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官僚多》一文的跟贴中，一个化名“有实无名”的匿名帖子写到：“……这一条是俺自己瞎琢磨的。文章透出来中心意思是：中国古代的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要比什么三权分立、现代法律制度来得效率高、给老百姓的负担少。俺说的对吗？”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应该说，中国很多古人就是这么想的，这也就是盼望“贤明君主”的思想基础之一，同时也是欧洲启蒙运动期间，“开明专制”思想曾经风行一时的深层基础。由于社会管理不可能君主一个人包办，这个思想也就延伸到了官员的头上，对于官员道德品质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就是要避免互相监督造成的社会财富浪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说，在古代社会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这样的一个要求还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则基本不可能。
    现代社会利益错综复杂，道德制约因素大大隐退，即使再贤明的君主、官员都不能令人放心，于是，各种各样的制度形成的监督便有了存在的必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监督制度是基于对他人的不信任，因此，监督就变得无所不在。

    举一个例子。在司法系统中，检察院、法院和警察各自独立的设置，本来就是要互相制约和监督，检察官的责任之一就是监督警察。然而，现在有人提出，如果检察官滥用职权怎么办？例如，一个检察官起诉的案件，80%最终都被判无罪，让人怀疑检察官起诉当事人只是为了给当事人制造麻烦，或达到其他目的。因此，对于检察官也应该监督制约。然而，按照监督的规则，内部自我监督往往是无效的，因此，是否应该在检察院之外，再设立一个监督检察院的机构？其实，这就是监督制度的恶性循环：谁来监督监督者？除了虚无缥缈的上帝之外，谁可以充当最终的公正裁判？

    现代社会解决的办法之一是舆论监督。然而，舆论不见得永远正确，舆论也有很多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舆论也有与利益集团的深层关系，而且，舆论监督更多只能在事后发挥作用。同时，掌握舆论的媒体也有一个被监督的问题。最终的办法就是互相监督。互相监督一方面容易造成官官相护；另一方面会造成互相扯皮，效率低下；更主要的是极大地消耗社会财富。
    不管怎么说，互相监督的制度设定的确部分避免了权力的滥用，但是，它的代价就是官僚体系的庞大臃肿，社会财富巨大的消耗和浪费。这种社会管理形态，在一个整体财富并不富裕的社会中，很难实现。只有在财富庞大积累的状态下，才有为监督而大量消耗财富的基础。

    当然，在社会整体财富并不丰富的状态下，由于财富分配不均，也不排除某些社会局部，可以用这种方式实现局部的监督。例如古希腊奴隶主之间的民主监督，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与国王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甚至包括黑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只能维护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

    因此，回到“有实无名”的跟贴。没有一种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专制制度已经被历史基本否定，分权制度以及配套的监督制度成为历史的潮流。要接受这个大势所趋的制度，也必须忍受它的弊端。而它最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系统大量消耗社会财富。
    在《现代社会官僚多》一文中，我提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警察比例。针对这个数据，曾经有人写文章说，美国的人均GDP是4.2万美元，267人养一个警察，折合1121万美元养一个警察。而中国的人均GDP是1700美元，928人养一个警察，折合157万美元养一个警察。因此，中国老百姓在供养警察者一项上，比美国人高出7倍以上。

    这位作者的这篇文章的意思是，中国的警察其实比美国警察的相对成本更高。由此可以推论说，中国的公务员系统比美国相对成本更高。这个推论完全成立。但是，这个推论的正确并不能成为中国减少警察数量的理由，也不能成为中国裁减公务员系统的理由。相反，在当今中国正在形成的西方式的现代化体制中，大量制度的欠缺，还有待于监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中国目前的官民比例为1：40，而美国是1：15。从现代化的标准来说，似乎中国的公务员系统还远远不够，再增加一倍也达不到美国的水平。在美国式的现代化模式中，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只有获得更多的财富，从而使我们也有浪费的本钱。
    现代社会的管理层面庞大，头重脚轻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政府领域，也同样出现在企业。这也是古代和现代不同商品经济模式决定的。举例来说，武大郎的烧饼一般都是卖给街坊邻居。即便有些游客来买，万一烧饼出了问题，游客返回头来找武大郎算账也很容易。而且，武大郎的烧饼加工点街坊都知道，武大郎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因此，武大郎一定是很自觉地保证烧饼的卫生和质量，几乎不需要现代的质量检验部门、卫生防疫部门、食品安全机构、城管大队等等。个人自觉代替了法律的强制，大大减少了对官员的需要。而一个现代企业，外部监督机构不说，繁琐的内部管理工作就多如牛毛，很多在外国企业工作过的人都有此体会。外国企业管理的繁琐，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官僚。仅仅ISO一项，就增添了无数的管理成本，其繁琐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综上所述，现代化制度必然造成管理层面的庞大，官僚体系臃肿是现代化制度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个膨胀的官僚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前提就是财富极大的集中，然后极大的浪费。法国最近开始对臃肿的官僚体制开刀，根本原因是法国近年来财富增长缓慢，官僚制度开始成为累赘。官僚系统的腐败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西方社会的腐败现象相对较少，是因为大量消耗社会财富，设置种种监督机制的结果。可以预言，一旦西方社会的财富不可避免地减少或下降，腐败必将大量滋生。西方模式的监督机制，完全是建立在浪费财富的基础上的。
    因此，我要重申老调重弹的观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在解决官僚系统庞大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探索如果能为全世界提供可借鉴的榜样，无疑将成为现代化的福音。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在于，社会管理不能单单依靠法律，不能完全依靠互不信任的监督制度，而应该同时依靠道德自觉，依靠人与人的互信。道德与法制共同发挥作用，才是解决官僚体制臃肿的有效方式。即便中国今后也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为何不用在造福人民的具体项目中，而要像美国一样浪费在官僚系统的无底洞中？监督制度把所有人都当成潜在的坏人，这样的社会是令人窒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