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刘仰
刘仰 新浪个人认证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45,021,899
  • 关注人气:242,797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相关博文
推荐博文
正文 字体大小:

中国热为何迅速消退

(2007-02-15 02:51:00)
标签:

启蒙运动

中国传统

分类: 历史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系列片,在讲述俄国的一集里,专门提到沙皇彼得大帝到欧洲作学徒的事情,却没有提及彼得大帝同样醉心中国文化的情况。彼得大帝新建的皇宫和花园里有大量中国风格的园林和家具摆设,还有专门中国风格的客厅、餐厅、书房和卧室。他还专门派人到中国采购中国物品。如果不是路途太遥远,不知道他会不会自己亲自跑一趟。彼得大帝亲自劳动的那个小木屋门口,放着两个中国石狮子,底座上用中文刻着它们的来历,光绪32年从中国吉林运到彼得堡,这是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安放的。

    受彼得大帝的影响,以后的几个俄国女王和沙皇,都对中国羡慕不已。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沙皇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幅员辽阔的俄国来说,是加强统一、维护皇权最好的借鉴,因此,他们把中国的典章制度视为一种理想。叶卡捷琳娜女王在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通信中,甚至表示要学习中国皇帝的开明政治。经过几代沙皇的努力,俄国所拥有的中国艺术品和文化典籍数量惊人,仅中国古代典籍,数量就达70万件。俄国所拥有的中国民间艺术品,也足够开一个中国民俗历史博物馆。

    除了皇室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爱好之外,中国古代典籍的俄文翻译也规模巨大。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俄文版本就有几千种,出版数量累计千万册以上。光白居易的作品,就有6种俄文版本。全世界第一本《中国文学史》就是俄国人写的,出版于1880年。18世纪,东正教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但是中国的繁荣使得东正教传教士失去了在中国传教的勇气。19世纪中叶,一位俄国汉学家说:“耶稣并不比孔子高明”。

    中国经典著作《道德经》的俄文翻译者是大文豪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关于中国诸子百家的专著有10种,他说:“中国的孔子、孟子,对我影响很大,老子的影响巨大”。托尔斯泰认为,他所崇尚的不抵抗、道德自我修养、博爱等等思想都来自中国经典古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对自己的人生要求。

    俄国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从小就学习中国诗词,他评价中国的《三字经》是“三字圣书”。普希金身前还向沙皇申请,参加前往中国的使团。如果不是他英年早逝,不知道这位俄国诗人亲身来到中国后,会留下怎样的篇章。

    苏联时期的院士阿列克谢耶夫曾经说:“……艺术的完美和哲学的精深,唤起本国对中国的迷恋。这股潮流100多年来,深深影响了欧洲精神生活的所有流派”。

    当我们说完中国文化曾经在欧洲引发的巨大的中国热之后,我们必须问一下,这场“中国热”为何迅速消退?曾经令欧洲羡慕不已的中国,为何突然落入了历史的深渊?

    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希望在欧洲建立一种不同于基督教会统治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因此,在启蒙运动最兴旺的时期,道德、理性、博爱、平等、民主、自由之类的概念非常引人注目,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完全能够在这些层面上,与启蒙思想沟通。然而,启蒙运动打垮了教会统治,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后,试图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任务并没有马上完成,因为它遭遇了一个连它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东西,那就是工业革命。

    欧洲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改变社会速度之快,令欧洲的思想家都目不暇接。在这个阶段,经济和科技成为主要的发展方向,而启蒙运动试图建立的理性社会制度和道德法律体系,并没有真正完成。欧洲重新陷入道德失控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二次大战之后,欧洲才痛定思痛,使得社会秩序基本成型。

    因此,当工业革命替代了启蒙运动未完成的任务,成为欧洲的主流后,原先启蒙运动所主张的道德、理性,被创造和拥有财富所取代,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下,当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在工业革命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创造财富的落后,使得中国的一切光环都迅速消失。此时的欧洲,启蒙运动时代充满理想主义的高歌猛进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各种经济理论和科学著作的兴旺,在社会层面上,批判欧洲社会拜金主义的声音渐渐盖过了启蒙运动树立理想的声音。

    鸦片战争之前,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大多由热心宗教事业的某个富裕国王提供资金,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自己出钱,派遣6名传教士来中国。更早的时候,西班牙国王负担了上千名传教士的生活费用,驻扎菲律宾,等待进入中国的机会。在那个教会势力强大的时期,虽然教会在欧洲充满了腐败,但是,愿意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大多还是富有奉献精神的传教士。进入19世纪,中国被迫重新允许传教士到来的时候,像利玛窦那样怀着高度奉献精神的传教士也越来越少。

    19世纪中叶,重新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教会势力和地位的削弱使得一些个人品质低下的人也进入到传教士队伍中,他们怀念着教会在欧洲曾经拥有的风光,试图在中国找到在欧洲失去的优越感,因此,有些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中世纪最落后的那套东西,例如,有些传教士享受所有女信徒的初夜权,与女信徒建立淫乱的性关系。还有一类就是抱着发财梦的传教士,例如八国联军时期,法国传教士樊国梁从清朝户部尚书立山家中,一次就抢走了白银百万两以上,贪污进自己的口袋。还有一类传教士是以前没有在中国出现过的,那就是新教传教士。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基督教新教,在鸦片战争之后来到中国。他们的资助方式与原先的传教士发生了改变。新教传教士这种受资助方式的改变,使得他们的服务内容也发生了改变。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根本不知道中国在哪里,由此可见当时美国对中国多么缺乏了解,而弥补这种中国知识缺陷的,一部分就是来自美国的新教传教士,收集资料和情报成为他们的工作之一。有的传教士甚至直接为本国政府制定战争和经济侵略计划,例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他一手策划了德国在中国的侵略计划,使得青岛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大多对中国比较尊重,他们笔下的中国,大多都是正面的形象。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居高临下的态度日益明显,有些甚至到了蓄意丑化的地步。这个现象的背后,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鸦片战争之后,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以赚钱为第一标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被西方人看不起,一旦失去了经济的领先,中国的一切美好,在资本家眼里都烟消云散了。第二,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来到中国后,大大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稳定经济,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大批中国人的失业,经济生活指标急剧下降。西方工业造成的生存压力,和社会秩序的丧失,使得中国社会突然进入失控的状态,道德约束力大为降低,西方人所带来的唯利是图,进一步加剧了道德沦丧。启蒙运动时期所描绘的美好中国,甚至让人怀疑是否真实存在。
 
    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的衰落是从鸦片战争之后,突然开始的,如果不是西方工业化的侵略性,中国的衰落不至于那么惨。1793年,英国人马嘎尔尼因不愿向乾隆磕头而被拒绝接见,乾隆说了那番著名的话,“天朝无所不有”之类。同一时期的荷兰人愿意磕头,也被拒绝。1816年,英国人阿默斯特再次带使团来中国要求通商,由于此时英国正在攻打中国的藩属尼泊尔,嘉庆皇帝根本没有见他。但是,阿默斯特在他的日记中依然对中国充满美好的描述:
 
    到处显得平静安宁,我们看到的是满意的神情和幽默的兴致。……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注:2亿左右)乞丐如此之少真令人惊异。……对生活必需品的满意和享有,说明政府不可能是糟糕的。……较低阶层的中国人看来比同一阶层的任何欧洲人都更整洁。……破衣、脏衣甚至旧衣服都不常见。……所有兵站都整洁地用石灰粉刷、涂上颜色而且维修良好,农民住的都是整齐的砖砌房屋而非泥舍。寺庙美观而且很多。
 
    当然,阿默斯特只到达中国的沿海地区,没有进入中国的内地,描述应该说不算全面。但是,这段描述与鸦片战争仅仅相距30年。现在有人说,中国人不爱干净等等的劣根性,看了这段英国人的描述,就应该知道,那些所谓的“劣根性”都是工业化西方国家到来之后,其强大的侵略性,将中国人逼到了死亡的边缘后才造成的。在工业化的侵略下,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道德、教育、社会秩序被彻底破坏。工业化以后的西方,在疯狂的发财欲望驱使下,对中国采取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野蛮暴行。
 
    在这一时期,即使一些表现良好的传教士,在东西方交流上也采取了与早期传教士完全不同的方式,主要方式有办学、办报、出版等。原来平等的双向交流,渐渐成为不平等的单向输入。虽然,从17世纪开始的“中国礼仪之争”依然没有结论,但是,随着启蒙运动后教皇、教会权力的削弱,传教士队伍五花八门,已没有多少人再关心这件事情。1939年,罗马教廷撤销了有关中国礼仪的一切禁令,这场推动中西方交流的争论,才彻底结束。换句话说,康熙当年针对梵蒂冈的强硬态度,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也不允许基督教传教,直到1813年,仅允许传教士开办学校。)

    对于中国自身来说,首先是对外部世界严重缺乏了解,以为还可以像康熙时代那样,对西方采取强硬的措施,殊不知,此时的洋人已全然不是当初的洋人。当初的传教士可以花着国王的钱,耐心地等待;现在的资本家不会愿意花着自己的钱(有可能还是借来的),在中国的国门外消磨时间。他们的机器每天都在转动,成本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他们必须把商品立即卖出去,他们迫不及待地垂涎着中国这个最大的、有消费能力的市场。工业化之后渴望发财的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带领下,令中国上上下下完全措手不及,这种新的财富游戏规则,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玩过的。
    其次,几千年来,中国历朝政府的威胁都是来自陆地上的邻居,或者内部。直到18世纪,来自海上的洋人在中国人看来,充其量和当年的倭寇差不多,采取坚壁清野的措施就可以对付,海洋似乎是传统中国人眼里的天然屏障,却没有想到,这些新来的洋人最主要的攻击力就是在海上。陆地上的战争主要靠人,而海洋上的战争,主要靠钢铁。清朝晚期,国力衰退,左宗棠还可以获得陆地上的胜利,李鸿章却败给了小小的日本,足见中国人对于海洋依然缺乏驾驭能力。
    第三,传统的惯性巨大,改革应变的能力很差。即使在器用方面试图“西学为用”,观念上依然抱持着优越感,没有用平等的心态去看待西方,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值得借鉴的。还不如小小的日本,及时调整了国家发展方向。
    第四,工业化的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留给中国思考、应变的时间也不多,空间也不大。从瓦特发明蒸汽机算起,西方工业革命积累了100多年的力量,才向中国发起真正的进攻。中国即使想赶上工业革命的步伐,诺大的国家也需要时间。但是,在主权尽失的状况下,即使有时间,作用也不大。鸦片战争60多年后,清朝就灭亡了。此后的中国,救亡图存成为第一重要的事情。
    这几个因素造成中国在西方的巧取豪夺下,无力应对,一落千丈。工业革命巨大的破坏旧世界的力量,几乎彻底葬送了中国的优秀传统。

    工业化带来的疯狂,一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也是西方自我深刻反省,吸取教训的结果。而中国在西方的强大攻势下,为了挽救民族的存亡,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大喘气,终于挺过来了。如今,中国人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繁荣,寻找发展的新道路。面对当今西方社会重新出现的中国热,我们不应该得意忘形,沾沾自喜。回顾近代史上东西方交往的经历,我们更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正确认识自己的缺点,真正看清自己的长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文化优点和缺点,东西方文化互相借鉴弥补,才是人类未来的正确方向。200多年前,莱布尼兹就说过,中国和西方是人类的两大文明高峰,只有相互结合,才能给人类找到真正的出路。

    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我们冷静地对待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
 
终于写完了大致的思路。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相关文章:

海禁不等于闭关锁国

倭寇里的中国人

明朝后期海禁政策的反复

明朝对外开放的成果

清朝海禁与对外贸易

闭关锁国论的谬误

明治维新告诉我们什么

何必好为古人师

中国衰落的转折点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Report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0520066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