事物,料想是一种热爱人生的表现,自然也无可厚非。但由于对这个词的理解有可能事关作品的生命力,甚至攸关作家或艺术家的命运,那么对这个词便不可小觑了。下面我就来谈谈“艺术张力”以及文艺赖以繁荣的“社会张力”。

     “张力”是一个外来词,是美国诗人、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发明的,1937年在《论诗的张力》中说:“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这一解说有点抽象,我乐意用更形象的方式来阐释。

    早在至少三百多年前,物理学中就有了“表面张力”的理论。其生活现象是,有些昆虫可以利用水的表面张力在水面上爬行,非常薄的钱币或刀片由于水的表面张力可以浮在水面上。但是假如你触碰一下水面,浮着的钱币或刀片就会沉入水中,这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与地心引力之间的“力量平衡”遭到了破坏。

    作品的艺术张力和液体的表面张力之间,是否有共同之处呢?当然有,那就是“力量平衡”。先暂且不说 “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张力”一词的英文是tension,此词还有“紧张”的意思,而“紧张”意味着有两个不同的力朝“相反的方向”作用,而且彼此平衡。如力量不平衡,“紧张”状态就会丧失——挂秤砣的绳子如不堪重负而断裂,则秤砣会落地,绳子的“紧张”也不复存在。但艺术的“张力”和物理学的“紧张”毕竟有别,简简单单把一个秤砣挂到墙上,我们就很难说完成了一件艺术品。

    和挂在墙上的秤砣相比,藏族人手中那种不断飞旋的转经筒更贴近艺术。因为艺术或文学是一种灵动的心灵事物,它需要飞扬的动感,它的张力是一种“动态的力量平衡”,而不是静态的力量平衡(或称静态紧张)。英国哲学家、作家培根在其《论厄运》中引用了古罗马剧作家、哲学家塞内加的一句名言:“集人的脆弱与神的旷达于一身,乃是真伟大。”培根认为这句隽语有见地却不生动,相反以诗歌来表达要生动有趣得多,因此他引用了希腊神话情节作为佐证:“赫拉克利斯去解救普罗米修斯(他代表人性),凭区区一个陶罐渡过了茫茫沧海4。”以小小陶罐对抗茫茫沧海,伟哉斯人!

    文学作品更大的意蕴空间,往往存在于巨大的反差之中。艺术“张力”中最重要的东西,便是“相反力量的动态平衡”。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辛弃疾的名篇《丑奴儿. 书博山道中壁》找到佐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此篇中有两种相反的力量(态度):一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二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前后对待“愁”的态度变化巨大,颇具动感,其中所蕴含的无奈、愤懑与渴望(他多么希望能为国尽忠,收复丧失的大好河山啊),岂是一个“愁”字所能概括!该诗巨大的想象空间也正好存在于这种巨大的反差之中。

    同样,我们读海子的名诗《黑夜的献诗》(选段),也能看到类似的“相反力量的动态平衡”:

              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

                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

                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

                留在地里的人,埋的很深

                草叉闪闪发亮,稻草堆在火上

                稻谷堆在黑暗的谷仓

                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太丰收

                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

 

瞧,光明与黑暗、丰收与荒凉、生命与死亡,等等,这些元素以富于质感的意象呈现出来,相互冲激,又相互映衬,让人产生无尽的冲突性联想,进而获得这样或那样的感悟,诗的意蕴空间也因此被强烈放大。

    “相反力量的动态平衡”除了表现在冲突性的主题、价值或情感的交互作用与化合上,还可能表现在其他诸多方面。比如,回归艾伦•退特所说的“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艺术张力还可能存在于“字面之义”和“言外之义”的相反相成之中,甚至可能存在于“作者之意”与“读者之意”的相反相成之中,正是诸如此类的相反相成,造就了很多成功作品的多重解读性和意境开阔性,而这正是艺术“张力”的实质所在。 

    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其巨大魅力之一便是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可以说它是一个硬汉捕鱼的抗争故事(海明威说:“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摧毁他,却不能打垮他。”),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关于人生孤独的寓言(渔夫孤身在海中捕鱼,除了偶尔能和小鸟说话,更多时候只能跟自己说话),还可以说它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故事(海是渔夫的衣食父母,温柔时像母亲,暴虐时如严父),你甚至可以从基督教的视角对它进行解读(渔夫和大鱼搏斗,最后竟爱上了这个对手,视之为兄弟,恰如基督所言:要爱你的仇敌。)。

    一部成功的作品是一个具有“相反力量的动态平衡”(或称“张力”)的语言艺术系统,就像前文所说的转经筒。前文所述的转经筒上有一个用链条拴住的小金属块儿,把转经筒旋转起来,金属块就会飞旋。假如旋转速度不够,没有足够的“离心力”,金属块就会坠落。相反如旋得太快,链条又不够结实,不能提供足够的“向心力”,则金属块会飞出去,导致转经筒散架。文艺表现的分寸把握也是如此。在写一首关于女人古典美的抒情诗的过程中,如突然写她的皮肤像多孔的面包,无疑会让读者大为扫兴,也会损害作品的内在和谐,因为这样的意象“离心力”太大。

    由于文艺作品在很多情况下不可避免地成为面向社会的作品,因此在谈论作品的“艺术张力”时,我们没法回避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所处的社会所应具备的“张力”或“相反力量的动态平衡”,因为“社会张力”的丧失,不仅可能扼杀作品的“艺术张力”,甚至会危及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生命。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开篇所述的作家的悲剧性自杀所涉及的问题上。

    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作家不仅是人类美德与理想的颂扬者、倡导者,更应是社会弊端的思考者、批判者。由于人类有太多的缺陷,早在2400年多前,苏格拉底便说他要做上帝派往人间的一只牛虻。批判精神是作家等心灵工作者的良知所在。中国人之所以写不出金斯博格的《嚎叫》,或者,即使有人写出来了,也不会成为被社会认可的经典,在根本上是因为中国人自古没有全社会公认的批判传统与批判权利。相比之下,自中世纪以后,在西方社会“异端的权利”要强大得多,正因为这一点,在二十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虽然苏联和中国有相似的社会现实,苏联产生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巨著。

    作家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他在社会中同时有“向心”和“离心”的两面。当他出于对人类的爱(出于“向心”面)而针砭人类时(表现为“离心”面),如社会不能理解和宽容,其内心的激情便可能被扼杀,其创造力也可能被扼杀。当一个作家不能自主地写想写的东西,不能正常地针砭该针砭的社会邪恶时,其艺术生命就被阻断了。当沈从文先生在新社会不能按自己旧的风格写作时,从他沉痛改行去研究古代服装那一刻起,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就提前死了。

    同样,当年老舍先生投湖,或傅雷先生上吊,究其根源,不仅是由于失去了创作的自由,连人身安全都受到了严重侵害。在如此情形下,别说恪守良知,行使批判的权利促进社会,连自善其身都绝不可能。在如此情形下,自我了结其实是一种绝望而英勇的反抗。真正的作家往往有独立人格,因其艺术个性而貌似异端。作家被剥夺独立创作、自由创作的权利,就像本该压千斤的秤砣被剥夺作为秤砣的权利,与其成为挂在墙上的装饰品,还真不如坠落到地上,在泥土里砸一个坑!

    在更合适文学艺术成长的国度,社会与作家之间往往可见那种“相反力量的动态平衡”。在流亡多年后索尔仁尼琴回归故国俄罗斯,普金总统专程去登门拜见他,因为他是俄罗斯的精神之王,地位比一个世俗政权的总统更加崇高。只有当一个写作者不再仰视权势的时候,他才站到了成为伟大作家的起点上。索尔仁尼琴曾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这是他带给整个人类社会的先知之音。

   “社会张力”表现在社会一方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维护人类永恒的美好价值,同时又制裁人性的邪恶,至少容忍作家之类的人针砭那些邪恶。社会,尤其是代表社会的政府,假如能对作家貌似异端的“离心”行为予以理解和宽容,作家便可能因“离心力”而得以像转经筒的小金属块一般飞翔起来,这便是伟大的作品多半诞生在开明社会的原因。相反,假如只有“向心力”而没有“离心力”,“相反力量的动态平衡”便不复存在,金属块自然要落下来。在三十多年前,中国社会没有“相反力量的动态平衡”,人们只能遵旨说“就是好啊就是好”,不能说任何相反的话,其结果是,那个年代尽管全民写诗抒豪情,却不见有任何具有足够“艺术张力”的诗歌杰作出现。

 

                                                                    2010-2-28,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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