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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删8:中西艺术的苦难主题

(2011-12-10 23: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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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利益集团

艺术

痛苦

苦难

政治

文化

分类: 历史

超删8:中西艺术的苦难主题

    与言论自由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宋朝的艺术成就不用多说,但是,我想说一点它与西方艺术的区别。西方艺术中,经常表现的内容之一便是痛苦和批判,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艺术中,尤其在宋朝的艺术中不多见。或者说宋朝的艺术对痛苦的表达比较含蓄,不像西方那么张扬。同时,中国艺术对痛苦的表现更多个人化,而非像西方那样普遍化。这一现象在我看来,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有关。西方政治一贯是利益集团政治,近一百年来才加入了民主内涵。在利益集团政治体系中,知识分子要么成为利益集团的附庸,要么就是与利益集团对着干。因此,西方艺术无非是两类,歌功颂德,或者痛苦批判。
    痛苦和批判在西方成为艺术常态还有一个原因是宗教。宗教认为天堂最好,人间都是灾难,对人间痛苦的批判,等于是对天堂的歌颂。由于中国古代政治不是利益集团控制的,而是由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掌握的民主政治,也没有强大的一神教,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只要真正抱有“天下为公”的信念,只要朝廷政治能够做到“天下为公”,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必要歌功颂德,因为,做到这一点是应该的。所以,宋朝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留下的艺术品中,几乎没有歌功颂德的内容。只有在某些皇帝私心膨胀的时候,便会出现一些小人,阿谀奉承,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中国政治中对于溜须拍马谄媚小人的排斥,实际上就是对歌功颂德的一种否定。这些歌功颂德的东西也很少流传下来,例如蔡京,和珅等。由于宋朝的政治制度理念就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宋朝的艺术品大多都比较平和,显示出一种安详。
    但也有例外,例如苏东坡的《寒食帖》。对于艺术品的界定,中西方也不同。如果我们把《寒食帖》称为艺术品的话,那么,它的确表达了一些苦闷和不满。这种情况的出现,又要说到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受到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批评,具体原因后面再说。表现在苏东坡的《寒食帖》上,我们可以说,因为王安石的政策至少在执行层面上,违背了“天下为公”的理念,政府带头成为利益追逐者,因而,像苏东坡这样怀有“天下为公”信念的知识分子,便遭到了排挤,《寒食帖》中苦闷与不满的出现,正是这个原因。
    与之类似,当时有一个名叫郑侠的小吏,善于绘画。在王安石变法多年后,郑侠看到了民间的疾苦,看到了百姓生活的辛酸,便将受苦饥民的惨状画了下来。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郑侠的绘画作品,只能通过文字记载,了解他的绘画内容。如果郑侠的这些作品也能算艺术品的话,那么,他的这些艺术品,与西方经常反映的痛苦主题是一致的。为何这种主题未能在中国历史上成为艺术的主要内容呢?我们来看看郑侠的结局。
    郑侠完成这些痛苦主题的绘画后,将绘画作品送到了宫中,皇帝看到了,皇太后也看到了。皇帝也觉得百姓挺苦,但皇帝认为这可能只是少数,而不普遍。然而,皇太后觉得不是少数,我们可以说,这也许是女人心肠,柔情高于理智,最终的结果是,皇帝被皇太后说服,同意停止王安石的新政。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朝廷政治是利益集团政治,为了维护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不顾社会民众的利益,那么,郑侠绘画之类的作品就会不断出现、持续出现,甚至成为必然,成为永恒的艺术主题。但是,基于“天下为公”的理念,民间疾苦反映到了最高权力,而且很快有了民众希望的正反馈,因此,这种以苦难为核心的艺术,便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在中国历史上,这类主题的艺术,大多只能是临时性的。宋朝以后,元朝的关汉卿大量描绘了底层民众的苦难,揭露上层社会的黑暗,《窦娥冤》中唱段令人难忘:

    又听得法场外人声呐喊,都道说我窦娥冤枉可怜!虽然是天地大无处申辩,我还要向苍弯诉苦一番:……这官司眼见得不明不暗,那赃官害得我负屈含冤;倘若是我死后灵应不显,怎见得此时我怨气冲天,我不要半星红血红尘溅,将鲜血俱洒在白练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得见,还要你六月里雪满阶前;这楚州要叫它三年大旱,那时节才知我身负奇冤。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

    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关汉卿这种着力表现痛苦和苦难的艺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并非中国人不会表达苦难,并非中国人没有民间疾苦,关汉卿的艺术已经证明,中国人完全能够把苦难表现的如此刻骨铭心,成为永恒的经典。但关汉卿艺术中的苦难主题之所以高扬是有原因的。关汉卿所处的元朝,一方面,像他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元朝政治倒退为特权等级政治,“天下为公”的理念在元朝没法实现,民间的疾苦无法与最高权力沟通,也无法得到缓解,才有了关汉卿这样的《窦娥冤》,在某种精神气质上,与西方的部分艺术气质相接近。
    这种突显苦难的艺术主题,在宋朝即便有,也不会成为主流。不是说宋朝政治更加愚民,而应该是,宋朝的政治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民间的疾苦。只有在民间疾苦解决的不好时,苦难主题才会临时性地出现。关汉卿笔下的“何为地”、“枉做天”,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宋朝政治理念“天下为公”的呼唤。《水浒传》中的批判性,更主要是元朝知识分子的借古讽今。宋朝的艺术在批判性方面,大多只是苏轼所表现的讽刺和嘲笑。而宋朝的艺术一旦出现宋徽宗的繁花似锦,张择端的歌舞升平,它的命运就快到头了。(我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的序言中写到:张择端画成《清明上河图》图后不久,北宋就灭了。如今,《清明上河图》更多是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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