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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经济如何无视道德

(2009-03-10 21: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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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经济

    最近看了一本书,名叫《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副标题很长——“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2003年出版。作者一位叫拉古拉迈-拉詹,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美国金融学会理事等职。另一位作者叫路易吉-津加莱斯,也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据点之一,关于这本书的评价,以后再说。这里只说一下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个金融方面的例子。
    两位教授在书中介绍说,美国“最近”(应该是在2003年该书出版前不久)出现了一种“圣餐”(Viatical)证券,这是一种针对人寿保险而产生的金融衍生物。比方说,很多人买了人寿保险,有些后来得了大病,例如艾滋病。艾滋病不能进入商业医疗保险,只能自费。但是治疗艾滋病又很贵,得病的人有些不富裕,他们从哪里获得治病的钱呢?于是,有人就想到了他们的人寿保险单。人寿保险单是指人死了之后,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一笔钱,保险单上有指定的受益人。但是,人没死的时候,拿不到这笔钱。“圣餐证券”的概念就是,病人把自己的人寿保险单卖给“圣餐证券”持有人,就可以在生前换得现金,用来治病或养病。
    人寿保险单因为必须在人死之后才能兑现,因此,作为一种金融资产,人寿保险单的流动性很差。而“圣餐证券”的出现,使得本来缺乏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可以加快转换,这也算是一种金融创新。这种创新名义上使得不太富裕的危重病人,获得了融资的渠道和可能。粗听之下还挺人道主义的。但是,稍微多想一下,就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人寿保险单在人死之后兑现的金额是固定的,“圣餐证券”买卖人寿保险,一定要低于人寿保险单上的保额,才有可能在兑现时有利润。那么,如果病人治病的费用超出了最终的保额怎么办?
    “圣餐证券”并不是以人寿保险单上保额的固定折扣,向病人支付现金,而是随时发生、随时支付。当然,它会有一个上限,总是不会超出保额,否则就赔钱了。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做。因此,“圣餐证券”最理想的状态是,刚支付没多少,病人就死了。这样的话,兑现的保额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最大,“圣餐证券”的获利也就最多。这就带来一个商业利益与公共道德的尖锐冲突:持有“圣餐证券”的人,无不希望病人早点死,快点死。一旦医疗技术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圣餐证券”的价值就降低了。病人多活一天,对于“圣餐证券”的持有人来说,简直就是又抢了他一天的钱。
    因此,“圣餐证券”从一开始就遭到道德批判。但是,这种金融创新的推动者们并不受此影响。他们认为,针对单个的病人,会因为单个病人的不同状况,而产生道德负疚。如果把很多人寿保险单捆绑起来,根据整体的、综合的情况来确定“圣餐证券”的市场价格,情况就会改变。首先,商业风险因平均化而降低了;其次,面对单一病人的道德负罪感,也可以被面对社会的“善举”所取代。事实上,虽然打包的人寿保险单变成综合的“圣餐证券”,似乎避免了盼望某一特定病人早点死的状况,然而,从整体上说,人们也可以认为,为了让“圣餐证券”这个金融创新获得最大效益,“圣餐证券”持有人更希望所有卖出人寿保险单的病人全部早点死,他们甚至不愿看到治病救人的医疗技术有新的突破。他们道德负罪感的降低,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本书的作者,两位大学教授是支持这种金融创新的。他们在书中说到:“一方面,人们可以说冷酷无情的金融家利用‘圣餐’证券,从垂危的病人身上榨取最后一分钱;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债券又起了非常重要的、甚至值得歌颂的作用:给那些艾滋病人(最近还发展到其他的垂危病人)提供的必要的资金,以减轻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承受的痛苦”。两位教授继续说到:“恰恰是是因为存在这种追求利益的投资人(或者说是‘贪婪’的投机家),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于所购买的证券的道德意义没有顾虑,才使得这个市场有可能发展起来。正是由于投资者认钱不认人,才使得艾滋病人得到了帮助”。两位大学教授甚至还用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话来辩护。亚当-斯密曾经说:我们每天早上可以吃到新鲜的面包,不是因为面包师傅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需要挣钱。
    对于两位教授的评论,我想说,这一“值得歌颂的作用”,只是商业利益为了美化自己而给自己贴的金。美国人倡导的自由经济,就是在每一个可能的领域的,无孔不入的赚钱。即便它确实给病人支付了现金,也掩盖不了它的罪恶感。跳开商业利益的纠缠,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对于治病救人,并不只有卖出人寿保险单这个唯一的办法。相比之下,英国、法国就有健全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英国、法国的病人就不会面对这种状况,英国、法国的投资人也无需面对这种道德罪恶。这种“值得歌颂”的道德罪恶之所以在美国出现,原因只在于美国社会制度的缺陷。倡导自由经济的美国教授,不反思美国的制度缺陷,反而歌颂“贪婪”有功,鼓吹抛弃道德顾虑,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在赚钱的市场,并非是要治病救人。因此,美国的金融泡沫如此巨大,最终破灭,与这些教授的缺德,有着很大的关系
    至于亚当-斯密说面包师傅不是仁慈,而是要挣钱,我认为,不能把亚当-斯密的话绝对化,哪怕他是鼻祖,哪怕他是泰斗。商业活动对于社会来说确实必不可少,但是,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商业化。在很多有充分商业理由和商业价值的领域,即便具有明显的巨大市场,人类社会的道德与法律,依然会禁止其商业活动。例如,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禁止贩卖毒品。我们虽然不指望面包师傅个个仁慈,但是,我们也绝不希望看到,在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只剩下贪婪,或者被伪装成善良的贪婪。
    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两位美国教授应该好好体会一下2500年前孔夫子的话。“有道”、“无道”,区别很大。个人行为的“有道”、“无道”,汇总起来,就能变成社会的集体行为和风尚。追逐金钱是人的本性,根本不需要教授们的来倡导,只需要合理的疏导。为了某种精神价值而藐视金钱、拒绝金钱,是需要教化的,这才是教授们应该提倡和作出榜样的。一个社会只有建立和维护高于金钱的精神价值,才是文明的体现。

 

 

自由经济如何无视道德

附注:本人与几位朋友合著的一本书即将出版。

这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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