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西方传教士早期在中国影响较大的都是耶稣会成员，除了利玛窦之外，后来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士宁等都是耶稣会成员，也都是有学问的专家。除此之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自己出资选派的洪若翰、白晋、张诚等6人传教团，除了都是耶稣会成员外，还是当时的法国科学院院士。在这一点上，其他天主教派传教士的知识水平普遍不如耶稣会传教士，这也是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长期受到欢迎和善待的重要原因。这批才华出众的耶稣会传教士给中国带来很多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相反，其他天主教派带到中国的大多是欧洲中世纪落后的东西，糊弄不了有文化的中国人。
简单举几个例子。中国的第一个《几何原本》译本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在1609年完成的。比欧洲晚了350年。不过，欧洲开始建立现代科学体系也大致是从17世纪开始的，因此，中文《几何原本》的出现，还是非常及时的。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这个时间只比伽利略天文望远镜晚二十年。
西方在培根倡导“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论之后，开始发展出基于实证方法的现代科学。明末的中国，也有了实证方法的萌芽。与培根大致同时代的徐光启主张：“深伦理，明著教，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当时中国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如朱戴育的《律学新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还很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响应。1627年，开普勒的天文学著作在欧洲刚刚出版，他立即寄了一本到中国。
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在向中国传递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向西方传递着中国文化。上面提到的耶稣会传教士白晋是一个数学家，1698年2月，白晋在给著名思想家、数学家莱布尼茨的信中，把设计制造“八卦图”的伏羲，同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相提并论。在1700年11月致莱布尼茨的信中，白晋把《易经》看作中国和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著作，并且断言伏羲的数学理论同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学理论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哲学同柏拉图哲学和古代希伯来哲学也是一致的。在其1701年11月致莱布尼茨的另一封信中，白晋更进一步称伏羲为“哲学王”（柏拉图的概念），强调指出伏羲的数学体系同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几何级数理论的一致性。而莱布尼茨在1703年发表的《关于二进位算术的补充说明》中，也坦然承认他的二进位与伏羲的八卦之间有某些相同之处。
然而，这种良好的局面由于“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宗教顽固分子的武断立场，不断遭到挑衅。这些沿袭中世纪愚昧观念的教派，为了反对耶稣会在中国的得势，极力夸大和强调中国落后的一面，例如，中国没有宗教（黎鸣之类企图以宗教拯救中国的人还忤逆他们的老师，偏偏说中国有“儒教”），中国都是无神论者，中国执行“杖刑”等体罚的落后制度等等。其实，以多明我会为代表的教派，自己就是欧洲最丑陋的体罚典型，在他们的宗教裁判所里，残酷的体罚和死刑制度后来在欧洲也遭到猛烈批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妖魔化中国，最初是从梵蒂冈教会开始的，双重标准也是从教会开始的。
对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指责和批判，耶稣会传教士也进行了抗争。向西方传达真实的中国，就是他们抗争的手段之一。耶稣会传教士一方面坚持利玛窦时期形成的在中国传教政策，另一方面向欧洲广泛地介绍中国，其中包括陶瓷、丝绸、家具、绘画等等器物最容易受到普通人和王公贵族的欢迎。这种器物方面的传播大大影响了欧洲洛可可时期的艺术风格，从装饰、建筑到绘画，以及中国人发明的壁纸，在当时的欧洲大为流行，很多国王争相建造“中国宫”，或“中国室”，大量收藏中国艺术品，甚至定制中国艺术品。欧洲的皇家园林在这一时期也经常出现中国园林的风格，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留存。当时的巴黎，只要有点钱的人家，几乎都必然有中国工艺品。
除了器物方面的传播之外，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制度、法律也大量传到西方。他们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经书，试图向欧洲教会证明中国不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虽然200年后，辜鸿铭不厌其烦地指出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古代经书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但是，这些中国古代经书的翻译，确实让欧洲更多地了解了中国。
梵蒂冈教皇彻底破坏了这个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局面。康熙在位时，教皇平息了耶稣会和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争端，做出了裁定。教皇接受了多明我会等顽固教派的主张，认为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等民族礼仪是迷信活动，严令禁止。梵蒂冈教皇的这个裁定，彻底否定了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政策，最终导致康熙全面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使得中西方交流产生严重阻碍。今天我们评价康熙时期的禁教决定，如果仅仅只看到闭关锁国的一面是不准确的，还应该看到西方教会的傲慢无理，自以为奉着“上帝的使命”，就可以不尊重他人。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梵蒂冈教会，确实比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耶稣会要落后得多。
但是，康熙时代全面禁止传教的决定还是留有一些余地。康熙先是允许遵守利玛窦原则的传教士留在中国继续传教。全面禁止后，宫廷里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没有完全驱逐。乾隆在位期间，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任宫廷画师，1749年，王致诚在寄回法国的一封信中，大力赞美已经完工的圆明园，称赞圆明园人造景观与自然景物的完美和谐，圆明园的水岸都是弯曲的，布满各种自然景物，不像欧洲的园林那样都是笔直的，人工雕凿痕迹非常明显。在这封信中，“天然”这个概念多次出现，强调了中国人“师法自然”的优秀传统。圆明园由此被誉为“世界之园”，也引起了后来欧洲强盗的垂涎和嫉妒。到了现在，法国非常强调河流的自然状态，河岸和河底都尽量保持天然原貌。这种做法显然是从圆明园学来的，可惜，现在的中国人转而学习西方，看看北京城里的“昆玉河”，河岸僵硬，河底都铺上水泥。丢掉自己的好东西，学了西方的坏东西。
与康雍乾嘉四个清朝皇帝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相对应的，是十八世纪首先在法国出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继文艺复兴之后，再次对欧洲教会展开激烈的批判。从这个角度上说，清朝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与欧洲启蒙运动有着相似的作用，都是对腐朽的欧洲教会的批判和反抗。由于欧洲与基督教关系非常紧密，总是纠缠在一起，很难分离，因此，启蒙运动对于中国可以把基督教拒之门外，感到羡慕。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我们没有理由说欧洲抵制基督教是正确的，而中国就是错的。在当时的启蒙运动看来，教会就是落后、愚昧的象征。
欧洲启蒙运动更是从传教士传回的中国古典叙述著作中吸收了大量的营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他们反抗教会统治的有力工具。启蒙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把儒学、把中国文化定格为“人文主义”，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据此断定中国文化是一种与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西方基督宗教文化不同的世俗文化。有些启蒙运动领袖，直接把中国比喻成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
现在有人说中国缺乏“人文精神”，而当初欧洲人还在向中国学习“人文主义”。举例来说，“人命关天”是中国非常古老的观念，突出强调了生命的重要性。而且，中国人一向反对自杀，也很少自杀。反观西方，自杀很常见，因为，在西方有一个“天堂”可以让人们轻视现世的生命。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杀现象，大多都是受西方毒害的结果。今天，中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其实就是复兴中国的传统。
明天再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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