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文明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后人对历史的评价实际上都是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结果。长期以来，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和进步论的严重影响，国内外无数理论家、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基本上抱一种整体否定的态度。虽然中西方文化优劣比较在学术思想界长期存在，但中国历史被西方标签化的现象比比皆是。

    由此导致我们很多关于历史的文学作品和大众艺术要么轻易否定，要么肆意歪曲中国历史，有的将中国历史庸俗化，或随意编造以迎合某种意识形态。即便有些正面介绍中国历史，经常也因为受西方观念的框架约束，要么对其真正价值认识不足，要么用西方之尺削足适履。整个中国历史在西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就像是一个无处申辩的受气包、倒霉蛋。

    我在《长安十二时辰》的一系列介绍和评论中，感受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对于本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该剧原著的作者是一名80后，有在国外留学和在外企工作的经历。这种个人经历符合我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的期待和评价：只有真正接触和了解西方，才能避免书本对于西方的美化和误导；只有近距离地真实感受西方文化，才能不落入雾里看花的虚幻之境；由此也就更容易摆脱西方的观念条框，对中国的历史抱有真正的“温情和敬意”。

    这并不是说要对中国历史进行美化，而是要求摆脱西方观念的先入为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面对中国和西方。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国力增强、不断上升的阶段，我们提出文化自信，要实现历史的伟大复兴，对于自身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是绝对不可少的。

    也许，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个态度，符合了当今无数年轻人的心态，是该剧受追捧的重要原因。毕竟，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发现，否定中国历史，例如认定中国人有劣根性，把中国历史等同于勾心斗角的宫廷诡计，几乎就等于是否定今天的中国青年。如果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近代第一人，那么，当今中国青年是真正“开眼看世界”的一代人。我毫不怀疑，这一代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年轻人，在看待西方时，比我们的祖先看得更真、更全、更深入。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态度，同时会导致对很多看似绝对的西方定论产生理所应当的质疑。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中讲到唐朝时期的某一种“职业”，被称为“不良人”，他是当时负责社会治安管理的小吏，类似于今天的刑事警察。在众多评论中，很多都对“不良人”有分析、有评价。当然，大众流行作品并不需要承担学术功能，因此，对此问题的分析评价，在我看来还缺点火候。

    我曾翻检多本国内警察院校的教科书，都认定警察诞生于英国，而中国的警察历史起源于袁世凯将北洋部队改装警察后进入天津的时刻。当然，这些教科书都加了定语，称之为“现代警察”。于是乎，英国之前的警察都可以归入“非现代”而忽略不计。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学术定论。即便是“现代警察”，我们也可以明确它的几个特征：非军队，非民众，职业化。按此标准，唐代的“不良人”至少已经具备两个半特征。与此同时的英国“警察”或称治安官，最多具备上述一个特征，即非军队。那么，唐朝具有现代警察起源的职业，为何又被称为“不良人”？

    隋唐开始中国有了正式的科举制度，它所选拔的是“官”，在官员之外，行政工作还需要很多“吏”，中国历史上的“吏”，长期都是一种“役”，即社会上的某些人对于国家的义务。就“吏”而言，它是民众里面较为富裕的人群为政府的“服役”。这项工作没有收入，原则上以家为单位，根据收入不同，每家每年提供人员为政府无偿服务一定时间。穷人无需承担此项服役。

    这项政策类似于现代社会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本意上属于富人多缴税，穷人免缴某项税。但实施长了便出现很多弊病。首先，虽然中国古代的社会调查统计绝对领先于全世界，但毕竟不能做到实时统计，遇到战乱或社会动荡，社会统计难度更大。因此，有些富人败家了，常常没有及时体现在统计数据上，因而不得不在破落之后还承担无偿的义务。其次，像刑事警察这样的职业不是临时找个人就能做的，因此，时间长了便出现一种情况，一个该服此役的人，花钱请有经验的人代为服役。第三，服役者自己也会计算成本，对于大户人家，为政府服务是无偿的，为自家工作是能赚钱的，因此，为政府服役等于个人损失。所以，时间长了，他们往往会利用手中的小权力为自己谋利。例如《水浒》中描述的狱吏，给新犯人打“杀威棒”就可以变相成为弄钱的手段。这种现象在宋朝时被总结为一句话：官无封建，吏有封建。民间则将其简化为“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朝廷需要他，又没办法解决制度性的沉疴痼疾，“不良人”的名称由此而来，也就容易理解了。

    这一现象的改变起于北宋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改革的一项内容叫做“免役法”，它的核心就是富户不用出人承担“小吏”的无偿服役，改为出钱，政府再用这笔钱雇佣合格的专业人员，而不再是无偿服役，从而避免“不良人”的腐败。当然，王安石的“免役法”涉及面很广，并非单单针对刑事警察。这是继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之后，用公平方式雇佣“小吏”的创举，基本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的源头。也就是在北宋，首次出现科举官员被任命为“县尉”的记载，这一制度方式毫无疑问是全世界警察制度的真正源头，不管英国警察是否带上“现代”的帽子，都无法否定这一点。我们国内的教科书跟着英国井底之蛙的论调，将现代警察起源的源头归为英国，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果之一。

    我的这番带有学术性的分析，在《长安十二时辰》剧中未必有深入的阐述。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摆脱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自身的历史抱有客观公正的“温情和敬意”，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有全新的理解，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有更多的自信。本文只是借着这部网剧而举的一个小小的例子。事实上，在中国历史的大范围内，此类工作还有很多。我希望80后、90后，能够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这项重任。

    （注：本文刊于《环球时报》，我写的比较长，刊载时版面有限，删减了不少。这是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