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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侵华的邪恶变奏

(2019-10-09 22: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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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八国联军

沙俄

八国联军侵华的邪恶变奏

 

安立志


八国联军侵华的邪恶变奏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夏天,发生在清廷帝都的事件,无论是叫“拳乱”、“庚子事变”,还是叫“义和团运动”,其主旋律毋庸置疑,那就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

 

当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京津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海军司令西摩率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受阻退回天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向世界宣战。清军与义和团开始进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停舶在渤海湾的外国军舰攻陷大沽炮台。外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再度进犯北京。这些事件,都十分清楚地说明,八国联军的侵略行动,作为世界注目的重大事件,不仅是各国政府关注的中心,也是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必须指出的是,在这场涉及多国军队的入侵行动中,俄国不仅没有缺席,而且始终充当主角。

 

其实,在1900年夏季,俄国及其军队承担的是双重使命。

 八国联军侵华的邪恶变奏


作为集体行动,俄国作为八国联军的主要成员,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了对北京的侵略。在占领满清帝都的军事行动中,俄军兵力仅次于日军,达4800人。且不说俄军在占领北京期间极其野蛮的掠夺、屠杀与强奸行动,通过列强强加于清廷的《辛丑条约》,俄国攫取了全部战争赔款的29%(《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页152),居然占了第一位(达1亿3千多万两白银)。

 八国联军侵华的邪恶变奏


作为单独行动,俄国利用各国列强侵略中国,满清朝廷岌岌可危的天赐良机,打着帮助清廷平息叛乱、恢复秩序的旗号,出动20万大军对我国东北发动了赤裸裸的武装入侵。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俄军之侵入东北,系由拳乱而起,应属于八国联军行动的一部分,理当由各国与中国共同处理。但是俄国别有居心,谋单独解决。”(《中国近代史纲》,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页351)由此可见,在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的主旋律之外,俄军对我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入侵,显然是一场主动的、预谋的、邪恶的变奏。

 

俄国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是1900年7月上旬开始的。此次行动由该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担任总指挥,动员了12个军区,总兵力达20万余人(《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页182),兵分四路,北面从瑷珲,南面从旅顺,西面从海拉尔,东面从珲春,以占领盛京(沈阳)为目标,对我国东北形成四面夹击之势。到10月上旬,在70天的时间内,各路俄军会师辽北,我东北全境沦陷于北极熊之手。(《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页344)

 

俄国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同时,导演并演出的这一邪恶变奏,重复了俄国近代历史上对华侵略的两个基本特征,那就是趁火打劫和背信弃义。

 

俄国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是又一次的趁火打劫。1858年,沙俄趁年轻的咸丰皇帝登基不久,在国内要剿灭席卷南方数省的太平军,在国际上还要抵御英法联军对满清朝廷的步步进逼。在清廷焦头烂额、内外交困之际,俄国一方面充当清廷与英法联军的调停人,一方面充当英法联军的帮凶(俄国使臣多次向英法联军提供北京附近的兵力部署与城市布局);一方面对满清朝廷实行外交讹诈,一方面对满清朝廷实行军事威胁。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趁火打劫,沙俄的罪恶目的达到了,在英法联军向清廷施压之际,俄国成了最大赢家,它迫使清廷签订了三个极不平等的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吞并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富饶的国土。而英法联军除了从圆明园抢去了一些文物之外,他们得到的好处,“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页662)。对于这场战争,远在欧洲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的行径都进行了谴责。俄国1900年夏天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则是典型的故伎重演。它对清廷再次乘人之危,再次落井下石,再次趁火打劫。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与教堂的名义,再次兵临北京城下之际,清廷的军队望风披靡,太后与皇帝连夜出逃。清廷的处境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境遇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前次咸丰北巡,此次太后西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不仅伙同其他侵略者攻占了清廷首都,而且为了一己之私出动大军吞并了清廷的龙兴之地——中国东北全境。

 八国联军侵华的邪恶变奏


俄国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是又一次的背信弃义。1896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割占了辽东半岛。俄国始终将我国东北视为它的禁脔,哪能容忍日本叼去它嘴边这块肥肉,于是它伙同德、法两国“干涉还辽”。这本来是列强之间的狗撕猫咬,昏庸的清廷君臣竟将俄国视为“大救星”。于是派李鸿章赴俄与之签订“中俄密约”。这纸密约以日本为“假想敌”,相约面临日本威胁或侵略时,双方互相支援、共同防御。密约规定,中国同意俄国穿越东北黑龙江、吉林两省修建直达海参崴的铁路,这不仅控制了我国经济命脉,而且侵犯了我国主权,从而把中国纳入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对于李鸿章洋洋自得的“联俄抗日”的外交杰作,历史学家蒋廷黻认为,这正是李鸿章“终生的大错”,因为此后的“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71)2016年5月24日,我曾在香港文汇报发表《老来失计亲豺虎》,也曾谈到这一史实。近代中国历史证明,这纸密约其实是清廷又一次的引狼入室。1897年11月,这纸密约墨汁未干,在德国强占我胶州湾一个月之后,俄国竟然无视中俄双方本系战略伙伴,派遣军舰强行侵占了旅顺口。曾几何时,俄国以“救世主”的姿态让日本吐出、又让清廷重金(3000万两白银)赎回的旅顺港,却被它轻而易举地攫为己有。作为“中俄密约”签字人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对本国这一行动也不以为然,“我们还同中国签订了对付日本的防御同盟密约,并保证保护中国,不让日本觊觎任何中国领土——既然做了这些事情,却又要去夺取中国领土,那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太背信弃义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页105)俄国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中俄密约”并非已经失效的历史文件,因此可以认定双方仍是战略伙伴。甚至在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在《辛丑条约》签署之前,俄国以盟友自居,故作姿态地要率先撤出北京。然而,1901年9月17日,当八国联军(使馆卫队之外)按照条约全部撤出了中国,俄国却再次背信弃义,全面侵占了我国东北,而且一再拖延,寻找借口,强行占据我国东北赖着不走。真可谓好人做尽,坏事做绝。维特伯爵也觉得说不过去,“当我们把军队开进满洲时,我们也曾公开宣称:我军开入满洲只是为了支持北京政府并制止义和团暴乱,……一旦这场暴乱制止后,我们便立即从满洲撤军。后来,暴动平息了,中国政府迁回北京,重新行使职权,但我们却仍然留在满洲。中国政府曾再三请求和说服我们离开满洲,但我们却以种种借口没有离开。“(《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页145)后来由于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对,由于英日之间结成旨在对抗俄国的战略结盟,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声中,俄国才假惺惺地同意撤军。1902年4月8日,中俄终于达成协议,俄国分三阶段(每阶段六个月)从我国东北撤军,恢复东北现状“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清史编年》第十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277)然而,俄国的撤军只进行到第二阶段,又横生枝节,借故拖延,一直拖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两个强盗在中国领土上以中国领土作为争夺对象的战争。由此可见,当时的列强,没有较好,只有更坏。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俄国对我东北的侵略,是十分残酷与野蛮的。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俄兵毒性忍,所至抢掠、焚杀、奸淫,齐齐哈尔之一空,吉林省城百数十万存款及军火,归所有,机器局拆毁,械。沈阳垒、机器、枪弹,一概被瑷珲城被毁,依兰、珲春等城居民被,营口房被焚,沿南满铁路的铁岭、海城、盖,通地横,妇女者不可数计(《近代中国史纲》上,页344)血洗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大屠杀则是其野蛮凶残的铁证。

 八国联军侵华的邪恶变奏


海兰泡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右岸两江汇合处,这个村庄原属我国,1858年被沙俄强占,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1900年7月16日,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开始驱逐和屠杀这里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许多中国人被刺刀活活插死,活着的人“像关进兽栏子一样被赶进警察局”,当晚又被押到精奇里江江边的一个锯木场。7月17日,警察局把所有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谎称用船将他们送到对岸。到了江边,哥萨克军队便挥动战刀,把所有中国人“一直赶进水里”。“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乞求饶孩子一命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割成碎片。”(《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152-153)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一直进行到7月21日,……只有少数身强力壮的男子游到了右岸而逃生。7月22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的中国人全部被“肃清”(同上书,页154)。

 八国联军侵华的邪恶变奏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江口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岸沿岸地带,在这片土地上有64个村庄。黑龙江自精奇里江口转向南流,这些村庄地处瑷珲江东,故称瑷珲江东六十四屯。1858年,在沙俄强迫清廷签订的《璦珲条约》中,曾这样规定,“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34)即使按照这一规定,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国土被沙俄侵占,但保留了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原住民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理权。然而,沙俄连这些边民也不放过。7月17日,在搜捕和屠杀海兰泡居民的同时,一支俄军扑向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把大批中国居民驱赶到一个“大屋中”举火焚烧,逃出者不到半数。几十名俄军“沿屯放火”,将中国居民的房屋“毁尽”。死里逃生的中国居民被赶到黑龙江边,争先抢渡。沙俄骑兵随后追来,“枪击如雨”,“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七十人,其余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至7月21日,这伙强盗把中国居民的村庄“全部捣毁干净”。阿穆尔当局在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屠杀中,杀害了多少中国居民数据不一,史书只是记载,“浮尸蔽江而下,江水为之奇腥”。(《沙俄侵华史》,页156-157)

 

俄军实施的海兰泡大屠杀和血洗江东六十四屯,导致成千上万中国居民惨遭杀害。史书上称这一事件为“庚子俄难”。这些惨案发生不久,针对本国军队对中国领土的疯狂侵略以及对中国居民的野蛮屠杀,列宁曾经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向中国)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279)俄国“动员了许多军区,耗费了亿万卢布,派遣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不过,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同上书,页278)“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同上书,页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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