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矛头集中于教会的世俗统治。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人文主义”，就是主张享受世俗生活的快乐。它所反对的是基督教的生活原则：人在现实社会是要受苦的，只有死后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人文主义代表之一，生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1511年完成了一本书《愚人颂》，在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教会之外，还通过“愚人”之口宣布说：这个世界上，有来源不明的快乐。
    在前面的文章里说过，意大利城邦国家由于掌握通过西亚的路上贸易通路，在与东方的垄断贸易中富裕起来。富裕的享乐生活很难与清苦、虚伪的宗教生活结合，“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也就在这个物质富裕的基础上，有了生长的基础。自从阿拉伯人切断了路上通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发现了海上贸易航线，意大利在经济上迅速衰败。文艺复兴的中心也离开意大利，转到了欧洲其他地方。
    与伊拉斯谟发表《愚人颂》差不多的时间，1517年，德国教士马丁-路德引发了一场遍及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一延绵不断的改革，使得欧洲各地对于教会的继续统治已经不抱希望，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大大缩小。那么，有什么权力可以填补教会统治消退后的权力真空？其实，文艺复兴运动发展到一定时期，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关注了。还是那个伊拉斯谟，1515年来到西班牙，为西班牙未来的国王，当时年轻的查理五世写了一本书，《基督教君主制度》。按照这位文艺复兴巨人的设想，教会让出世俗统治权后，其权力真空由君主制来填补。但是，伊斯拉谟的君主制还是在宗教指导之下的。与后来的绝对君主制相比，可以算是绝对神权与绝对王权之间的过渡。西班牙后来也确实按照伊斯拉谟的设计，将王权部分置于宗教之下。西班牙后来的衰落，也与此有关。
    在欧洲其他地方，填补权力真空的是更加世俗化的王权。早在1512年，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就写了一本书《君主论》。这本书讨论的是意大利城邦之间小君主的权力斗争术，与宗教的关系不大。这本书也成为现代政治学的起源。马基雅维利在法国宫廷逗留多年，《君主论》是在他死后出版的。马基雅维利1527年去世，1532年，《君主论》在意大利出版。1548年，《君主论》第一个译本在法国出版，此后还出版过好几个译本。这本书于1559年被罗马教会列入禁书。
    《君主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跨过了伊斯拉谟“基督教君主制”的界限，直接探讨完全世俗的绝对君主，这一不受宗教控制的君主，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虽然马基雅维利长期被人批评，但是，文艺复兴以后的启蒙运动中，很多启蒙思想家都为他辩护。例如，斯宾诺莎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热爱自由，为保卫自由出谋划策的人”。狄德罗、卢梭等人认为马基雅维利“假装为国王献策，实际上是为人民献策。《君主论》是一本共和派的书。”到了20世纪，有人甚至把马基雅维利当成阶级斗争理论中，被统治阶级的解放理论。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未来的“自由、民主、人权”之类，从一开始就与绝对权力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以后再说。
    《君主论》所强调的专制王权，明确提出了“国家利益”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与民族主义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但是，“国家利益”对于世界或国际来说，是一种局部利益至上的概念，因此，它首先遭到了教会的反对。虽然法国后来也出现过反对马基雅维利的声音，但这种反对并没有影响法国国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专制君主。
    由此，文艺复兴后的第一个阶段，可以看成是，以前绝对神权统治的统一的世俗社会，现在变成专制王权统治的分裂的世俗社会。当然，专制王权为了体现自己的绝对性，开始给自己戴上“君权神授”的帽子。在这两种权力的交替中，人们还不太容易看到民族主义的身影。虽然不同的民族一直存在，民族主义的意识也有萌动，例如下文将要说到的英国，但是，自命为普世价值的宗教，不会接受能够挑战其权威、妨害对上帝忠诚的其他凝聚力。这一点，对于最初的专制王权也是一样的。君主总希望自己的权力能够越大越好，一个国王统治好几个民族的现象并不少见。国王需要的是对君主的忠诚，民族主义对于本民族的忠诚，常常会妨碍对于王权的忠诚。
    因此，在文艺复兴之后，神权向王权过渡的阶段，民族主义几乎没有生长的空间，也缺乏后来形成的肥沃土壤，同样，也还没有思想家、理论家，开始播撒民族主义的种子。在那个年代，随着欧洲几个王室的婚姻关系，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变成专制王权的陪嫁、聘礼，转瞬之间倒个手，换一个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老百姓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在任何专制王权底下，他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对于各国王室来说，统治权力从来不会因为民族而成为界限。因此，当法国强大的王权成为欧洲最奢华、最附庸风雅的楷模后，很多王室都以模仿法国为荣。欧洲其他王室宫廷里，例如英国、俄罗斯等，都以说法语为荣，都以模仿法国宫廷生活为时尚。这种现象在后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排斥民族主义的专制王权已经开始为民族主义准备化肥了。这一催肥剂，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1577年，在批判马基雅维利的名义下，法国人让-博丹首次提出了现代意义的“主权”概念。也就是说，在基督教普世权力消退之后，欧洲很快出现了独立的“主权”概念。博丹认为，主权是君主“不受法律限制的，对臣民的最高权力”，“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最后指挥的绝对权力和永久的权力”，因此，主权是永久的、非授权的、不可抛弃的。
    这一主权概念，首先是为王权服务的，绝对的主权就简单等于王权。法国国王说：“朕即国家”，就是这个意思。其次，这一主权是没有约束的，不可挑战的。这种绝对性，其实是对以往绝对神权的反弹，是拒绝神权干涉王权的坚定态度。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当神权再也难以抬头的时候，这种绝对主权把世界带入了疯狂的战国时代。虽然欧洲后来的历史让这一主权受到了内部的制约，但是，在对外关系上，不受约束的绝对主权延续了约400年。当国家利益、国家主权的掌握者不再是专制君主的时候，民族主义立即填补了新的权力真空。但是，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明天接着说英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形成的。

英国为何没有《宪法》

一个美丽的政治童话

“普世价值”不靠谱

自由主义者应该反思

现实的人和概念的人

自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